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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戏曲:发展与艺术成就

【摘要】:“戏曲”是中国的传统戏剧,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近代的京剧和所有的地方戏,与话剧、歌剧、舞剧、哑剧等同属于戏剧艺术的一个门类。在这些节目中,戏曲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人物、故事情节、歌舞表演等艺术成分发展得更为成熟,向着戏曲艺术的形成又迈进了一步。北宋末到元末明初,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流行的戏曲艺术形式被称为“南戏”,又称“戏文”。

“戏曲”是中国的传统戏剧,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近代的京剧和所有的地方戏,与话剧、歌剧、舞剧、哑剧等同属于戏剧艺术的一个门类。戏曲综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等各种艺术,成为享誉世界的民族戏剧艺术。中国古代戏曲从远古走来,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创造了无数的辉煌。[16]

(一)早期戏曲

远古社会的原始歌舞,是孕育中国传统戏曲的肥沃土壤。最初的舞蹈、歌唱均是在劳动过程中逐渐萌发形成的,舞蹈动作和歌唱内容也常常是劳动过程的再现。为庆祝捕猎胜利、谷物丰收,人们手舞足蹈,就是最原始的舞蹈;人们劳动中所哼唱的号子,就是最原始的歌唱。

在古代,君王、贵族的身边,有被称为“优”的男性,他们往往通过幽默机智的语言、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人,为君王排忧解闷。他们可以被视作戏曲表演或创作者最初的形态。比如,《史记·滑稽列传》中,就记录了楚国优孟的事迹。当时的楚相孙叔敖死后,其后人一贫如洗,生活困窘。优孟是个正直的人,他通过反复思考和练习,穿戴着孙叔敖的衣帽去见楚王,提醒楚王孙叔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以及他的后人窘迫的生活状态。结果楚王被他感动,下令改善了孙叔敖后人的生活。这个故事也被称为“优孟衣冠”,其中已经有了装扮、表演和导演的成分,这是戏剧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成为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史料记载和例证。到了汉代,宫廷的百戏演出,初步融合了主要的戏曲元素,如舞台背景、人物角色、音乐、舞蹈、表演、故事情节等,这成为孕育中国戏曲的摇篮,对后代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为长期的战乱,中原汉族人民大量迁移到南方,北方的各族人民也逐渐与汉族融合,他们的歌舞艺术与汉族的民间歌舞、角抵相结合,出现了《踏摇娘》《兰陵王》等故事性较强的歌舞节目。在这些节目中,戏曲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人物、故事情节、歌舞表演等艺术成分发展得更为成熟,向着戏曲艺术的形成又迈进了一步。

后赵的国君石勒在位的时候,军队中发生了一件军官贪污的渎职案件。石勒为了教育广大官员要忠于职守、廉洁奉公,让身边的“优”穿上官服扮演贪污的军官,其他的“优”在一旁用各种恶作剧或滑稽可笑的话语讽刺嘲弄他。后来,这种表演形式被继承下来,并演变为“参军戏”,开始具有了较为完整的戏剧故事。表演时,一般是两个角色,被戏弄的人称为“参军”,戏弄他的人称为“苍鹘”,内容以滑稽调笑为主。参军戏在唐代发展为多人共同演出的形式,故事情节也比较复杂,除了男性演员,还有女性演员上场表演。由于西域歌舞、杂技等艺术形式的传入,唐代还发展出被称为“钵头”(又称“拨头”)的歌舞戏。这些歌舞戏的情节与前代表演大体相同,但已加入了为专门表现故事而服务的歌唱和舞蹈,人物的服装、表情也有了规定,对人物心理情绪的刻画也向细腻化方向发展,类似于后来的歌舞小戏。这表明唐代歌舞戏在由歌舞向戏曲艺术发展的道路上,较前代作品又迈进了一步。

宋代文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唐、五代时期产生的词,到了宋代已经趋于成熟。在唐代变文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鼓子词”的说唱艺术形式,用来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例如,根据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所创作的《蝶恋花鼓子词》,叙述的是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在演出时,表演者边念边唱,直到讲完整个故事。但是,这种演出形式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只在演唱同一首歌曲,时间久了,就会令人感到乏味。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个叫孔三传的艺人,吸收了当时的音乐成就,按照一定要求,把各种不同的曲子组合在一起,来说唱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被称为“诸宫调”。这标志着说唱艺术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音乐上都已经完全成熟,为戏曲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北宋时期,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在城市有很多被称为“勾栏”“瓦舍”供人休闲娱乐的场所。在这些场所中,人们可以欣赏到各种艺人的多种艺术形式的演出。如诸宫调、小说、讲史、武术、杂技、傀儡戏、影戏、说笑话、猜谜语、舞蹈、滑稽表演等。艺人之间的观摩竞争,吸收融合,促进了他们各自技艺的发展,慢慢地各种艺术走向了综合趋势。宋杂剧是在继承唐参军戏、歌舞戏等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了民间说唱、杂耍、武艺和唐宋大曲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歌舞与故事表演初步结合的戏剧艺术形式。因为当时还常与杂技、乐舞等艺术形式同时演出,虽然丰富多彩却稍显杂乱,故被称为“杂剧”。宋杂剧是中国最早的戏曲形式。

【知识卡片】11-2 “瓦子”唱曲

(二)南戏和元杂剧

宋金时代戏剧演出的是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或故事片段,滑稽表演占有重要地位,还有歌唱、念白、舞蹈等多种成分,音乐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演出时与多种艺术形式同时演出或单独演出,为我国成熟戏曲样式“南戏”“元杂剧”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北宋末到元末明初,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流行的戏曲艺术形式被称为“南戏”,又称“戏文”。因为最先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名“永嘉”),所以又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很多文人注意到南戏,开始成立“永嘉书会”“古杭书会”“九山书会”“敬先书会”等创作剧本的民间团体,专门从事南戏创作。后来,马致远等一些著名的杂剧作家也开始创作南戏。早期南戏剧目有《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简称《错立身》),后期剧目有“荆刘拜杀”(即《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和高明的《琵琶记》。

