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天人合一,才德兼备-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天人合一,才德兼备-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摘要】:中国的人文传统之一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既讲天(自然),又讲人的史学内容,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中国传统史学既没有弃绝天命神意,也没有过分漠视人事,始终坚持天人合一的思想,认同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寓论于史,史论结合,文史兼修是我国史学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刘知几论“识”,还是章学诚论“德”,其衡量识、德的标准无一不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

中国的人文传统之一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提出历史发展是由“天命”与人双重力量推动的,天命隐藏在人事之中。中国古代史学不但记叙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也记载了一部分天文地理的变化。这种既讲天(自然),又讲人的史学内容,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中国传统史学既没有弃绝天命神意,也没有过分漠视人事,始终坚持天人合一的思想,认同人的历史主体地位。传统史书撰述的核心是世俗人事,神意往往是社会公意的昭示。这一天人合一的传统流淌在诸多史家的笔端:司马迁提出关于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思考;龚自珍提出关于良史之忧的质疑;刘知几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史家应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并敢于批判过去的权威典籍,主张“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18]。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是同史家十分注重业务和思想修养分不开的。重视史家修养,是中国古代史学又一优良传统。

关于史家修养问题,历来史家都十分关注,他们在总结、评论前人的史学成果时,也同时就史家修养作了评论。比如,班固评论司马迁的《史记》时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9]这里既肯定《史记》是部“实录”,又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历史责任感,肯定他有“良史之才”。再如,《隋志》史部后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可见,作为一名史家,学识上要“博闻强识”,见识上要“疏通知远”。

从理论上明确、全面提出史家修养问题的还是刘知几。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所谓“史才”,是指修史的才能,主要是指历史编纂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是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也包括其他的历史观点。后来,章学诚肯定了“三长”理论,又补充了“史德”。所谓“史德”,即高尚的道德,章学诚解释为“著书者之心术”。什么是心术呢?章学诚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20]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历史与史家的主观之间的关系,史家应尊重客观历史,不能用主观的好恶影响对历史客观的忠实反映。尽管刘知几早已在史识中包含了史德的思想,章学诚以心术论史德,无疑是理论上的一个发展。德、才、学、识是对史家素质的全面要求,因而它就成为史家奋斗的目标和评论史家的标准。

历代学者评论史书都从事、文、史三要素入手,而章学诚讲得最深刻。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这个“义”就是史义,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理论观点;这个“事”是史事,即历史事实;这个“文”是“史文”,即写史的文采。义是最重要的,事是具体的,文是表达的。事为基础,文以表事,义从事出,三者血肉相连。章学诚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21],其相互关系与主次地位非常清楚。寓论于史,史论结合,文史兼修是我国史学的基本要求。一部史学作品是否达到高质量,传世不朽,这要看其事、文、义的水平及其结合状况,“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22]。史学家要有远见卓识,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没有远见卓识,就可能巨细莫辨,是非不分,方向不明;没有批判的创新精神,因袭旧惯,谨守绳墨,便不敢攀登史学的高峰。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史学中许多闪烁真理光辉的史学观点都是史家远见卓识的具体体现。

无论是刘知几论“识”,还是章学诚论“德”,其衡量识、德的标准无一不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在中国重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史家向来以修身立德为己任,史书以表彰忠臣孝子为要务。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人伦正是贯穿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支柱,历史上善恶是非之裁断的主要标准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司马迁说《春秋》“采善贬恶,报三代之德,褒周室”,是“礼义之大宗”[23],便是从伦理上评论的。司马迁写《史记》,遵循其父的教诲,着重表彰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名、道德。他选择和评论历史人物的功业和品德的标准正是儒家的君臣父子之义。班固撰《汉书》,把儒家礼教视为“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24]。荀悦撰写《汉纪》时就明确宣布“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25],意在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表彰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袁宏撰写《后汉纪》时也明确宣布“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26]。到刘知几总结史学功用,讨论史才三长,其衡量是非善恶,进行褒贬的标准,仍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和森严的等级观念。中国古代史书没有不宣扬纲常名教的,而宋明史学则较前代尤甚。

思考与探究

1.与西方史学相比,中国传统史学在取得光辉成就的同时,是否存在薄弱的地方?

2.中国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新趋势?

3.我们现代人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研究历史?

拓展阅读

1.《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饶宗颐著,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

2.《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3.《国史讲话全本》,顾颉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注释】

[1]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8-13.

[2]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

[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

[4]刘大櫆《论文偶记》。

[5]司马迁《报任安书》。

[6]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7]曾公亮《进唐书表》。

[8]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64:自序.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218.

[10]林承节.印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26.

[11]龚红月.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176.

[12]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66.

[13]《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类小序。

[14]《孟子·滕文公下》。

[15]《三国志·韦曜传》。

[16]《旧唐书·褚遂良传》。

[17]《史通·直书》。

[18]刘知几《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19]《汉书·司马迁传》。

[20]《文史通义·史德》。

[21]《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

[22]《文史通义·史德》。

[23]《史记·太史公自序》。

[24]《汉书·礼乐志》。

[25]《后汉书·荀悦传》。

[26]《后汉纪·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