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科举制起源于隋

公元581年，隋朝统一全国后，结束了三国两晋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格局。隋文帝杨坚为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废除了压制人才、维护门阀势力的九品中正制。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可视为科举制的滥觞。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置进士科，^[12]以试策取人，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创立，后又设明经、秀才二科。

科举制的产生与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政治利益紧密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混乱，士族门阀势力日益强大，政治斗争亦十分尖锐。士族掌控政权，为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便推行九品中正制，以垄断仕途，硕儒学士为避灾祸，多隐而不出。到了隋代，广大庶族地主的势力迅速崛起，并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已经达到要求参加政权的地步，贵族豪强已失去其在经济、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再加上九品中正制本身就压抑人才，阻碍寒门贤能安邦治国，又妨碍皇权的加强，受到社会各界的抨击批判，自然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隋朝统治者既要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团结广大士族，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又要满足庶族地主参加政权的要求，亟需一种新的选士制度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科举制应运而生。

隋朝的科举制度并不是获得仕途的唯一途径，贵族地主还可以依靠“门荫”以及其他途径获得高级官位。隋朝的科举制度也未严格执行录取程序。《隋书·苏夔列传》载：“仁寿末，诏天下举达礼乐之源者，晋王昭时为雍州牧，举夔应之，与诸州所举五十余人谒见。高祖望夔谓侍臣：‘唯此一人，称吾所举。’于是拜晋王友。”由此可见，皇帝仅凭个人印象取官，并未按照考试程序入官。参加考试的人员并不是“投牒自应”，而是先得到州、县等地方官员的举荐，因而造成考试人数过少。隋朝时科举制度不是主流的选士制度，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这一时期只能称作科举制度的萌芽期，但其采用公开考试、量才取用的甄别人才的方法，则是中国人才选拔史上的重大创新。

（二）科举制确立于唐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繁荣的盛世，政局相对稳定，教育也相对发达，为科举制的进一步完备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推行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的科举制度，在科目设置、类别划分、科试内容、科场规章等方面更加详备完善。

1.考生来源

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来源于“生徒”和“乡贡”。所谓生徒，即当时在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就读的学生，通过校内考试合格后送至礼部参加省试。乡贡又名贡生，即由州、县考送的地方自学士人或民间私塾学成者，送至中央礼部再进行省试，这些人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另外，皇帝以自身兴趣自诏的称为“制举”，制举主要用来“待非常之才”，时间不定，并非常科。唐代科举的应试者并无固定的限制，凡官吏士庶人等，只要未触犯过大唐律令，不属于工商杂类和衙门小吏，均可应考。

2.考试科目、内容

唐代科举考试有文科举和武科举（表9－1），以文科举为主。文科举又分为常科与制科，以常科为主。所谓常科，即每年固定举行的科目，唐代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而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非常设科目有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举、俊士等。后来武则天时又增加了殿试，并在常科、制科之外又设武举。制科根据皇帝需要临时颁诏设置，常设科目主要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文辞清丽、军谋远略等，官吏和士人都可以参考，制科出身者不被视为正途，被视为“杂色”，因而不受人们重视，地位还不如进士科。

表9－1　唐代科举制的科目和内容^[13]

秀才科注重选拔出类拔萃、博学多才的优秀人才，试方略策（计谋策略）五道题，据文理通顺透彻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录取。据《唐录》记载，“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即被举荐应秀才科考试而不中者，处分其州长，所以地方官员不敢轻易贡举。唐代以秀才科为最高，被录取也极其困难，每次仅录取一二人。顾炎武曾说：“唐时秀才，则为尤异之科，不常举。”^[14]因其录取难度之大，报考人数较少，于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废除。

明经科注重考查儒学经典，内容分为大经、中经、小经，可细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高宗、玄宗时曾加试《老子》，天宝年间又以《尔雅》代替《老子》，考查内容随皇帝思想的变化而变化。考查方式主要为贴经、墨义、口策和时务策。明经科主要考察记忆力，熟读经书者很容易通过，因而考试要求较低，录取比例较大，大约每十名考生中就有一二名被录取，而进士科每一百名考生仅有一二名被录取，因而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即到了三十岁考取了明经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到了五十岁考取了进士算是年轻的了。

