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从公认最早的、成熟的汉字——甲骨文算起,汉字至少已经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形体的演变。李斯等人在战国时期秦人通用的大篆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在全国统一使用,同时废除其他“不与秦合”的异体字。汉字从篆书演变为隶书的这个变化过程在汉字发展史上被称为“隶变”。......
2023-08-30
汉字的构造指的是汉字的造字方法。当汉字的创造达到一定的数量时,就开始有学者从造字方法上进行总结,归纳造字法,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六书”说。文字学上的“六书”是指古人分析汉字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之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但“六书”究竟指哪些,《周礼》上没有解释。自西汉之后,中国历史上关于“六书”的说法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家:一是东汉史官班固,二是东汉学者郑玄,三是东汉文字学家许慎。
下面是班固、郑玄、许慎分别对“六书”的解释说明。
班固《汉书·艺文志》: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43]
郑玄注《周礼·地官·保氏》引郑司农语云:
六书,象形、会意、专注、处事、假借、谐声也。[44]
许慎(图10-32)《说文解字·叙》:
图10-32 东汉许慎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45]
上述三家对“六书”细目的解释,名称和顺序有所不同。后代学者大都采用许慎的“六书”名称,采用班固的“六书”顺序,形成了“名称以许为优,次第以班为胜”的定论。因为班固所排列的“六书”顺序更能反映汉字发展的逻辑,汉字起源于图画,象形应列为“六书”之首,而许慎的“六书”名称及其解释更科学。[46]
【知识卡片】10-2 许慎《说文解字》(节选)
下面我们就根据许慎的定义,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顺序对“六书”做具体分析。
(一)象形
《说文解字·叙》:“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这里的“诘诎”即屈曲,屈折,意思是字的笔画随着事物的形状而屈折、弯曲。比如“日”不论早晨、中午还是傍晚始终是圆的,造字时就画个圆;“月”有圆有缺,但是圆少缺多,造字时就画成月牙形;“马”字是一匹有马鬣、四腿的马;“鱼”字就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等等。从图画说来看,汉字的造字是从图画开始的,所以象形是汉字造字的基础,指事、会意、形声都是在象形的基础上进行变化的。[47]但是象形造字法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表示形体相近的事物(鲤鱼和鲶鱼)和抽象的概念(水果和粮食)时,象形造字法便无法描画出这些事物。因此,象形字的数量不是很多。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收录的9353个汉字中,象形字只有264个(取清代学者王筠统计的数字)[48]。
(二)指事
《说文解字·叙》:“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许慎对它的解释是这类字一看形状就知道是什么,但是还需要细细观察才能理解其含义。它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加上指事性符号来造字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象形造字法缺点的一个补充,所以指事字一般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象形字,一部分是特殊符号。如,“刃”字,是在“刀”字上补充了关键的一个“点儿”,指明这里是刀最锋利的部分。[49]比如,“上”“下”二字,在甲骨文中它们都是由一长横和一短横组成的,以短横为准,短横在上面的就是“上”,短横在下面的就是“下”;再如“本”“末”二字,古人在造字时利用已有的象形字“木”,在它的下面加一短横表示树根,在它的上面加一长横表示树梢。以上四字的这一横笔,都是抽象性的符号,在构字中起指事作用。但从总体上看,用简单的符号表示抽象、复杂的意义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有些抽象的意义也很难用某个符号指点出来,所以在《说文解字》中收录的指事字比象形字还要少,仅有129个(取清代学者王筠统计的数字)。[50]
(三)会意
所谓会意是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已有汉字来构造新字的造字方法。从字的结构上讲,会意是两个或多个字的组合,合起来是一个字,分开来是两个或多个独立的字,这种字也叫合体字。理解会意字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会意字的组合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两个部分的组合(如“武”由“止”“戈”组成,如“歪”由“不”“正”组成),也可以是多个部分的组合(如“掰”是由“手”“分”“手”三个部分组成,“骥”是由“马”“北”“田”“共”四个部分组成);构成会意字的部分既可以是同体的(比如“从”由两个相同的“人”字构成,“焱”由三个相同的“火”字构成),也可以是异体的(如“艳”由“丰”和“色”两个不同的字构成,“泪”由“水”和“目”两个不同的字构成)。这种情况说明,古人在用会意的方法造字时,思维方式已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也正因为如此,会意字的数量远远多于象形字和指事字。清代学者王筠统计,以所收字头为范围,《说文解字》中会意字有1260个。
