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秉笔直书，书法不隐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又一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他们以直书为荣，曲笔为耻，为了直书，不避强御，不畏风险，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表现了中国史家的高风亮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国太史、南史氏直书不惜以死殉职的故事。刘知几指出直书与曲笔的对立，认为“直书”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则会造成实录难求。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又一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他们以直书为荣，曲笔为耻，为了直书，不避强御，不畏风险，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表现了中国史家的高风亮节。

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之时，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从《左传》开始，中国史学就确立了“不虚美，不隐恶”的立史原则，力求用“直笔”立“信史”。《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国太史、南史氏直书不惜以死殉职的故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段文字反映出，为了直书“崔杼弑君”的事实，两位太史被统治者杀死，仍然有史家秉承正义的立史原则，生死不惧，继续照实书写这段历史。这种直书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家遵循的传统。

刘知几在《史通》中，写了《直书》《曲笔》的专篇，以总结唐以前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南史氏冒死以往的“仗气”已如前言，董狐“书法不隐”，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刘知几评价说，“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三国史家韦曜，主撰《吴书》，孙皓要求为父作“纪”，韦曜拒绝，其理由是“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15]。这种直书精神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正直的史官、史家都自觉效法，付诸实践。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太宗言行。太宗欲索取过目，褚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加以拒绝。太宗问他：“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答曰：“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16]《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参与《则天皇后实录》，如实记载了魏元忠事件的原委，宰相张说感到此事于己不利，想让史官“删削数字”，吴兢义正辞严斥之：“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刘知几指出直书与曲笔的对立，认为“直书”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则会造成实录难求。刘知几正是从历史撰述是否“实录”这一根本点来区分直书和曲笔的界限。所以，直书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求实精神。从《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这种求实精神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自然，曲笔也是史学上客观存在的。刘知几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或者以实为虚，以是为非，或者虚美讳饰，任意褒贬。造成曲笔的原因，主要是史家为当权者的威势所慑，也因史家品德修养所致。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17]。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曲笔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被后人揭露，而直书精神，千百年来，赢得人们的赞扬，成为史家效法的传统，始终是中国史学的主流。

我国古代严谨求实的治史态度还表现在史家修史的过程中。为了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史家首先会广采群言，然后严加考证，鉴别史料真伪，修订错漏，最后成文。比如司马迁著《史记》时，曾收集了十分丰富的史料，不仅有先秦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而且有大量前代和当代的档案文书。但是，司马迁没有随意运用这些史料，而是对其进行来源考订，真伪辨别，严格审慎地选择录用部分史料。对于那些当时无人考证的史料就采取“疑则传疑”的态度，绝不妄断。注重求实的学风和文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史学上发达的史注形式的发展。史注的作用在于，或补充史事，或保存异说，或训释名物，或揭示论误。到宋代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时，史注形式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资治通鉴考异》共30卷，是司马光在撰《资治通鉴》时对那些一件史事却存在若干种说法的史料进行考证鉴别的记录。史注不仅具有化难为易、化不明为明、化不解为解等重要功用，而且往往都有补、有考、有论、有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蕴藏着丰富的史学思想。

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一般都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他们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用包容一切的气势和规模，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秉笔直书，书法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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