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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摘要】:(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共生性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往往存在同根同源的内容,这就是艺术的共生性。(二)中国传统艺术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审美性艺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审美性。自魏晋之始,直到元代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之前,现实主义是传统中国画的主流艺术形态,并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蔚为壮观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国传统艺术中“风骨”的动与静,在历史悠久的书法与绘画中最为突显。

(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共生性

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往往存在同根同源的内容,这就是艺术的共生性。首先,一切艺术都在文化的土壤里孕育生发,文化的递变映现在一切艺术形式中。而各种艺术形式表层结构的千变万化、百花争艳又构成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化景象,成为文化精神实质的感性载体和直接表达,艺术与诸文化因素相互渗透、影响,构成了连锁反应。比如,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从文史哲综合性学术中分化出来,促进了文体美学的发展,文学独立门户,向纯文学发展迈进了一大步;而这时期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及永明体、宫体诗、骈文的出现和繁荣都鲜明地强调了文学的形式美,而消解了自汉而来的文学道德功能,使文学卸下了过于沉重的载道负累,文学由经学的附庸渐渐向“以气质为体”“以气为主”并最终“以情纬文”的路线转化,向着更纯、更独立的艺术审美方向前进。文学艺术的这些特点也恰巧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舞蹈的特点相通,这一时期的各种表演性舞蹈的风格和审美特征大多是富于抒情性的,舞姿轻盈柔曼,情调缠绵婉转。两种艺术形式都从道德美向艺术美转化,都更注重其自身的独立性,即注重其艺术形式美而淡化其实用功能。[18]

其次,传统艺术的共生性,还表现在塑造完整人格的过程中都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中国古代众多的艺术形式,都被赋予了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格魅力的功能,呈现出独特的文人审美倾向。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艺术教育,重视艺术教育对提高情商和智商所发挥的双重作用。在唤醒人的积极因素方面,艺术具有共同性,承担着人的自身解放和发展,共生于人的全面塑造。

再次,传统艺术的共生性还表现在不同艺术形式的创作手法的贯通圆融中。中国古代历来就有“书画同源”之说。“书画同源”说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史实的同源;二是两者均为线条艺术,有其共同特征。首先,从文化源头来看,中国的字、书、画本自同根,它们均根植于原始文化的土壤之中。汉字是由象形发展而来,而象形就是对客体的描绘。书写者在书写象形汉字时,常常带着情感化和艺术化的倾向,便进入了“书”的境界;与此同时,绘画也源自对自然的描摹,与象形汉字是同出一源的。因此说,书画同根而生,难分你我。其次,书画都是线条艺术,其工具也都是笔墨纸砚,在表现技法上又相互融通,极具共性特征。清代艺术大师吴昌硕年过二十才学画,但由于他深厚的书法篆刻功夫,不仅画中有书法,且书中有刀法,其画中书法、篆刻、绘画融会一体,画风苍劲挺健,自成一体,并因此而成就斐然,名扬四海。

(二)中国传统艺术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审美性

艺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审美性。艺术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艺术作品的本质属性是审美属性,人们通过欣赏艺术作品满足审美的精神需求,激发出人趋善的能量。无论是绘画、书法还是音乐都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这也是艺术家追求的目标之一。在西方古代艺术发展中,主要强调艺术是人对自然客体的模仿,因而艺术审美的本质就是“摹写”“移情”,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天人、物我分离的艺术审美观。但中国传统艺术从《易经》开始就讲究一种包举天、地、人三才于一体的审美理念,因而中国传统艺术从整体上就是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

比如,中国古代知名画家大多重视游山玩水,而游山玩水的目的是充实自己的心性,以期感悟自然之神气,为更好地在作品中表现山水之精神或变化之道打下基础。因此,在古代艺术家那里,继师法自然之后,艺术创作更重要的一步是必须进入神与物游阶段。此处之“游”是指创作主体的精神、心理活动,具有丰富的想象意义和主观创造功能。这时,创作主体乘兴而捕捉相应的客体物象,在内心世界浮想运思,发现新的审美意象。在此,艺术家在心师造化所积累的各种素材均联翩而至,在脑海中一一浮现,并最终在艺术作品中达到天人与物我的融合之境。[19]