二是会意造字的要义在“意”上。会意字的产生表明中国汉字从重形开始走向重意,会意造字的方法也由此成为表意文字体系的重要基础。对于会意造字方法,许慎是这样解释的:“比类合谊,以见指”,“比类合谊”中的“比”与“并”同义,也就是“合”的意思,“类”指字类,“谊”同“义”;“以见指”中的“指”是“指挥”的意思,也就是“指向”。由此可见,会意是将意义相关的字类合在一起,以造就表示新意义的字。[51]比如“盥”字,是盥洗、洗手的意思。甲骨文的写法下部是盆的形状(皿),上部是一只手的象形伸入盆内,表示在洗手,是“皿”和“手”两个象形字组合而成的会意字。金文和小篆表示得更为明白,左右双手在盆(皿)中洗,盆中还有水,是“皿”“双手”和“水”三个象形字组合而成的会意字。隶变以后,已不再象形,盆的形状已写成“皿”字,如图10-33所示。
图10-33 “盥”字的演变
(四)形声
形声字是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成的字,其中形旁表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说文解字·叙》:“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清代学者段玉裁解释说:“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同前面几种造字法相比,形声造字法的最大特点是一个汉字中有表音的成分,汉字也因此而成为既能表意又能表音的完美符号。形声造字法的另一个特点是造字方法简单,只要选择一个同音或近音的字作声旁,再配上一个适当的形旁,就能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52]比如以“木”字为形旁,配上不同的声旁,就有“桥”“棋”“柱”“植”“村”“机”等字;以“每”字为声旁,配上不同的形旁,就有“梅”“酶”“霉”“莓”“脢”“珻”等字。而且形旁与声旁在一个汉字中的位置也很灵活,大致有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内形外声、外形内声等多种结构方式。
左形右声,如:唤、伙、转、理、淋、种;
右形左声,如:鹂、致、期、放、刨、颅;
上形下声,如:竿、篼、茅、简、芳、菲;
下形上声,如:智、想、婆、鲨、案、凳;
内形外声,如:问、闷、闻、庄、闽、床;
外形内声,如:闾、座、廊、闺、圆、园。
在各种组合的形声字中,左形右声类型的字最多,几乎占现代常用形声字的80%,其次是右形左声类,约占6%,其余几种结构的形声字就比较少了。[53]一些常用的形旁,在形声字中的位置都有一定的规律。例如,“氵”“亻”“犭”“忄”“纟”“衤”“礻”“扌”等一般在字的左边;“刂”“戈”“鸟”“卩”“欠”“彡”“攵”等一般在字的右边;“艹”“竹”“宀”“冖”“耂”“雨”等一般在字的上边;“心”“皿”“灬”等一般在字的下边。形声字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是一种高产的造字法,《说文解字》中所收录的形声字超过总数的80%(清代学者王筠的统计是7700个)。[54]
(五)转注
明人杨慎提出“四书为经,二书为纬”,清代学者戴震提出“四体二用”的说法,意思是“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和假借是用字说法,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产生新字形。
《说文解字·叙》:“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对于许慎给转注所下的定义,学界历来就有不同看法,提出过形转、义转和声转等不同主张。认同较多的看法是把相同事类的字归并在一起,建立同一个部首;同一部首下的意义相同的字可以相互解释。以“考”“老”为例,它们同属“老”部,可以相互解释,《说文·老部》对“考”的解释是“考,老也”,对“老”的解释是“老,考也”。这种相互解释就是“同意相受”,它着眼的是字与字之间的意义关系,而不是造出新字,“考”不是因为“老”而产生的新字,“老”也不是因为“考”而产生的新字。因此,将其归入用字之法是有道理的。[55]
(六)假借
《说文解字·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意思是,语言中的某个词已经产生,但还没有代表这个词的文字符号,于是就依据这个词的声音找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表(即托事)。清代学者段玉裁注:“如汉人谓县令曰令、长……令之本义发号也;长之本义久远也。县令、县长本无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展转而为之,是谓假借。”也就是说生活中已经有了“县令”“县长”这些词的说法,但其中的“令”和“长”却没有现成的具有县令之“令”,县长之“长”含义的词,于是就把本义为“命令”“号令”的“令”借过来,用在“县令”这个词中,把本义为“年长”“久远”的“长”借过来,用在“县长”这个词中,不再另造新字。
由以上可知,假借所借的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与所借的这个字的本义没有什么关系。用已有的汉字去记录新词,这是假借的积极作用。但是,用了假借法之后,一字兼表数意,客观上造成了一些同音、同形而异义的词,使人不易掌握,这是假借的消极作用。它和转注一样,也属于用字的一种方法,而不是造字方法。但它也有和转注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转注着眼于两个字“意义”方面的相互解释,假借着眼于“声音”相同或相近之字(与字的本义无关)的借用,它们都使已有字的应用得到了拓展,创造了同义不同音、同音不同义的文字,既可以说是造字,也可以说是用字。和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相比较而言,把转注、假借归入用字范畴更为妥当。[56]
综上所述,“六书”说实质上是汉字构造和使用的六条基本规律,也是汉字结构的基本原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六书”是前人对已有汉字规律的总结,是先有汉字而不是相反。汉字在象形的基础上由“造”(象形、指事)到“构”(会意)到“借”(假借)再到“注”(转注),不仅满足了人们表达和交流思想的需要,而且使汉字成为形、音、义统一的独具特色的文字。[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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