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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简史:中周与晚周时期的成就及其意义

【摘要】:正是这种状况,使得更好的机构组织、纪律、新的战术和武器得以涌现。除源自于理论数学和纯科学方面的部分思想外,在公认为由同时代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就中,中周和晚周时期的中国人实际上已成功完成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中周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北方几个诸侯王的权力更为强大,统治范围扩展到长江流域,分封了吴和越这两个诸侯国。吴越这两个新的诸侯国地处东南部,长江便是在这里通过三江口直接进入东海。晚周时代的特点是,日益强大的楚国控制了几乎整个长江流域(楚国在公元前334年吞并了越国),秦国则向北方和西部进军。其结果是,这两个诸侯国为争夺中原的最终控制权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周王室灭亡后。正是这种状况,使得更好的机构组织、纪律、新的战术和武器得以涌现(前223)。

正如这是一段社会政治处于大动荡的时期一样,它也是富有创新和发展的时期。中国人将这段时期称为古典时代:他们最著名的一些诗歌散文即创作于这一时期;法令开始被记录下来以便于公众知晓;市场日益增多、货币经济开始出现;工艺和生产方法有了改进,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肥料、灌溉和曳犁;在制造一般工具和兵器时,铁开始取代铜;科学和思想有了重大飞跃,越来越多的新思想越过疆界的障碍到达西部和西南,并激发他们本土的天才人物。事实上,中国处于一片混乱可能有助于这些发展,因为这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正统的宗教和起支配作用的统治政策。

周朝中期疆域图

诗经》这部事实上未被后来者改动过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有关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社会状况的最好情景。男人们咏唱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女人们哀怨用情不专的爱人,士兵们悲叹他们的悲惨遭遇和将军的毁灭性破坏,贵族们叹息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尊敬。如同希伯来语诗篇和所罗门之歌,这本书将所有这些以及民间神话和传说都收集在一起。[21]其他早期作品则是关于预兆和占卜、皇室和部分诸侯国的史志以及皇家举办的宗教仪式。这些构成了权威之书,它们经由口口相传,然后是手抄相传。这些手稿常常会腐烂,但却变成了两千年来每位政治家、先知者和学童的教科书。无论是寻求获得任命的政治家还是那个时代的博学之士,都是凭借记忆而对其有更多了解,他们彼此间在能否恰当引用以使听众满意或是否出现混淆方面展开竞争。

饱学之士居住在人口聚集的中心之地,以便对孩童进行公共服务方面的培训教育,或方便于在诸侯国间游走,以寻求担任君王和诸侯王的门客。一些人获得了声望名誉,并有大量的追随者;其他人则反感于江湖术士的巧言令色和欺骗;也有人是不能或不愿在喧闹声中赢得听众,因此他们退隐家园,向一小部分忠实的信徒倾诉自己的思想。经过一代或两代信徒的过滤,他们的一些话语像苏格拉底或耶稣的话语一样被记录成书,这些书便成为文学和思想的里程碑式作品。这里有孔子强调济世的话语,有墨子同情失败者、强调非攻、宣扬兼爱和禁欲主义的话语,有个人主义者、愤世嫉俗的完美主义者及宿命论者杨朱的话语,有神秘主义者庄子、无政府主义者老子以及法家思想流派创立者商鞅的话语。除源自于理论数学和纯科学方面的部分思想外,在公认为由同时代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就中,中周和晚周时期(特别是后者)的中国人实际上已成功完成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周朝后期疆域图

然而,至少这些被保存下来的著作主要是关于政治思想的。儒家强调君子美德的价值,礼对于处理潜在社会关系的必要性,正名的价值以及在夫妻、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间保持适当关系的重要意义。如果这些理想应用于国家,即认为能够成功实现政治良序。在此后的岁月里,它们对于帝国的缔造者们有着强烈吸引力,因为它们倾向于维持现状。墨家最接近于建立一种教会型组织,它根据应对所有人都有效这一原则来衡量一切事情,因此它强烈反对战争,号召简朴。墨家学派希望由最有能力之人担负起权力的责任,并希望他们能考虑到民众的愿望。然而,它并没有概述应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就相似性而言,这一学派最接近于现代民主思想,它在长达几个世纪里非常活跃,但到公元1世纪时却似乎死亡。一个半世纪后为道教吸收的老庄学派认为,自然决定一切,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做任何与自然相违背的事情,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无为,不违背自然法则。同样,一个理想社会不需要儒家称赞的礼、道德及政治技巧。拥有商鞅这样强有力代言人的法家,同老子的信徒们形成对照。法家主张必须有一套法律规则,在一位有坚定意志的君主统治下,国家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遵循这套法律规则。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些以及类似主题的书籍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被保存下来,是因为这个民族中存在健康有益的知识环境。除随时为皇室人员提供服务之人以及聚集在皇家宫殿的卫士外,对那些处在缓慢发育中的官僚机构之内和之外的许多成员来说,这些著述不仅激励他们,亦为他们带来安慰。在对一些道德进行阐述后,他们试图将这些道德原则运用于其生活中。所有的高级官员和下层官员都一样,他们既是生活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创造者。为了防御敌对民族,他们不得不沿着行军路线修建几百英里长的城墙,并不断修补这些城墙。地处河谷的居民区,不论其大小都被保留。为此,沼泽地被抽干,河道被不断检修,修筑了水道和公路,并修建了水槽和水库。这些工程中,有些修建要以牺牲邻国为代价,由此引发战争;其他工程由于覆盖相当多地区,从而变成了共同合作的事业,但这些工程的确需要有效的维护。为确保诸侯国间正常的关系,人们精心设计出一份协议,并创建了一个联盟以执行成员国所商定的规定。当时的诸侯王们常以令人惊叹的先见之明尽力解决那个时代的课税、料民、防止饥荒等问题,这表明中国社会正日趋成熟。