(三)中国传统艺术的现实性

现实性是艺术作品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它首先表现为题材的真实性,即艺术作品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艺术作品是人类文明和知识的载体。艺术作品往往记录一些现实生活的事件和场景,通过欣赏艺术作品,人们可以认识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艺术创作题材大多来源于现实,而艺术作品本身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比如,传统中国画讲究师法自然,其含义之一就是以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素材。自魏晋之始,直到元代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之前,现实主义是传统中国画的主流艺术形态,并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蔚为壮观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韩滉的《五牛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捣练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以及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所有这些作品,其创作素材都是画家对现实生活的采集,画面所讲的故事都是对当时现实生活的记录。这些绘画作品的艺术风格皆具鲜明的现实主义性质,所以成为中国画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而流传下来。特别是南宋时期的许多风俗画,其内容题材丰富广泛,包括了市街、城郭、游艺、货郎、耕织、村牧、村学、村医、童戏等诸多现实生活内容,而且许多作品是对当时下层平民现实生活的客观描写,更加具有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20]

(四)中国传统艺术的高风劲骨

中国传统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还有一点极其鲜明的特征是其对“风骨”的追求。“风骨”理论来自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家刘勰(约465—520)的《文心雕龙》一书,它既指艺术作品(特别诗文书画)雄健有力的风格,也指艺术家所具备的刚正端直的品格。“风骨”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精髓。

首先,“风”与“骨”一动一静,动静相宜。中国传统艺术中“风骨”的动与静,在历史悠久的书法与绘画中最为突显。从某种意义上说,书与画都通于舞,其结构、气势乃至力透纸背的效果,都是“风”与“骨”作用的结果,也都是动与静配合的效果。“风”给人以一种生动活泼的动态审美感受,而“骨”则给人以一种沉稳凝练的静态审美感受。“风”与“骨”动静相宜,方能创造出独特的美的境界。再以中国雕塑为例,汉代的青铜雕塑“马踏飞燕”,正是用异乎寻常的“静”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动”。这种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在其他中国传统艺术中也俯拾皆是。比如音乐的延续与停顿,舞蹈的飞扬与沉寂,戏剧的武打与亮相,无一不体现出动与静的关系。其实动与静总是相宜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风暴中会有屹立的山,春色里会有呼吸的鸢,自然界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动和绝对的静。

其次,“风”与“骨”一虚一实,虚实相生。无论是中国的书法、绘画、雕塑,还是音乐、舞蹈、戏剧,都极其重视空白。其实空白并非真无物,空白乃自然之风、生命之气流动之处。风气在虚处,表现的是神韵;骨力在实处,表现的是思理。诗与画都可以虚实相生,以烟霞写日月,以草木写春秋,在有与无之间显现风骨,从有限中看出无限来。如唐朝诗人岑参(715—770)描写的雪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再如中国传统戏曲,其表演“三五步行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就是虚实相生的最好表现,而以鞭代马、以桨代船更是以虚代实。虚拟性的表演使中国戏曲舞台上逐渐形成了演员注重身段动作的美,而并不在意模仿的真实性特征,观众更多的是对表演程式的欣赏,并不去刻意对演员的表演求真求实,真实自然在观众心中了。

再次,“风”与“骨”一柔一刚,柔刚相济。“风”有声而无形,柔婉百转;“骨”有形而无声,刚劲强健。“风骨”的刚与柔在中国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方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书法的用笔最能表现出刚与柔的对立和统一。笔锋未着纸时,刚与柔者或不存在;笔锋一着纸,则刚与柔共生,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章法上的欹正,布局上的黑白,行气上的擒纵,结体上的险稳……无一不是柔刚相济的结果。东晋王献之(344—386)的字被评为“既雄且媚”。“雄”是刚,如山石嶙峋,岿然不动;“媚”是柔,如水波潺潺,温婉动人。王献之的《鸭头丸帖》《洛神赋》等都是柔刚相济的传世之作。再如,唐代舞蹈便有健舞与软舞之分。健舞节奏明快,动作力度大,表现出一种矫捷雄健的风格;软舞节奏舒缓,动作轻柔,表现出一种优美柔婉的风格。健舞与软舞一刚一柔,在风格上形成鲜明的对照,刚柔相济地展示出唐代舞蹈的风貌。[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