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衣饰文化的演变：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早期服饰材料及制作工艺中国自古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中国传统衣服的进化，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材料，二是裁制的方法。（三）汉服与胡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衣饰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在空间上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在时间上又呈现出彼此影响，相互交融的趋势。右衽传统和左衽传统，成为古代中原人和周边诸族在衣饰文化上的显著区别。上古之际中原的传统服饰为上衣下裳制。

（一）早期服饰材料及制作工艺

中国自古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唐朝的大学者孔颖达在《左传·定公十年》条下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中国传统衣服的进化，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材料，二是裁制的方法。

衣服的起源，从前多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分别是御寒和蔽体。比如，距今1万多年以前的山顶洞人，就已经使用骨针缝制兽皮遮体蔽身。通常是先有下体衣物，再有上体衣物；衣物先用于遮蔽前面的身体，后用于蔽后。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衣服的源起，反映当时的先人以裸露为耻，需要蔽体。还有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古人冬则穴居，并不借衣服为御寒之具。至于裸露，则野蛮人并不以为耻，此观点社会学上有相当多的证据。于是，他们强调衣物的源起不是由于以裸露为耻，而是“藉装饰以相挑诱”^[4]。比如，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先人以石子、兽牙等串成项链，以为装饰。这说明中华先民的衣着穿戴，已经具有了装饰自己、美化生活的意蕴，并由此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中华衣饰文化。衣服的初兴，虽不一定以蔽体为唯一目的，但到后来，穿衣服成了习惯，就要把身体的各部分都遮蔽起来，以为恭敬了。所以《礼记》的《深衣篇》说“短毋见肤”。

中国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人们已经能够普遍熟练地制造和利用各种服饰生产工具，而且懂得加工多种天然材料。古人衣服材料，最初有羽毛、皮革和草。《礼运》中说“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郊特牲》说：“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古人农耕之民的衣服冠履，较多采用草制的。渔猎之民，以皮为衣服的材料。^[5]牲畜毛织品也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出现，考古工作者曾经在我国新疆、青海等地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用羊毛、驼毛、马毛、牦牛毛、兔毛及禽羽毛编成的毛织品。

（二）丝麻的使用及服饰制作工艺的发展

丝麻的使用，是一个大发明。从许多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人们发现了专为纺线织布使用的石纺轮、陶纺轮、骨梭、木机刀及机具卷布轴等。而在服饰质料中，野麻是古人最早发现具有衣用价值的材料之一。麻的种类较多，其中有大麻及苘麻等，在许多文化遗址中，人们发现了不少各类麻织品残片及麻织品印迹。葛也是一种具有相当韧性的纤维植物，用葛编织的布品也在一些遗址中被发现。^[6]在春秋时期，各种麻和葛已经能够被加工成许多种类的纺织品。由于当时还无棉花可资利用，所以麻和葛成为重要的服饰质料。

人们平素所说的“布”，其实就是指麻布或葛布而言的。麻布和葛布，从其质地、光泽、手感、纤维等方面来看，显然不如丝类织品，于是其价值、价格比丝织品也低廉许多。也正因此，它们就成了庶民百姓服饰制品的物质来源，穿麻、葛者大多被人们称作“布衣”。麻、葛制成的布，单从审美的角度看，不像丝织品显得那样华贵，所以奴隶主之类的剥削者是不会穿这类服饰制品的，只有精细的麻葛制品才会偶尔例外。凭着奴隶主独有的特权地位，他们势必会占尽服饰实用和审美方面的所有优势。在当时看来，丝类纺织品才可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丝麻发明以后，皮和草的用途，自然渐渐少了。兽皮逐渐从人们的日常服饰质料中退了出来，转而成为军事领域中一种重要的服饰质料。人们发现一些兽皮坚固耐磨、厚度适中、富有韧性，刀剑极难割刺破，很适合用来作战服盔甲的材料。于是，许多动物的皮革被用来加工成战服盔甲。至于裘，其意义则不仅在于取暖，而兼于美观。所以古人着裘，都是把毛着在外面，和现在人的反着一样。穷人穿毛织品，谓之“褐”。褐倒是专为取暖用的。

蚕丝线品，是中国服饰艺术中具有独特意义的服饰质料，也是中国服饰史上的重大进步。蚕丝的生产和加工要比麻和葛复杂。但即便如此，古代中国人还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学会了蚕丝的生产、加工和编织，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曾经发掘出了一些尚未炭化或已经炭化的绢片及丝带、丝线等。用蚕丝制成的纺织品，不管是在种类上，还是在质量上，在当时已经相当丰富发达。到了两汉时期，服饰质料和工艺技术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两汉时期的布类、丝类甚至毛类纺织品的品种，比以往更为丰富，仅丝织品中的缯和帛就包括以下许多品种，它们是纨、绮、缣、绨、绌、缦、綮、素、练、绫、绢、穀、缟、锦、绣、纱、罗、缎等。汉代布品则以麻、葛为代表，另有缔、给、约、缚等许多品种。汉代服饰质料的丰富和发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活需要，而且也在极大意义上带动了西域地区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服饰艺术的发展。

与之相应的是，汉代的印染工艺也获得了相当好的发展，仅染料在植物及矿物方面的开拓就比前朝有大的进展。在早期服饰的加工生产中，由于受服饰质料及加工工艺的限制，服饰的颜色大多以质料的本色为主。后来人们很快发现某些植物富有色彩艳丽的浆汁，可以用来为编织物上色，于是慢慢就有了服饰质料的印染技术。汉朝时人们懂得从红花、紫草、青芦、蓝靛、黄栀子、五倍子等多种植物的叶、茎、根、果中提炼染料，还懂得从绿矾、朱砂等天然矿物中制取染料。人们还制造出了染掊、染炉等成套的印染工具。懂得印染服饰质料，这是古人在服饰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这表明，古人已将先前处于孕育状态的审美意识，转化为了一种积极追求审美效应的现实行动。这就意味着服饰的实用和审美，在质料及工艺等方面实现了初步的结合。