一个小问题是,在周朝的几百年间,中国人是如何开始同亚洲其他地区有了密切联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很早以前他们已使用来自遥远热带海岸的贝壳小麦首先是在近东栽培,在青铜器时代才出现在中国。即使不是更早,家禽、水稻和来自孟加拉湾附近的水牛也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开始时才为中国人所知。中国人从未被孤立,但从5世纪时开始,这类引进似乎才变得更为频繁。这种现象可由这两个原因加以解释:大流士(前521—前485)统治下的波斯人将他们的征服扩展到东方的印度河,并使伊朗境内所有部落都处于其统治之下。[22]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已到达这一地区,他们在这里接受到更多新思想和制度。尽管旅行极其困难,商队仍冒着极大危险翻越高山、穿越沙漠,他们一定带来并传播了某些物品和思想。

下面这些东西显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于近东的牛拉犁,可能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初期;狮子并不是中国本土的动物,因为公元4世纪时中文在称呼狮子时用的是梵文;埋葬死者时,中国人不再用草席包裹,改用棺木这一埃及的古老实践;同样专为死者设计的有孔玻璃小珠,是由早期地中海人制造的,最近在年代约为公元前400年的墓穴中发现有这种小珠[23];明显是印度教精神内核的宇宙哲学地理观念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文著述中;在木星的12岁年周期中,有一岁名的早期中文名称是摄提格(siap-d'iei),这一词可能源自梵文suati。中国人的军事技术和兵器中,有一部分是由他们自己发明设计的,但他们使用的其他军事技术和兵器则在中国之外早已闻名遐迩,为了保护旨在强化城镇防御的泥土墙而修建的护城河以及矿井的使用即是范例。在公元前300年后不久,中原人像草原人一样也训练马上弓箭手。如果要跨着骑马,裤子和靴子就成为必需品。裤子和靴子早已为安息国人熟知,塞西亚帽和皮带扣同样如此。艺术作品中同样出现外来图案,安息的飞腾马(the Parthian flying gallop)是其中之一;在科学方面,有被称为毕达哥拉斯的音阶和西方的几何公理;在希腊和中国文学中,至少也存在两种相同或类似的掌故逸事。骡、驴和骆驼最初驯养于中亚或更远的地方,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以前,这些动物开始为中国人使用。在日常生活中,这三种动物作用非凡,尤其是骆驼。因为如果没有它,那么在基督诞生前后的几个世纪期间,珍贵的中国丝绸几乎不可能穿越沙漠到达帕米尔高原的富裕市场。

这一时期远非只是吸收边疆以外民族的思想观念和物质文化,它同样是中国人思想知识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如此集中的发展,以至于一些杰出的思想心灵似乎都已开花结果了。公元前3世纪的混乱是如此普遍,致使倡导绝对的政府权力、主张牺牲个人自由和独立的诸侯王纷纷上台,而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战争最为活跃之时。不管是文字还是口语,周初时已满足所有诗歌式和描述性要求的商语言,此时显现出紧张的迹象,但“语言危机”最终被战胜,这在孟子那条理清晰的宏论之中有所体现。孟子相当于孔子的“圣保罗(St.Paul)”,他将庄子富有趣味的奇闻逸事和屈原的放情抒歌——所有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著者的特点都集于一身。由于毛笔、上佳墨水和丝卷更为广泛的使用,书写有了改善和提高。一幅大约是公元前300年的帛画,是近年来的主要发现之一。还有其他的中国本土特产:木质家具表面的漆,可能是在中国南方“发明”的,它的使用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艺术性,正如幸存下来的公元前4世纪的样品所展示的那样;铜镜、金槽、用金银装饰的青铜器、既显示财富又反映少数有闲阶层新需求的翡翠饰品、文学作品中提到的宽敞居所和憩息花园也同样如此。铁的使用催生了许多工具。一份存在一定争议的文献描述了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的状况。这份文献材料提到了农民的犁头、锄头、镰刀、长柄镰刀以及车匠的轴、锯、轮子、轮毂、钻头、凿子和女人用的小刀、锥子及针。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的许多遗址中都已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铁质工具和模具。公元前3世纪首次提及的筷子是最具特色的工具之一,它的使用标志着礼仪文明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它说明人们已发展到不再用手指吃东西了。最有力的武器是弩,这是中国士兵在远距离防御和进攻时的主要手段。它使得后来的中国人能够打败只装备了复合弓的匈奴人和安息人,并且它的飞镖能够轻易刺穿装备精良的罗马军团的盾牌。数以百计的周晚期战车配件清楚地表明,战车这种复杂的机械装置如同在西方一样是必定要出现的,尤其是公元前133年之后,这是因为骑手具有更大的机动性。这一时期科学进步非常明显。公元前444年,周人已计算出一年有365.25天。公元前350年,他们收集了其他相对准确的天文数据,如木星和土星的行星运转等。公元前240年,周人首次观察到哈雷彗星[24],从那之后一直到1910年,他们对彗星的观测几乎从未中断过,有连续30次之多。