进士科注重考察诗赋。唐初期仅考时务策（唐代要事对策）五道，后又增加贴经和杂文，唐中期又增考诗赋。贴经考试中十得六以上，加试两篇杂文，即做诗赋各一篇，通过者考察时务策，全部通过者为甲等，时务策通过四，贴经通过四以上者为乙等，以下为不第者。进士科的录取分两个等级，甲等授予从九品上之官职，乙等授予从九品下之官职。进士科的考试更加注重诗赋，如贴经不及格者，若诗赋突出也可录用。进士科考试内容的难度高于明经科，及第者待遇和仕途亦优于明经科，许多宰相都是进士出身，受到当时社会世人的广泛重视。“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15]但由于难度较大，投考者多，录取者少。当时人们把进士及第比作“登龙门”，所谓“一举首登龙门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全唐诗》中有“桂树只生三十枝”的说法，表明每次录取人数不会超过三十人。唐代的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正式授官还要经过吏部的“选试”。

明法科即法律科，注重选拔司法人才，考查考生对国家组织形式和刑法状况的了解程度。考试的内容为律、令等法律知识，考试成绩亦分甲、乙两个等级，考生主要来源于乡贡，录取人数极少。

明字科又称明书科，注重考查文字和书法功底。先口试，通过后，乃墨试《说文》《自林》二十条，通过十八条者及第。

明算科即算数科，考核算术功底，并要求详明数理。考试内容主要有《九章算术》《海岛》《股髀算经》《孙子》等，十通六者及第。《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者及第。《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者及第。

武科举专门为习武志士开设的考试科目，属于军事性常考科目，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年）设立，由兵部主持。据《册府元龟》记载：“初令天下诸州有练习武艺者，每年准明经、进士例举送。”^[16]唐代武科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由此可见，武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骑射及运用武器的本领，二是体能、体力、身材等身体素质的考查。当时人们重文轻武，武科举并不受重视，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下诏废除武科举。

3.考试方法

唐代科举经常采用的考试方法有贴经、墨义、口试、策问、诗赋等，口试和墨义又合称“问义”。

贴经，是将考试用的经书任揭一页，左右两边遮住，中间只留其中一行，然后用纸贴盖住其中三个字，要求考生将盖住的三个字填写出来，类似于现在的填空题，是各科考试都要采用的重要形式。

墨义，是一种围绕经义和注释出的简单的问答题，考生需按题目要求叙述经典事实，只需熟读经书和注释即可对答出来。

口试，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增加的新的考试形式。口试规定当众进行，考试结束后立即宣布考试成绩，以防止考官以个人好恶取舍人才。这使口试得到了众人的监督，但执行过程中仍会产生舞弊现象，曾一度废除，后又恢复。

策问，通过由事射题的方式，针对当时社会上政治、经济、文化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计谋策略，或写出政治性文章，类似于今天的政治论文。相比于贴经和墨义，它对考生的要求更高，更能体现出一个人安邦治国的才能。因此，唐代考试的最后取舍，大多取决于策问。

诗赋，是一种注重文学修养和创作能力的考试形式。由于考生过多地背诵经义和旧册，大多缺乏真才实学，于是在经义和策问的基础上增加一诗一赋的创作，要求考生当场作诗赋各一篇，更能反映考生的文化水平。

（三）科举制完备于宋

宋代的考试制度基本沿袭唐制，并吸取藩镇专权、军人骄横的教训，强化中央集权，要求以文官治理天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要职，全部由文官担任，甚至掌握了军权的枢密院正、副史，都委以文官。宋太宗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明确指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17]在这种重文轻武的体制下，科举制得到了大力发展，社会上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与隋唐相比，宋代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使科举进一步发展完善，趋于定型。

宋朝的科举考试分三个等级——州试、省试、殿试，而唐朝的科举只有中央和地方两级。宋代常科的考试科目主要有进士科、九经科、五经科、开元礼科、三史科、三礼科、三传科、学究科、明经科、明法科等，此外还有制科、词科、童子科、武科、绘画科等。宋代的进士也分三等：一等赐进士及第，二等赐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与之前相比，宋代科举制度的具体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录取名额

宋代的科举及第人数较唐代相比扩大了十余倍。据《唐代进士科举年表》统计，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近300年间，进士科共开考262次，录取6656人，唐代每年科举录取的人数不超过50人，经常才录取一二十人。宋代每年录取二三百人，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录取进士199人，其余各科207人，共计316人。^[18]

针对连续多次不及第的年老举子给予特别关照，设立“特奏名”，又称“特奏名及第”或“思科及第”。这些年老举子一般连续参加15次以上科举考试未被录取，宋太祖说这些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思，终成暇弃”。^[19]宋代设立特奏名后，此后成为惯例。

