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以史鉴今，经世治用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史学经世源于儒家，而儒家学说从整体而言，也是经世的学说。“以古为镜”就是“古为今用”，就是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以史鉴今的修史传统一直延续。这种政治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起初主要是注重史学的鉴戒作用，至中唐杜佑则发展为比较全面的经世目的。对于执政者而言，以史为鉴是从历史记载中汲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举措。

史学经世源于儒家，而儒家学说从整体而言，也是经世的学说。儒学，从它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就有一种经世的传统和特色，所以借鉴和治用一直是史家修史的首要宗旨。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历史遗产和记事写史，很注意借鉴和垂训的作用。《尚书·召诰》中有“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的感慨，《诗经》上也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诗句。这表明在周灭商后，西周统治者就一再考究商朝灭亡的原因，希望以夏、商两代作为镜子，映照现世。汉代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试图为汉代统治者找出治世良策。

唐朝设馆修史，唐太宗与魏徵就在官修史书《隋书》中鲜明地贯彻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的宗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房玄龄、魏徵等修成了五代史，唐太宗大为高兴。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唐太宗的话很能代表统治者对修史目的的看法。唐太宗说他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就是“古为今用”，就是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宋代司马光编的通史，原名《通志》，司马光写《通鉴》的目的就是给帝王“周览”，从中鉴戒得失。后神宗觉得此书所载历代君臣事迹和治国之道十分详细，大有鉴戒价值，乃赐名曰“资治通鉴”。从此，以鉴为名的史书接踵出现，如《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通鉴辑览》等。以史鉴今的修史传统一直延续。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家向来都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关注，表现出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这种政治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孟子论及孔子作《春秋》时认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4]这说明孔子作《春秋》就有自觉的社会目的，即史学为现实服务，以理想来批判现实，也就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起初主要是注重史学的鉴戒作用，至中唐杜佑则发展为比较全面的经世目的。杜佑撰《通典》，突破了在史书中从历史事件方面总结治乱得失的模式，深入社会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领域，从各种制度的沿革变迁中探讨经验教训，从而对历史上的治乱得失作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同时也突破了历来所强调的鉴戒模式，提出了以史学“经邦”“致用”“将施有政”这一具有直接实践作用的认识模式。

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历史这面镜子，个体可以洞悉自身行为的偏差，修正做人的思想和言行。对于执政者而言，以史为鉴是从历史记载中汲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举措。史学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因而又得到国家政权的提倡和支持，这是政治对史学的影响。但是，这种政治影响是存在弊端的。历代统治者关注史学，对史学的发展固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出现政权对史学事业的控制，导致史学沦为政治运作的手段和工具，从而可能失去作为独立学科赖以存在的求真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史家的创造精神。比如，史家以考论政治得失，劝善惩恶为己任，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所撰史书的主要内容是现实社会中实实在在的政治和人事。像司马光为编纂《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尽管其篇幅宏伟，内容丰富，总离不开政务这个中心。此外，纵观历代史书，大都以帝王将相、政权更替、天理人伦等内容为重点，并以封建的伦理道德观进行取舍评说。然而，记载中国古代社会科技发展的史书则非常有限，以至于无法在史部分出科技史的类别。确切地说，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若想查找某一朝某一代皇帝的生平业绩并不费事，但要查出对世界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来龙去脉则颇费周折，甚至没有记录，这无疑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缺陷。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以史鉴今，经世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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