【注释】

[1]中更新世(Middle Pleistocene)是第四纪冰川更新世中间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气候周期转型,全球冰量增加,海平面下降,哺乳动物迁徙或灭绝。——译注

[2]1英尺大约相当于0.3048米。——译注

[3]明永乐初年移都北平(今北京市)后,又称直隶于京师的地区为北直隶,简称北直,包括今北京、天津两市以及河北省大部和河南省、山东省的小部地区。——译注

[4]他们在林木相对较少地方的生活经历,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农耕方式所能养活的人口是狩猎方式的20至50倍”(魏特夫[K.A.Wittfogel],《中国史前社会》[“The Society of Prehistoric China”],zeitschrift fur sozial-forchung,VIII:169,n.7,1939)。

[5]卡特(1882—1925),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语言系主任、教授,著有《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译注

[6]董作宾于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在历法方面具有重要贡献,但其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董作宾坚持商开始于公元前1751年,结束于公元前1112年,他同斯德哥尔摩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和剑桥大学的德效骞(Homer H.Dubs)就此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

[7]据说,武丁王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即为其军队招募到2.3万人,但大多数军队的规模要小很多,大体上在3000~5000人。

[8]指语言文字学。——译注

[9]翟理斯(1845—1935),前英国驻华外交官、著名汉学家。研究领域为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研究及翻译,一生翻译了许多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译注

[10]顾立雅(H.C.Creel,1905—1994),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学会会员等,是西方著名的汉学家,著有《中国之诞生》《孔子其人及神话》等。——译注

[11]基于一些未加解释说明的原因,在印度博学之人的指导下,公元7世纪藏人将梵文作为他们文字的基础,尽管他们同中原人有着长久而密切的联系,并且大量借用后者的文化,但他们却从未采用这种垂直方向书写。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与早期藏人繁荣于大致相同时期的回鹘族人,在书写时最初采用的是西方人的水平排列方式,后来改为汉人的垂直方式。

[12]在婚娶方面,后来的统治者和诸侯们常被鼓励娶9位或12位妻子,所娶女子来自其所在地之外的国家或城邦。参见T.S.Tjan,《白虎通》,第251-252页。

[13]直到公元1世纪,才出现60年循环。

[14]一开始,这追加的单元是附加在一年的年末,但在商结束前,开始将增加的单元明智地放在被认为最合适的某个月末。

[15]指的是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译注

[16]亚瑟·威利(A.Waley)译:《诗经》,第248页。另外两部古老的作品集有相类似的表述。(原注中文原文见《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緜》。——译注)

[17]毕晓普,美国汉学家,专门研究中国文学,著有《三言选集》《中国文学研究》等。——译注

[18]《美国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增刊,LIX:52-53,1939年12月;也可参见罗樾(Max Loehr),《美国考古学杂志》(Amer.J.of Archaeology),LII:135,1949年6月。

[19]出于方便,通常会对漫长的周朝时期进行细分。中国人一般将其中后期划分为春秋时期(即前722年至前481—480年)和战国时期(前403—前221)这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名称取自保存下来的那个时代的书籍名称。这种古老的划分是不真实的,另外它没有包括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04年这段时间。因此,我们将使用下面的划分:周初(前1027—前771),这是真正由国王统治的时段;周中期(前771—前473),从迁都到越国兼并吴国;周后期(前473—前256),这是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集中于南方的楚国与西北的秦国之间的时期。

[20]或许这些士兵正受到西方的压迫,因为在这个世纪期间塞西亚人入侵了俄罗斯南部。

[21]这些颂歌都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即不断使用押韵,拉丁或阿拉伯诗歌直到10世纪后才出现这一特征。

[22]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前337—前327)的希腊也曾重复过这些征服。

[23]一个有趣的差异是,在河南发现的有孔小珠通常含钡,而希腊人的有孔小珠不含这种东西。

[24]对于彗星有两次更早的观察,公元前611年和公元前467年这两次观察到的可能是同一颗彗星。德效骞(H.H.Dubs)的报告中说,已计算出将于公元前163年5月出现的彗星没有被记录,但却记录了公元前162年2月6日出现的一颗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