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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寒门命运:探寻大学微言

【摘要】:回顾中国教育领域的40年,恢复高考以及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发展,绝对是40年史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此,“教育改变命运”的理念逐渐为广大老百姓所接受并内化于心,再加上中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人对读书、接受教育趋之若鹜。“教育改变命运论”和“教育无用论”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那么,教育到底有没有用,是否能够改变寒门子弟的命运呢?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年。在这重要的时刻,我由衷地感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渐强大,感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感叹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更感叹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付出的诸多努力。回顾中国教育领域的40年,恢复高考以及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发展,绝对是40年史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7年,高考恢复。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高考坚持公平理念,以分数取才,为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提供了基础和平台,也为个人成长成才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能否考上大学决定了是属于干部编制,还是非干部编制,是“穿皮鞋”(成为政府人员),还是“穿草鞋”(自由择业)。通过高考考取了大学的学生,不仅学费是国家免费提供的,毕业后的工作也是由政府包分配的;而考不上的,就没有这种待遇。由此,“教育改变命运”的理念逐渐为广大老百姓所接受并内化于心,再加上中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人对读书、接受教育趋之若鹜。

情况的改变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改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大学的学费需要受教育者自行承担,政府不再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二是政府对大学毕业生不再包工作分配,学生需面向市场,自主择业或自行创业。三是大学扩招,高等教育很快就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大学生越来越多,大学文凭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因教致贫的现象,即有些家庭因为供子女读书而到处借钱,子女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家庭投资教育没有产生预期的高效益回报,反而债台高筑。因此,出现了“教育无用论”的观点。

“教育改变命运论”和“教育无用论”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那么,教育到底有没有用,是否能够改变寒门子弟的命运呢?这一问题的探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高考录取率越来越高,寒门子弟能够读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多,这是好的方面。但客观地说,今时今日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改变贫寒子弟命运的功能是大不如昔了。首先,大学并不再如过去的那样,毕业包分配工作。如此,在就业市场上,寒门大学生面临新的竞争,存在着找到工作或找不到工作、找到理想工作和不理想工作的变数;其次,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并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相对于以前,大学文凭贬值的现象与日俱增,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更多的是作为劳动者的身份存在;再者,贫寒家庭的学生在享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方面处于劣势。这几年,一些新闻媒体就报道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类的优质大学中,农村子弟的入学比例相较于从前越来越低的问题。虽然教育管理部门已采取相关对策,扩大农村子弟在高水平大学或优质高校中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能彻底改变农村子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问题;最后,寒门大学生就业处于不利地位。寒门子弟多数在民办高校、专科高校、一般本科高校就读,在“211”“985”高校读书的数量并不是那么多。好的学校与好的就业是紧密联系的,如此,寒门子弟毕业后并不能如愿找到高满意度的工作。在现实也不难发现,在政府机关、大型国企等单位,寒门大学生数量并不多。特别需要指出,就读人文学科的毕业生比就读自然科学技术类学科的毕业生找工作时受到外界因素影响要大,因为前者比后者的职业准入门槛总体上要低,所以择业受人为干扰的因素较大。例如,中文、管理等文科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对应许多入职门槛低的岗位,就业单位招聘谁不招聘谁受人际关系等因素影响大,建筑、机械等专业毕业的学生对应的职业岗位准入门槛较高,招聘单位招聘必须坚持专业与岗位匹配的刚性原则,而不能随意招聘与岗位不对应的专业,从此角度看,受到人为因素干扰相对小些。

