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一书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的梳理，通常是按照朝代的顺序进行。本书也参照这种传统，按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介绍。这些记录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历史基本要素，被视作中国历史记载的萌芽。秦汉时期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还有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重要转折。

钱穆先生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3]首先，我国历史悠久，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大概有3700余年。其次，我国历史无间断，自周王朝开始，历朝历代可查。第三，历史记录详密，体裁多样。中国古代的史料，要以官修史书为主。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的梳理，通常是按照朝代的顺序进行。比如，李玉和吴宗国主编的《大学文科指导书目：历史学》一书中，作者分别按照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元史和明清史对中国古代史进行了梳理。本书也参照这种传统，按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介绍。

在文字出现以前，华夏先民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把上古的传说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文字出现之后，这些传说被后人记录下来，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和“鲧禹治水”等，成为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历史。当然，这些传说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只能算是包含着史学因素的原始资料。真正有文字的历史，始于殷墟的甲骨文。甲骨文刻于龟甲、兽骨之上，用于记录殷、周奴隶主贵族占卜的内容，也称卜辞。这些记录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历史基本要素，被视作中国历史记载的萌芽。

西周的历史记录采用的是金文，刻在青铜器上，很多记载并不一定出自专门的史官。金文中关于时间、人物和地点的记录比甲骨文记录要更具体一些，主要记载了西周王臣的功业，诸如封赐、宴享、征伐等。反映西周历史的资料主要有《尚书》《逸周书》《诗经》等。其中，《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材料汇编，《诗经》中的雅和颂两类文本，则反映了周人建国的历史，被视为周王朝的史诗。

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进入春秋战国之世，各诸侯国都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设立专门的史官来记录国君的言论和行动。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丰富，代表性史学家主要有老子、孔子、左丘明、公羊高和榖梁赤等，史学体例则几乎囊括了后世史学家总结出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志、记言、方志、表谱、图像和地图等。比如，《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精简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国史而编撰。它以鲁国纪年为线索，以西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为正统，记录东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在242年时间里的交往。孔子在遣词用字时，尤其注重词语的感情色彩，通过这一方式表达他对某一历史事件明确的褒贬态度或立场。这种写法被称为“微言大义”，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左传》则是一部具有纪事本末性质的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所作。这部史书开创了“君子曰”正面论史的形式，颂扬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实现了由单纯记史向精于谋篇、善于叙事、工于细节的跨越。《左传》中波谲云诡的战争描述、委婉多切的外交辞令以及人物言行的敷衍描摹尤为形象生动，其“情韵并美，文采照耀”^[4]的特色，使其成为当时史书中的典范。

秦汉时期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秦朝统治时间很短，史学尚未兴起，但其史官制度，基本延续未断绝。及至西汉，史学开始全面活跃，成果斐然。汉代主要史家有司马迁、陆贾、贾谊、刘向、刘歆和班固等。其中，司马迁的《史记》横空出世，记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前101年）约三千年的历史，集先秦史学之大成，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汇于一书，突破了编年体的框架，创立了以记人为线索的纪传体的全新体例，标志着史学已卓然成为一家。除了首创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形式，司马迁还继承了春秋战国史家的秉笔直书的精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5]，注重史料的搜集和鉴别，确保记录的真实性。此外，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春秋史家文史结合的优良传统，语言优美，叙事生动。西汉的刘向和扬雄这样评价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6]。东汉班固撰《汉书》，基本沿用了《史记》的体例，同时有所创新：一是断代为史，开皇朝断代史先河；二是拓展了史学的范围，比如《汉书》记载了两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情况，记录了秦汉时期规模较大的水利建设工程与治水政策，还涉及疆域政区为主题的地理记录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其记事系统而详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此外，东汉荀悦著《汉纪》又创编年体断代先例。还有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汉以后的编年体史书还有一个重要系列，这就是历朝的“起居注”和“实录”。“起居注”按照时间顺序专门记载帝王的言行，“实录”是历代所修每一任皇帝在位期间的编年大事记，它们常被史家采录，发挥了重要的史料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大分裂时代，但史学的发展却相当繁荣。除官家正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外，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史书极其繁富，门类广泛。除纪传、编年外，又有注疏、民族史、地方史、家史、谱牒、别传以及史论、史注等形式，显示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这一时期的史学名著主要有《三国志》《三国志注》《后汉书》《后汉纪》《宋书》《南齐书》《水经注》和《文心雕龙·史传》等，其中，陈寿的《三国志》是唯一保存至今兼记魏、蜀、吴三国史事的纪传体国别史。陈寿原在蜀国担任观阁令史，入晋后则官至治书侍御史。《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但由于陈寿所处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孰是孰非，难以评判，所以陈寿的记录往往显得比较曲折或隐讳，导致部分内容显得单薄。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重要转折。隋朝时，隋文帝下诏禁止私家撰修国史。唐朝的统治者修史意识增强，设馆修史，完善了史官制度，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一大批史学作品随之产生。著名的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成书于唐初，被称作“初唐八史”，包括《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和《北史》。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总结性的史学著作，如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等。唐代史学的最大成就是《史通》和《通典》。《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讲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也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论述史官制度和史籍源流。《通典》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专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也是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其取材广博，从群经、诸子、正史到杂书，把有关制度的记载几乎搜罗殆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和体例价值。