元代废除科举,文人社会地位较低,面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很多文人投身到杂剧剧本的创作中来,处于社会底层的杂剧演员以精湛的表演艺术,将杂剧剧本搬上了戏曲舞台。因为舞台上表演的故事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喜怒哀乐、理想和愿望,赢得了人民的喜爱。于是,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元曲”(元曲又称“北曲”,严格地说,元曲包括元杂剧和散曲,元杂剧主要指北杂剧)产生了,成为代表元代最高成就的艺术,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元代产生了众多优秀剧作家,他们贴近下层劳动人民,熟悉舞台规律,作品通俗易懂,非常适合舞台演出,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许多作品直到今天还活跃在舞台上,散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这些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元代社会风情画卷。在这些作品中,有的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愿望,深刻揭露封建黑暗统治对人民的迫害,提出了社会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关汉卿的《窦娥冤》《蝴蝶梦》、武汉臣的《生金阁》;有的写地方官吏和地痞流氓相互勾结,欺压人民,最后在清官审理下受到应有惩处的公案戏;有的写风尘女子所遭受的痛苦,如关汉卿的《救风尘》;有的写科举制度和高官厚禄对知识分子、下层兵士的灵魂腐蚀,如杨显之的《潇湘夜雨》和石君宝的《秋胡戏妻》;有的写封建家庭内部为争夺遗产的生死斗争,如武汉臣的《老生儿》;有的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投降卖国,歌颂人民和爱国将领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塑造了春秋、两汉、三国等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如关汉卿的《单刀会》、孔文卿的《东窗事犯》、马致远的《汉宫秋》、高文秀的《渑池会》;有的歌颂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如关汉卿的《拜月亭》、白朴的《墙头马上》、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和王实甫的《西厢记》等。元末明初,北杂剧开始衰落,更多的文人加入南戏创作中来,并对南戏进行了很多改革,使其艺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三)明清戏曲

明清两代,杂剧已无法再现当年雄风,南戏占据了戏曲舞台的重要地位,并流传到各地。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地方言方音及欣赏习惯不同,为了适应当地观众的欣赏口味,南戏就不得不做出相应改变,与当地的语言、民间艺术相结合,各地民间艺人采用当地的方言土语,来演唱具有同样旋律的曲调,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声腔。其中,产生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产生于江苏的昆山腔,产生于江西的弋阳腔较为有名,被称为“四大声腔”。此外,还产生了义乌、青阳、徽州、乐平等声腔。南戏的名称也分别被各种声腔代替,或统称为“传奇”。

各种声腔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日渐强大,有的渐渐消亡。魏良辅和梁辰鱼对昆山腔的改革,使其艺术成就得到很大提高,受到上层社会普遍欢迎,流传范围遍布全国各大城市,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昆曲”。后来,昆曲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各地欣赏习惯、方言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地方化的趋势,衍变为地方昆曲,如现在的湘昆、北方昆曲、永嘉昆曲等;有的被吸收,成为多声腔剧种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地方化的昆曲,构成了戏曲艺术的昆曲声腔系统,成为各新兴地方剧种的吸收借鉴的对象。弋阳腔流传到各地,也形成了各种新的声腔(例如,流传到北京形成了京腔),发展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弋阳腔系统,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远达东北的辽阳

戏曲是人民大众的艺术,产生于明代的昆曲,因其文辞典雅、雍容华贵,故被称为“雅部”。虽然有着无数的辉煌,但到了后期,轻歌曼舞的表演方式,严谨工整的曲牌联套音乐,格律严格,过于文雅的长短句曲词创作,一般人很难驾驭和掌握。虽然音乐唱腔婉转好听,但由于曲文渐渐变得晦涩艰深,以致观众如果没有看到曲文,根本不能理解演员所唱的到底是什么,这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沉重枷锁。这时,就产生了被称为“花部”的民间地方戏曲。

民间地方戏曲最初大多流行于乡村,一开始是由小生、小旦或者再加小丑的“两小”或“三小”戏,采用的是当地流行的山歌小调来演出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往往不被重视。后来继承了弋阳等声腔的传统,吸收了昆曲的艺术成就,表演的故事也开始变得复杂,并对原有的戏曲形式进行了革新和创造,逐渐成熟起来。因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造成的人口迁徙,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贾的流动,政府官吏的离任升迁,民族传统的社会观剧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花部戏曲艺术得以蓬勃发展,并在全国各地形成了皮黄、梆子、弦索、民间歌舞戏、多声腔剧种五大系统的地方戏曲剧种,并从乡村走向了北京、杭州等较为发达的城市。在清代,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的说法,“南昆”指南方的昆曲,“北弋”指源于江西弋阳的弋阳腔,“东柳”指发源于山东的“柳子腔”,此时也已传播到江南,“西梆”指发源于山西、陕西的梆子,已流传到全国大部分地区。花部戏曲继承了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等诸多作品的战斗精神,又继承、改编了前代作品、小说、说唱中的大量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剧目所反映的社会领域大为拓展。不断发展的花部,与曾经盛极一时的雅部的“昆曲”展开了激烈竞争,在戏曲史上被称之为“花雅之争”。在“花雅之争”的过程中,花部既冲击着雅部,又借鉴吸收了雅部的艺术成就,使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最终走向了艺术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