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查尔斯·辛普森在一项关于苏荷区艺术界的社会学研究中指出,这种类型的画廊空间试图让观众在毫无世俗压力的环境下欣赏艺术品,鼓励人们以一种不批判的和非炫耀性的态度轻松地参观。辛普森写道,至少这些画廊为当代艺术作品的展示提供了一种中性的背景。一般来说,画廊后厅让艺术界持续涌动的信息流变得可见,画廊既需要利用这一信息流,又会对它有所贡献。......
2023-08-30
在阿姆斯特丹和纽约,先锋艺术画廊都远离闹市区、旅游胜地,或其他人流密集的区域。换言之,在选址之初,艺术品市场与更广阔的经济世界之间就竖立起了一道区隔。尽管如此,在阿姆斯特丹以及纽约(在更大程度上),画廊都会在某个街道上毗邻而居,或至少集中于某个特定建筑内。在纽约,这些画廊群体在战后的迁移是有迹可寻的。纽约艺术市场就好像一条缓缓移动的冰川,在城市中拖曳而过,留下它的足迹,画廊现在已经扩展到曼哈顿的很多地方。西区57街在1950年至1960年曾是当代艺术市场的中心,1970年中期以后艺术市场搬迁到苏荷区(SoHo),现在仍可找到少数几家先锋画廊在此坚守。时至今日,大多数画廊都位于切尔西(Chelsea)。
在画廊开始搬迁到切尔西和苏荷区以前,这两个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工业区,但自从第一家画廊开始搬迁到那里后,它们都变得高雅起来了,不再接受很多零售商店、酒吧或餐厅在此开业。
画廊的这种集体搬迁最初都是因为房地产价格上涨而被迫进行的。当画廊老板担负不起房租,或当他需要扩大自己的展厅空间时,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处女地,因为那里的租金或房价低廉。但这种搬迁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一些画廊说他们离开苏荷区完全是因为那里变得太热闹了,时装店和各品店的大量入驻使他们避之不及。抛开已经提到的这些经济的和符号的动机,画廊的选址或搬迁的时机本身也是它们在艺术社区中威望的来源之一。同样地,人们也会赞许那些抗拒艺术市场集体搬迁、哪怕其他画廊纷纷搬走也长期坚守原址的艺术品商人,因为他们表现出了坚定和反潮流的精神。
艺术品商人借助城市街区的地理区隔成功创造的门槛,又因先锋画廊的建筑结构而得到强化,先锋画廊几乎总是没有橱窗,而且从外面一般不可能看到画廊内部的陈设,因为它们会用不透明的毛玻璃窗,或用薄薄的窗帘将窗子遮蔽起来。其他商店都有的霓虹灯或广告牌在画廊也是看不到的,一些画廊只是把它们的名字用小字展示在入口的旁边。在小一些的画廊,这个入口将直接通到主展厅,但大画廊则会先通到一个小客厅或走廊,然后才能进入展厅。如同19世纪古典风格的博物馆,这个通道用来切断艺术世界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在先锋画廊内部,为了将艺术与商业区隔开来,画廊进行了一种最精妙的符号操作,这就是戈夫曼提到的前厅与后厅的区隔。根据画廊的大小,画廊前厅包括了一个或更多个展示空间。这些空间的地面是混凝土的或木质的(很少铺设地毯),墙面是没有任何装饰的白色,没有任何陈设,也没有氖光灯或卤素灯,因为那些灯的支架会使展厅像一个建筑工地一样显得杂乱。最少的装饰,无陈设家具,画廊空间的灯光效果,所有这些创造了一种氛围,强化了所展出的艺术作品对空间的支配感,并且将商业元素严密地隐藏起来。所有画廊的展示空间都具有这样的基本结构,千篇一律,令人惊讶。这种格局不仅在艺术之都阿姆斯特丹和纽约是如此,在遍布西方世界小城镇的所有先锋画廊中都能看到。
在前厅内部,贴在每个作品上的价格标签、收银台或电子支付设备等都不见踪迹。当一件作品被售出,它也不会从展品中被拿掉(很多时候展品在开展前就已经售完了,如果都拿掉的话,展览就没法办了),只是会在展品的价格清单中将相应作品的价格用胶条贴上而已。尽管这些价格清单经常会摆在画廊后厅或展厅旁边的一张桌子上,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对没有价格标签是否合法的问题还是进行了一番争论。1988年纽约市决定在画廊业强制推行“明码标价”的法律,画廊业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原本对这条法律是豁免的。受此决定影响,所有的画廊都必须“将贴纸、标牌或标签置于作品上,或在展厅中竖立标牌,以醒目地标明价格”。艺术界激烈地反对这一决定,画廊自身也抗议该法律,他们认为画廊的功能不仅是销售艺术品,更是展示艺术品;他们的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由于价格会干扰参观者对展览的欣赏,许多艺术品商人拒绝遵守“明码标价”的法律,政府最终取消了这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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