2.提高及第者的地位和待遇

唐代科举考试通过后，仅是获取了做官的资格，还要通过吏部考试才可以授官；宋代科举及第后，省去了吏部考试的环节，及第者可直接授予官职，而且及第后授予的官位级别也比唐代要高，不少举士后来已位居宰相。据《宋史·宰辅表》统计，宋朝的133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达到123名。及第者还会获得皇帝赐宴、金榜题名等荣誉，种种物质享受和精神优待使科举对士人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宋真宗为劝导士人读书应举，还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劝学诗》，诗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从，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20]

3.建立新制，防范舞弊

实行别头试和复试制度。别头试又名别试，是为了限制官僚贵族子弟行使应试特权而单独设立的考试，最初出现于唐朝进士科的考试，但凡礼部侍郎的亲戚故友参加考试，都需要单独命题、设立考场，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考试。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规定，但凡省试主考官、州郡发解官、地方长官的子弟、亲戚、朋友等应试，一律实行别头试。为了限制权贵干扰、师生结党、考官徇私等有损公平竞争的行为，宋代规定官僚士族子弟应试时必须参加复试。

建立锁院制度。由皇帝任命的知贡举官（主考官）一旦接到简任诏书，便要与外界隔离起来，住进贡院，以避免亲戚朋友请托和行贿之举的产生。另外，皇帝还会配置“同知贡举”，即副考官若干人，使其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采用糊名和誊录制度。所谓“糊名”，即把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家世等信息密封起来，唐代武则天时首创此法，但未形成制度。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宋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自封弥卷首”。^[21]此后，宋代殿试、省试、州试均采用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考官仍可以辨认笔迹，所以又实行了誊录制度。在誊录院中由书吏专门抄录试卷。考官在批阅试卷的时候，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字迹都无法辨认了，对遏制舞弊现象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功效。但到了宋代后期，随着政治日趋腐败，糊名、誊录也就流于形式了。

实行严格的搜身制度。为了防止考生通过夹带的方式进入考场，考前要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片纸只字都不得带入考场，考试中更不准交头接耳，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四）科举制中落于元

元代初期并不重视科举制度，后经过八十年的长足发展，于元仁宗黄庆二年（1313年）制定了科举考试的章程，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正式实行科考取士。元代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三级：一是乡试（行省考试），二是会试（礼部考试），三是御试（殿试）。放榜后皇帝在翰林国史院赐宴招待新进士，陛见皇帝后，到孔庙行礼，并到国子监刻石题名。元代取消了制科考试，但设有童子举，中举的少年可以被保送到国子学继续学习。

元代的科举制度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倾向。统治者将国人划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西北少数民族），第三等为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金所辖汉人），第四等为南人（长江以南的汉人和西南各少数民族）。这四等人在考试科目、答题要求、结果录取、及第待遇等方面都各不相同。元代的考试章程规定蒙古人、色目人考两场，第一场考经问五条，从四书中出题，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第二场考策论一道，以时务出题，限500字以上。汉人、南人必须考三场。第一场考明经、经疑二问，从四书中出题，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限500字以上，考经义一道，从五经中选一经，用古注疏，限500字以上；第二场考古赋、诏诰、章表一道；第三场考策论一道，从经史、时务内出题，限1000字以上。放榜时分为左右两榜公布，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称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另一榜，称为“左榜”。两榜各分三甲，以右榜为尊。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22]虽然左、右榜的各等录取名额相同，但汉人、南人的应试人数远比蒙古人、色目人多，相比之下，左榜的录取比例很小。即使如此小的录取比例，也常常录取不足，原因是蒙古人、色目人中录取不到足够的合格人才，为了维持录取的平衡性，即使汉人、南人中有合格的人才，也不予录取，一切以蒙古人、色目人的录取人数为基准。另外，如果蒙古人、色目人愿意参加汉人、南人的考试科目，录取后可以官加一等。

科举考试从四书中出题，《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取得了与五经同等的地位，影响中国封建教育数百年之久。元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也日趋严密。据《元史·选举志》记载，考生进入贡院要进行严格的搜身，除规定的书籍外，其他一律不准怀夹携带；倡优之家及患废疾、犯十恶奸盗之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考生与考官有五服内亲者，自当回避；考生如违反考场纪律，高声喧哗者，取消下两次考试资格；如发现考试作弊及令人替考者，汉人、南人居父母丧而应举者，也取消下两次考试资格。

