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2023-08-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正是基于上述，中国的教育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错位。换言之，并非教育研究出现了问题或者没有用，而是教育实践出现了问题。综上所述，面临两类问题，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者是能发挥作用的，而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但也勿武断认为教育研究

学教育学的人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那么多人在研究教育，但面对那么多教育问题、教育难题，搞教育学的却没能提出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此指责，笔者试图进行辩解：他们所谈论的这些问题真的是搞教育学的以及教育理论能够解决的吗？教育研究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中国的教育问题比较复杂，实际上，现实中有两类教育问题：一类看似教育问题，实质上却超出了教育问题的范畴，如中小学生补习问题、择校问题；另一类则属于教育问题，如教育质量问题、大规模考试问题。这里我们先谈第一类问题。

关于中小学学生补习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教师在正常课堂教学不讲授相关知识，而只在其私自举办的补习班教授的问题，对此，教育部已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不允许在编在职教师开设补习班或参与补习活动，所以公立中小学教师敢明目张胆开设补习班已不太可能，这种补习已没有市场。第二种是由公司或个人依法举办、面向社会的培训班。这种培训班是当前家长们趋之如鹜的。何以还有这么多家长让学生去补习呢？一切指向都是为了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即家长送学生去补习是为了提高分数，以考取好的小学、中学、大学。现实中，这种风气越演越烈，已延伸至学前教育阶段，有不少家长在幼儿0～3岁时就十分重视所谓的早期智力开发活动，甚至有个别家长参与了个别社会机构所组织的胎教培训班。“不应输在起跑线”的口号可谓弥漫在多数家长的生活空气中，无所不在。国人这种对培养小孩趋之若鹜的行为足以让老外瞠目结舌。我们必须承认，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人民群众获取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与实际满足永远不太可能达到充分的平衡。因此，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必须依靠筛选，筛选就肯定要建立一套评价和选拔标准，智育、特长等往往就成为评价标准的重要内容。为此，一些父母亲送小孩去补习、参加兴趣班、特长班，目的是在筛选和评价中获得竞争优势。

补习这一教育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教育领域的激烈竞争实则是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也是不争事实。一方面，人均资源紧缺造成了竞争的激烈，人们需要依靠赢得竞争来获取资源，比如对住房、医疗等社会资源所产生的激烈竞争，教育资源领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水平的不完善增加了教育领域竞争的强度。教育通常被视为社会流动和阶层晋升的有效工具，在教育上获得成功就能让人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在此背景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比较优越，则会淡化人们在教育领域的竞争，反之，则会加重竞争的程度。在欧洲的德国、芬兰等发达国家，教育领域也存在竞争，但似乎没有我国这般激烈，一是人口没有那么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包括教育资源）比较充分；二是社会保障完善，即便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能获得政府生活补贴而体面生活。我印象中曾经看到过一则新闻。德国法律规定：在一年内被辞退三次的人可获得不菲的政府生活补贴，补贴足以使他过上体面的日子。所以出现有个别人在一年内想方设法被公司辞退而获得补贴的例子。如此，教育领域虽然存在竞争，但不会像我国那般激烈，因为无法通过教育获得利益，也会有其他的补偿方式或渠道。

当然，国人热衷在教育领域竞争也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修身、治国、平天下”等传统文化和面子情结有关，而国外可能就没有这种文化的土壤。

正是基于上述，中国的教育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错位。教育本来是一种培养人向真善美发展的活动，引导人们快乐生活生长。然而，由于特殊的场域、环境和文化，教育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教育的本真，成为一种为其他目的而存在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补习及其他类似的教育问题其实很难通过教育本身的手段和方法来很好地解决。一方面，家长们批评补习，另一方面，又急着送子女到各类补习班，出现了言语和行为的自相矛盾。分析至此，我们不难发现，说是教育的问题，但其实已超出了教育问题的范畴，它属于社会问题的范畴，彻底解决问题的根子只能在社会领域寻找。

由上述推论，教育研究者根本不可能解决那些看似教育实则不然的问题，教育学理论也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这并非教育学学者不负责任、推卸责任，而是超出了其能力范畴，他们难有高明的屠龙之术。他们能做到的，就是把问题分析阐述清楚，从教育的视角谈谈对该问题的理解，这就是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者所能发挥的作用。

再来说第二类问题，即真正的教育问题。现实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教育理论对一些教育实践问题无能为力或是解决问题的效果不太好。这一问题的出现在理论上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理论解释力不够或者是理论不成熟，一种是理论应用失当或是落实不到位。据笔者观察，第一个答案往往不成立，整体上来说，我们不是没有理论，也不是理论不成熟、没有解释力，真实的情况是教育理论太多。之所以出现问题，更多的是第二种原因造成的，即在面对教育问题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教育理论，而是缺乏应有的行动，无所作为或行动失当。现实中，我们说得太多，实践做得太少，或者做得不够。例如，提起以生为本，个别中小学和高校充满信心，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理论，但一些学校在行动中没有充分做到善待学生，不能容忍学生的错误和调皮，动辄就这个不行，那个不许。典型的现象是有些小学推行课间休息“静音禁跑”行动，这是有违小孩天性的，如此，学校如何能做到以生为本，让学生满意。

还有，有些大学禁止大学生谈恋爱，这也是有悖常识的，连法律都允许大学生结婚，禁止谈恋爱又是基于何种正当的法律依据。如果大学一方面如此行动，另一方面又高唱以生为本的口号，那么，到底是我们缺乏理论还是缺乏行动呢？答案不言自明。

再有，某些管理干部谈及大学如何设置专业时头头是道，说要依据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教育要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应区域产业需要，但实践中却是拍脑袋，如此是理论没有发挥作用，还是没有应用好理论呢？

就上述而言，我们可以知晓，对于一些教育问题，并非是搞教育学的人没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或者教育理论，而是我们并没有严格执行他们提供的方法和理论。换言之，并非教育研究出现了问题或者没有用，而是教育实践出现了问题。

综上所述，面临两类问题，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者是能发挥作用的，而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但也勿武断认为教育研究是无所不能的。当然，不论对教育实践的作用如何，教育研究者应尽力做好两项工作，就是尽最大努力地阐述清楚理论，守护教育应有底线；就是行动，力所能及地扭转教育的失态。如同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一文的结尾中讲道：“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理世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1]

2018年9月2日

【注释】

[1]马克思·韦伯.冯克利，译.学术政治[J].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49.

教育研究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