（三）汉服与胡服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衣饰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在空间上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在时间上又呈现出彼此影响，相互交融的趋势。古时穿在上半身的谓之衣；其在内的、短的谓之襦。长的内装棉的称作袍，长的没有内里的称作衫。上古时代，上衣多为交领斜襟。大体说来，长城以南的古代中原人尚右，习惯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长城以北的北方民族尚左，衣襟左掩，是谓左衽。右衽传统和左衽传统，成为古代中原人和周边诸族在衣饰文化上的显著区别。为了便于骑射，北方民族的衣袖也不似中原服饰衣袖那样宽大，而是裁制得窄小便利，是为箭袖。除上衣左衽以外，北方民族的所谓“胡服”的下衣和足衣也与中原服饰明显有别。上古之际中原的传统服饰为上衣下裳制。裳者，裙也，男女皆通服。为了穿着方便，人们通常又把上衣和下裳缝接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深衣。而北方民族的鞍马生涯则不便穿裙，因此，胡服的下衣是长裤。在中原地区，流行的足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鞋，而在北方民族中，则是靴子。古人称靴子为胡履，就是这个道理。衣饰文化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南北民族之间，就是在中原一带，也存在有鲜明的区域差别。《墨子·公孟》记载：“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7]

由于“胡服”在现实生活中比中原传统服饰更为实用便利，于是中原人便纷纷效仿胡服。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千载佳话。至东汉末年，胡化之风，在中原渐盛。及至魏晋，中原动荡，北方少数民族趁势纷纷南下，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的历史局面。此时的黄河流域，已经成为北方少数民族驰骋出没的活动区域。于是，一场规模空前而意义深远的民族文化大融合运动在北方和中原地区出现。这样的时代背景，决定了魏晋隋唐之际的社会习尚出现了胡风漫卷的势头。此间的中原服饰，虽曰“汉服”，但已经趋于胡服化了。唐朝之际，胡服尤为盛行风靡。史言“开元初，从驾官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降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而民“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甚至是国家官服，也“多参戎狄之制”，“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8]。此时中原地区固有的交领宽衣大袖装束已经为胡化装束所取代，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各式圆领或折领的窄袖上衣和小口的长裤，头衣则是各式胡帽或乌纱软巾。时日既久，习以为常，以至于人们再也不把这种新兴款式的装束视为胡服，而以汉服自许了。针对这个问题，北宋学者沈括曾在所著《梦溪笔谈》中指出，“中国（原）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蹀躞带，皆胡服也”。这段话对于我们深入地了解魏齐以来，中原衣饰的演化大势极为有益。但也应注意，中原衣饰的高度胡化，并没有达到“全”的程度。源远流长的右衽传统仍然保留，没有“化”掉，这一点又明显区别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左衽衣饰。明亡以后，随着清兵的入关和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的确定，满族传统的马褂和旗袍经过中原文化的改造，应时而兴，成为全国男女的通服。

（四）唐以后编织业的发展及服饰特点

唐朝的建立，将中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推向了更为发达的程度。唐朝既有发达的官办纺织手工业系统，更有发达的私营纺织手工业系统。官办纺织业不仅体系庞杂，组织细密，而且作坊规模及从业人数均超过前朝。私营纺织业与之不相上下，在一些城市甚至还出现了民间的纺织行会组织。在此局面下，唐代的服饰质料及工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品种繁多的纺织品，不但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而且成了国家贡赋及商贸往来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宋、元、明、清时代，是中国纺织工艺技术达到成熟和繁荣的时期。

在宋代，丝织工艺技术超越了前代，丝纺织品的种类、花色非常丰富，棉花的种植及加工纺织等已扩大到了江南及闽粵地区，水转大纺车之类的纺织工具也被发明了出来。在元代，棉花种植已经遍及全国，棉纺织工艺技术更是发展到极高的水平；受蒙古族畜牧业生产生活传统的影响，对羊毛、牛毛、驼毛之类的加工也比以前更加普遍和成熟。

在明代，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增强，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纺织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仅纺织工具的发明及改良就获得了较大进展。《天工开物》中介绍了一种在当时丝织工艺中已广泛使用的机械，这就是“花机”；《农政全书》则记述了用于木棉加工的四足木棉搅车和无足木棉搅车，另外还有麻织机、毛织机等。

在清代，纺织业同明代一样，也是国家赋税的一个重要来源。清政府为了加强对纺织业的控制，甚至在京城设有内织染局，在江宁、苏州、杭州设有织造局。江苏就是当时重要的棉纺织基地之一，其中江苏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就相当有名，可谓“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道光时期，四川作为另一个棉纺织基地，其产品竟然“有贩至千里外者”^[9]。总之，纺织业的蓬勃发展，等于在服饰质料及服饰工艺技术方面，为中国“古典阶段”服饰艺术的内部整合运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康有为在其所著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一书中，尤极称赞中国服饰之美。首先，中国的气候有寒、温、热三带，所以其材料和制裁的方法，能适应多种气候，合于卫生。其次，丝织品的美观，为五洲所无。第三，脱穿容易。第四，贵族平民，服饰有异，为中西之所同。从前，中国平民是衣白色的，欧洲则衣黑色。欧洲革命时，革命者痛恨人与人之间等级的不平等，所以强迫全国上下都穿黑色，即强迫欧洲贵族穿平民的衣服。中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采章遂遍及于氓庶”，即中国平民可以穿贵族的衣服。

中国传统衣饰文化的演变：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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