寒门学生之所以在考取名校、就业中处于不利位置,虽说有政策方面的影响,但最主要的是文化资本方面的原因。根据法国学者布尔迪尔的观点,社会竞争包括了经济资本竞争、政治资本竞争和文化资本竞争。经济资本体现为金钱,其竞争体现为经济收入好的家庭可以支持子女接受补习教育、兴趣班等,经济收入比较弱的家庭则没法对孩子提供这方面的帮助;政治资本体现为权力和社会关系,如像一些媒体报道的,政治资本强的家庭往往可以通过“条子生”“关系户”等手段帮助子女来择校,政治资本弱的家庭不可能有这种机会;文化资本体现在文化素质和文化资源方面,文化资本强的家庭,家长的受教育程度高,能为孩子的教育提供帮助,而文化资本弱的家庭,家长受教育程度不高,他们显然在教育和辅导子女学习方面力不从心,无法给子女带去更大的帮助。在三种资本中,文化资本一般发挥着隐性作用,它不像经济资本竞争、政治资本竞争那么显性,在高等教育领域,文化资本竞争也或明或暗地出现。

例如,有一年某省高考语文试卷中出现了有利于城市考生而不利于农村考生的试题:请围绕高铁、共享单车等撰写作文。很显然,农村考生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多数学生并没有乘坐过高铁,使用过共享单车。虽然此类性质的考题此后被尽量规避,但隐性的文化资本竞争有时依然无法规避。再如,大学一般是办在城市,因此,大学内的公共语言和文化氛围与城市文化更为接近,使得城市的学生相对更能适应大学校园生活,在教育教学以及各种文体活动中能更有自信。而对农村学生而言,大学的文化与农村文化是不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农村学生在上大学后容易产生学习和生活不适应,甚至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上述例子主要是说明农村子女在文化资本上处于劣势,导致其在高考以及大学生活可能处于劣势。

文化资本竞争不仅在我国出现,在国外也存在。在美国,哈佛、斯坦福之类的大学,上流社会子弟的数量明显多于普通民众子弟;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情况也相类似。总的来说,优质大学中学生多属于上流社会阶层,这一定程度上是其社会阶层在教育领域的重现,其背后正是文化资本在发挥重要作用。用形象的比喻来说,现代社会存在“拼爹资本主义”现象,无论是在基础教育,还是在高等教育都是如此。

显然,文化资本带来的影响并非依靠教育领域的措施和手段可以解决的。期望在教育领域完全剔除文化资本的影响是不现实的,可取之道是尽量在政策上规避其对寒门子弟的不利因素,尽量做到公平公正。比如高考试题避免出现试题的城市化倾向,不应在招聘中限制农村户籍等。

基于上述,对于教育是否能改变寒门命运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当前高等教育对寒门子弟命运的改变可能不如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第二,寒门子弟相对于城市子弟来说处于弱势。从就读学校看,优质高校中寒门子弟的比例比以前的要少;从就业质量看,因为大多数寒门子弟并非在优质高校就读,故而毕业后他们在城市中要获取比较满意的工作相对较难。第三,寒门子弟能从高等教育获益。寒门子弟接受了大学教育,意味能够走出原来生活的地方,获得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前几年,全国6所部属师范大学招收定向免费师范生,最后一些定向培养到农村工作的毕业生违约而选择留在城市工作,就是因为已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让他们再回到农村或欠发达区域去工作,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他们及家庭宁可违约赔偿学费和生活费也不愿回到农村。可以说,通过读大学,寒门子弟有机会到城市立足,这相对那些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教育赋予了他们在不同生活区域流动的机会。第四,寒门子弟要规避文化资本带来的不利就业竞争影响,依托专业是较好的途径。我们可以把专业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一类是自然科学技术类专业(理工科)。如果寒门子弟就读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除非他就读的是名校,且学历层次较高,那么,教育彻底改变他的生活和命运的概率大些,否则,这类专业的学生就业受文化资本影响较大。相对而言,选择就读工科类专业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从这些专业毕业对应的职业准入门槛高,寒门大学生靠实打实的专业能力反而容易获得一份较好的工作,学生就业时受文化资本的影响相对较小。第五,寒门子弟的下一代能够间接从高等教育中受益。对寒门弟子来说,接受高等教育即便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处境,但他们能为下一代改变命运奠定基础,就像他们的父母砸锅卖铁供他们读书,让他们走出农村到城市立足和生活。第六,从国家的视角看,寒门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有利于提高整个群体的文化素质,这对推进城市化建设和现代化国家建设大有裨益。

2018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