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体裁多样130篇书籍简介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万多字。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同样被史家所重视，这两本书和《史记》《汉书》并称为前四史。中唐时期，杜佑撰《通典》，从会通和分门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从而突破了编年、纪传“二体”的格局。《史记》中关于典章制度的记录“八书”，记录天文、地理、文物制度等，其后许多断代史皆沿“八书”体制，设志以记历代典章制度。

中国传统史学在其发展的光辉历程中，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史家和浩如烟海的史籍。最初有一种说法，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左传》。然而言与事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尚书》和《左传》中各自都有记言或记事的成分。中国史学上最先形成比较规范的表现形式的，是编年体史书《春秋》和《左传》，它们按年、时、月、日的时间顺序记事。需要注意的是，编年记事的史书也记言，也记事件始末，也记人物，其间存在着互补和辩证关系。比起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出现得相对较晚。战国时期出现的《世本》是一种综合体的形式，可以被视作纪传体史书的先驱。司马迁的《史记》囊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部分，是记事件、制度、人物和历史进程的综合体史书，后人称其为纪传体史书，这与《史记》记述了朝代更迭和大量的历史人物有关。《史记》记载了我国3000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万多字。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叙述帝王事迹和历史大事。世家，记述诸侯、勋贵和特殊人物的大事，兼用编年和纪传的写法。列传主要是记载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这些人物传记有专传、合传、类传等类型，也有民族史传和外国传。表是用谱牒的形式，梳理历史大事。书志，以事为类，主要记载各类典章制度的发展过程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非常贴切的。司马迁以拥抱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熔三千年政治、经济、文化于一炉，完成这部气魄雄伟、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成为历代史家竞相学习、仿效的楷模。纪传体史书相较于编年体史书，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了，作者的历史视野也扩大了，促进了人们对于历史面貌的整体性认识。

《史记》之后，东汉班固沿用《史记》体例而略有变更，写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以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了西汉一朝的历史。《汉书》体例完整，记载系统完备，体现了“文赡而事详”的特点。特别是它的“十志”，取法《史记》八书，但有重大发展，开拓了新领域，补充了新内容。如《艺文志》，著录了西汉宫府藏书，分析了学术源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总目录。纪传部分内容翔实，远胜《史记》。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同样被史家所重视，这两本书和《史记》《汉书》并称为前四史。《隋志》把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视为纪传体之祖。自此之后，编年和纪传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史书体裁，“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13]。

纪传体史书的发展至唐初达到了全盛时期。刘知几在《史通》中总结史学发展时，提出“二体”的概念，即班固的《汉书》和荀悦的《汉纪》为历史所述的两种模式。前文中已经介绍过《汉书》，这里不再赘述。现简要介绍一下《汉纪》的基本内容及特色。《汉纪》是关于西汉一朝的编年体断代史。荀悦在编年体的写法上有所创新，在叙事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补叙前因或备述后果，且兼及同类人和事。这样，如同纪传一样，备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从而扩大了编年史记叙范围，为编年史写人记事找到了又一条道路。袁宏的《后汉纪》也是一部断代编年史名著。

《汉纪》的出现，完备了编年史体的规模，从而促进了汉唐之际编年史的发展。至北宋司马光，打破断代格局，撰写编年通史《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按年记载，上下贯通，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名著。鉴于司马光的巨大成就，人们把他同司马迁相提并论，视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伟人，并称为“两司马”。中国古代史籍分类的体制在《隋书·经籍志》里大致确定下来，史书被析为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正史指纪传体。古史，一般依据《春秋》的体例，《新唐书·艺文志》称其为编年类。杂史，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解释，“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体例杂；内容所述大抵是帝王之事，但不像正史那样完整，而且比较多涉及琐事遗文，内容杂。别史，特指十六国的记注。起居注，指“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之书，《新唐书·艺文志》把历朝实录、诏令，都放在起居注类。旧事、职官、仪法、刑法大都是有关制度之书。杂传是关于世俗、佛、道各种人物的传记。地理记州郡、山川、物产风俗。谱系记姓氏。簿录记载文献目录。在此基础上，刘知几还提出另有“偏记小说”十类，包括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总之，在初唐时期，中国史书的积累已极繁富，分类亦相当细致。

中唐时期，杜佑撰《通典》，从会通和分门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从而突破了编年、纪传“二体”的格局。《通典》及其众多续作，使典制体史书卓然而立，成为中国史书的又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史记》中关于典章制度的记录“八书”，记录天文、地理、文物制度等，其后许多断代史皆沿“八书”体制，设志以记历代典章制度。但制度的演变有很大的继承性，断代为书或原委不明，或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到了唐代，杜佑打破陈规，著成我国第一部专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史《通典》。《通典》叙述历代典章制度，内容翔实，源流分明，既补历代史志之未备，又会通古今，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特别是把“食货”放在典制的首位，充分反映了其进步的史观和卓越的史识。

南宋史学家郑樵承司马迁通史遗风，撰成200卷的纪传体通史《通志》。郑氏功力最深的得意之作是“二十略”，“略”即各史的“志”。他在《通志总序》中说：“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二十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溢、器服、乐、职官、选举、刑罚、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把经学、礼乐、天文、地理、文字，乃至生物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汇集进去了。这些研究吸取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史料。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仿效《通典》体例，增广门类，或续或补，竭二十年之精力，撰成一部“贯通二十五代”、统纪历代典章的通史《文献通考》。《文献通考》记载了从上古到宋宁宗嘉定末年的典章制度沿革，共348卷，分为二十四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属马氏独创。马端临搜集材料，一是靠书本的记载，就是“文”；二是学士名流的议论，也就是“献”。作者详加考证，去伪存真，区分类目，排比编纂，就是“通考”。这种方法实开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先河。《通考》的史料价值高于《通典》，可以说《通典》一书的精华，全包括在《通考》中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被目录学家合称为“三通”。此外，历朝还有专讲一朝典章制度的史书。私人撰修的，多称“会要”；出于官修的，多称“会典”。这些断代制度史与制度通史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晋唐之际数百年间，史家对编年和纪传两种体裁高低长短的争论未断。相对公允的评价是两种体裁各有长短，互有得失。唐后期皇甫湜在《编年纪传论》中阐明了他的观点：史书体裁没必要一成不变，衡量“良史”的标准，无关体裁，关乎史家治史的态度是否“秉笔求真”。中晚唐有典制体、会要体的崛起。宋代创立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明清则有学案、图表、史论的发展。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和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史书所采用的最主要的体裁。这些体裁以及其他形式史书体裁的产生，都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各种体裁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相互补充和综合的趋势，使各自变得更合理、更完善。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体裁多样130篇书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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