（五）科举制鼎盛于明清

1.明代的科举制度

明代是中国科举史上的鼎盛时期，科举制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与宋元科举不同的是，明代的科举更加注重形式，规定更加烦琐，科举制的地位更高。仅设进士一科，使科举考试的科目趋向单一化，尤其用八股文作为固定的考试文体，将学校与科举紧密结合起来，导致了教育的呆板、僵化，使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明代科举较之前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科举制度的定式。洪武十七年（1384年），礼部颁布了科举考试的定式。内容主要为：每隔三年开科考试；考试的程序分为四级——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童试又称童生试，是科举的预备考试，在府、州、县中进行。未入府、州、县学者，无论幼稚童子或耄耋老翁，统称童生。童生必须经过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合格者方取得生员资格，俗称秀才，秀才就具备了参加乡试的资格。童试是读书人脱离平民身份，走上仕途的起点。

乡试又称乡闱、大比、秋闱，是子、午、卯、酉年八月集中童试中通过的秀才在省城进行的考试。由中央派主考官主持，地方官员协助，中第者为“举人”，或称“乙榜”，第一名为“解元”，第二名为“亚元”，第三、四、五名为“经魁”。

会试，是每逢辰、戌、丑、未年的二月，在京城由礼部主持的考试，因而又称“春闱”“礼闱”，会试的参加者为各省的举人。

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又称“庭试”。殿试没有落榜者，根据成绩划分名次等第，结果分为三个等级。一甲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科举考试程序如图9－8所示。

图9－8　科举考试流程图^[23]

第二，八股文成为固定的考试内容。八股文又称时文、制义、制艺或四书文。所谓八股，即“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24]通俗地说，八股文是一种命题作文，有固定的结构和写法。明清乡试、会试各考三场，头场考八股文，能否考中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

八股文的结构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领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破题即用两三句点明题目要义，对比句居多。承题即用三四句承接破题，做进一步引申。起讲即开始议论，概括全体。入手即用一至四句引入本题。后四股是文章的主要部分，这四个部分各有两股，两股的文字繁简，声调缓急，都要对仗。八股文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中出题，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采用固定标准的排偶文体形式答题才能入仕，丝毫不能阐发己见。

八股文在产生之初，对考试文体的标准化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利于公正客观地选拔人才。但是，八股文的格式非常死板，文字要对偶，整齐连贯，结构要严谨，每篇的字数在200至700之间。其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严重禁锢了士人的思想，败坏了学风，更是限制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在教育史上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徐灵胎的《道情》曾对八股文做了淋漓尽致的批判：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尾摆头，便知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气。^[25]

第三，学校教育纳入科举体系。自从科举作为明朝的选官制度被确立下来以后，学校与科举的关系就尤为紧密。明代以前，学校只是科举考生的来源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必由之路，只有接受了学校教育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诏告天下，“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26]，教育与选官制从此完全合一。一方面，科举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明代学校的数量和规模远超其他各朝代；另一方面，学校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习做八股文是明代各个学校的主要任务，经史等典籍遭到冷落。顾炎武曾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即谓学问，此即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见。”“嗟呼！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27]

2.清代的科举制度

清王朝主要由文化落后的清贵族统治，为了笼络士子，仍以科举考试为“国家抡才大典”，制定了更加严密的考试程序，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此来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

清代的考试科目与明代类似，但于顺治八年（1651年）设置了翻译科，意在选拔满蒙语言文字翻译人才，分为蒙古翻译和满洲翻译，前者是将满文翻译成蒙古文，后者是将汉文翻译成满文。雍正元年（1723年）规定翻译科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由皇帝决定录取举人、进士人数，授予清朝处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和各院满蒙中书、笔贴式等职务。制科也是清代科举考试的特殊科目，皇帝用以选拔异等之才。

清代士人的出路十分狭窄，中央又十分重视科举，于是得第入仕成为当时士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清代的科举程序已十分成熟，但舞弊现象也最为严重。清代的舞弊手法五花八门，最为常见的有通关节、怀挟、顶替、传递等。通关节即考生与考官相互串通，这是最为严重的一种舞弊行为。怀挟即考生将文字材料藏于衣帽内带入考场。顶替即雇人替考。传递即考场内外相互勾结，为考生提供各种信息。对于种种舞弊行为，清代统治者曾进行过严厉的打击，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然而并无法根除舞弊的根源。到了清代后期，科举的舞弊已经积重难返，其空疏、腐败已暴露无遗。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空前的民族危机，先进人士开始向国外寻求救国真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纷纷将国运衰败归根于教育制度的落后，批判科举制的积弊。在这种背景下科举制难以继续维持，废科举、兴学堂已是大势所趋。科举制度的废除大致经过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改革科举制的内容；第二，递减科举中额；第三，完全废止科举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除八股文，光绪三十年（1905年）停止乡试、会试的招生。至此，创始于隋唐，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中国的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