【知识卡片】8－1　二十四史

两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繁荣时期。究其原因，首先是统治者轻武重文，科举兴盛，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高，思维和写作能力相对活跃。其次，中原边境少数民族频繁崛起，与宋政权长期对峙，民族危机的威胁引发了更多的历史思考。再次，宋代政权的更迭和内部矛盾，使得一批思想家和史学家不断地从历史中去寻求经验和智慧。最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为史籍的传播与保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官修史籍得以加快发展，私修史书也重新得到了发展空间。史家队伍阵容强大，史著数量大增，著作体例多样，精品倍出，堪称史学盛世。

北宋欧阳修、宋祁和梅尧臣等人历时17年合撰了纪传体断代史书《新唐书》。该书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唐代290年的历史，恢复了正史纪、志、表、传体裁的完整性，在传的设置和编排中，强调“忠奸顺逆”的褒贬。同时，《新唐书》创设了前代史书所没有的选举志、兵志、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等，也收进了一些新的史料，做到了“事增于前，文省于旧”^[7]。《新唐书》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包括从公元前403年到五代末期长达1362年的中国史。它与一千多年前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双峰并峙，代表着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司马光认为，《史记》所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可能导致读者的困惑，即：一方面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的传记中多次出现，造成重复；另一方面为了节省篇幅，有些事件略略带过，放到事件主要相关人传记里说，这又让人看不明白。再加上从《史记》到北宋初期完成的史书，卷帙浩繁，一个人终其一生也阅读不完。于是，为了创造出一部删繁就简的简明通史以供明君阅读后获取治理国家的智慧，司马光的编纂策略是，先按年月日列条目，再从各种史料中摘取事件的详细内容，不管是否重复或正误，全都汇总到年月日的条目下，最后由司马光一人取舍考订史料，统一修辞并定稿。此外，书中以“臣光曰”形式，撰写史论，表达其政治立场，从封建正统角度评判历史事件的是非，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异曲同工。

除了上述两部史书，还有郑樵创作的《通志》和袁枢编撰的《通鉴纪事本末》影响深远。郑樵以一介寒儒的身份，广游名山大川，问学求读。他崇尚实学，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史学家来说同样重要。他以严整的“类例”方式来治学，完成了大型纪传体通史《通志》的编撰，其中专读典章制度的《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袁枢喜读《资治通鉴》，但苦于其卷帙浩繁，于是用“因事命篇，不为常格”的方法对其进行改编，新创了《通鉴纪事本末》的“纪事本末”体例。至此，中国史籍从以时为纲的“编年”，到以人为纲的“纪传”，到以制度为纲的“典志”，最后发展出以事为纲的“本末”，使历史基本的表述方法达到完备。其书的篇目设计，采用了《春秋》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方法。此外，方志在两宋特别是南宋大量涌现。宋代学者还开辟了金石学这一新领域。官修实录、国史、会要等书，与前代相比更为详尽。

明代英宗正统之后，外有侵略威胁，内有党派斗争，中央集权的控制力被削弱，官史传统不复兴盛，但私人修史的风气则形成了“明季野史，不下行家”^[8]的局面。明代史学典籍中方志撰述的兴盛和稗史著作的空前增多，经济史方面著述的繁富以及史学的通俗化和史学教育的广泛开展，反映出明代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发展趋势和特点。除典章制度、人物纪传、编排、纪事本末等形式外，社会杂史和史考、史论都成风气。比如，明代学者通过对前人历史撰述的节选摘录、重编，由此产生出来的节本、选本、摘录本、类编本以至蒙学读物，对普及历史教育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宋濂等撰纪传体断代史《元史》，这部书资料收集来源广泛，汲取了元代天文、历算、地理和水利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贽撰纪传体史书《藏书》和《续藏书》，前者论载了从战国到元末的800位历史人物，后者则评述了从明太祖到神宗时期的400位人物。李贽对人物或事件提出大胆而独到的评价，比如，他提出“知兵之将”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鄙视空谈误国的文臣。

清承明制，定都伊始就设馆修《明史》。但由于清朝统治者钳制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自由，大兴文字狱，其修史动机是审查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编其可行，毁其不满。另外，西学东渐，民主精神渗透到历史批判、学术研究和谋求社会革新的领域。在潮流汹涌的文化背景下，清代考据古籍的学术活动大行其道，对各类典籍进行注释、校勘、考订、辨伪、补正、辑佚，涌现了一批文史理论大家和史学著述。明末清初黄宗羲编撰的《明儒学案》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开山之作，该书将明代学者200余人，按学术渊源概括为19个学案，对明代各家学术宗旨、学派源流及有代表性的学术要点进行了深入剖析，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全貌，为后世同类著作提供了范本和参考。

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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