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揭示文学的文化性格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传统文学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形成了契合于自身发展轨迹的文化性格。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性格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中国传统文学是诗化的文学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学的诗化性格还表现为传统文学的其他形式都内在地具有一种诗化的追求，这种诗化追求在小说、戏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传统文学注重理趣的文化性格，也还因其深受道家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学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形成了契合于自身发展轨迹的文化性格。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性格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学是诗化的文学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从先秦时的《诗经》和《楚辞》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出现了优秀的诗人和诗作，尤其在唐宋时期，唐诗和宋词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两座顶峰。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学的诗化性格还表现为传统文学的其他形式都内在地具有一种诗化的追求，这种诗化追求在小说、戏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唐代以前虽已有小说的雏形，但因为只是粗放的“街谈巷语”，故不被世人所重视。到了诗歌高度发达的唐代，小说创作受到了诗歌艺术的滋养，开始有了自觉的独立的艺术追求。唐代传奇小说的内容和意境深受唐诗影响，如在《长恨歌传》《莺莺传》《柳毅传》和《霍小玉传》中，都能感受到浓郁的诗意。宋元以后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话本小说更是深受诗的影响，一些话本本身又称“诗话”或“词话”。这些章回小说不仅起首篇末有诗有词，而且正文之中更是穿插了许多诗词。这些诗词有的本身就极具文学鉴赏价值，如《红楼梦》中的诗词艺术在后世的“红学”研究中甚至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学派。

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更是有着显而易见的诗化倾向。中国古代戏剧作为一种诗剧，离开了优美的唱词是无法想象的。无论是元杂剧还是明清传奇中都可以发现戏的剧情往往非常简单，其引人入胜之处主要是优美雅致的唱词。在古代戏剧的代表性作品《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唱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之类充满诗意的唱词数不胜数。正如中国文学史家袁行霈先生指出的那样：“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高明、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大剧作家，哪一位不是才华横溢的诗人？《窦娥冤》《西厢记》《梧桐雨》《汉宫秋》《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等著名的剧作，哪一部不是华美的诗篇？”^[5]

（二）中国传统文学是注重理趣的文学

中国传统文学注重理趣首先体现在儒家“诗教”思想对文学发展的深厚影响上。“诗教”一说最初源自《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在儒家看来，诗的教化作用在于能通过诗的温柔敦厚的创作原则而达到政治教化的作用。温柔敦厚作为一个基本的文学创作原则，所追求的显然是文学的理趣意味而不是形象塑造。儒家倡导的这种“诗教”思想后来发展为“文以载道”的文学道德观，这就更是把文学的理趣追求视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传统文学注重理趣还体现在佛家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渗透与影响上，这其中禅宗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最为明显。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流派，自唐代以后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之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了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也影响了他们的艺术趣味。唐诗中有许多诗作融禅意于笔墨之间，透出浓浓的禅味。如著名诗人王维，不仅本人信奉禅宗，而且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淡、空、寂这三种境界正是禅宗的追求。禅以无念为宗，对人生采取淡化的处世态度，淡至极致就是空明，空明则无欲、无执、无求、无息，这便是寂的境界。

禅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浸润还表现在禅的静思妙悟的修行方法，对古代诗歌乃至散文、小说、戏剧创作的启发上。《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就认为诗歌创作中“妙悟”是第一位的，“学力”是第二位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语”^[6]。禅宗的机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并非仅在诗歌方面，我们在《红楼梦》等其他文学作品中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佛家理趣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广泛渗透和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文学注重理趣的文化性格，也还因其深受道家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在道家看来，万事万物的生灭变化，都有其自身的原因，非人力所能左右。因此，自然天道是宇宙天地的基本规律，也是人必须遵循的最高生存原则。所以，道家自老子开始就反对执着人为，主张清静无为。道家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追求返璞归真，追求自然美的审美情趣。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创作活动，其核心就是“返归自然”。他在自己的田园诗作中处处流露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快慰之情，他的诗作充满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的自然美。他的诗作中体现出来的不饰词藻，不追求奇特意境的自然主义风格，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则更是深受道家“法自然”思想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不仅充溢着自然主义的理趣，而且他本人也是道家思想的虔诚信奉者。他的艺术风格正如他自己在赠韦良宰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司空图在《诗品》中专对“自然”列一品目，进行了专论。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大家也都对文学中的清新自然风格推崇备至。明代的李贽主张“童心说”，他所言的“以童心作文”即是以自然纯真之心写作的意思。袁宏道提倡“真趣说”也是以自然为师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自学问者浅”。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学注重理趣的文化性格，是在儒、佛、道三者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逐渐形成的。

（三）中国传统文学特别强调意境的营造

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对意境的营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圣贤意境（或称德性意境），另一类是审美意境。就作家对圣贤意境的营造来说，从屈原的《楚辞》开始就有这样的传统。这种意境营造表现为一种对德性和品行的观照和体味，而且这种观照和体味通过比兴的手法往往被渲染成一种超凡脱俗、澄明心性的道德修养境界。所以，在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喟叹中，可以感受到作者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和人格的刚正纯洁；在《庄子》中对鲲鹏展翅逍遥自在的诗意描绘中可以感受那摆脱物欲羁绊，淡泊功名而拥有的德性充实；在杜甫的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中可以感受到守静居敬带给生命的一份美好感受。中国古代文学对这种圣贤意境的营造在咏物感怀的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这种圣贤意境的营造往往借物寓意，从咏物中感受到作者带给我们的德性意境。最典型的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作者在这首词中借梅花而喻示了人格中刚正孤傲、不同流合污的可贵品性，词中最后两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则更是把德性意境的营造推向了至纯、至洁、至高的境地。

中国传统文学对意境营造的另一类型审美意境，几乎是所有诗歌创作所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也处处可见。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句中，一个“直”字和一个“圆”字就勾勒了一幅边塞风情的动人画面；在韦应物的诗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中，则以对比手法勾勒出一种悠然自在的情景；在冯延巳的词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中，更是以看似不经意的风吹池水的场景描写将读者带入了一种欲说还休的无边冥想之中。诗人贾岛改“僧推月下门”为“僧敲月下门”的典故，更是形象地诠释了诗歌创作中意境营造的重要审美价值，在这里，诗人通过一个“敲”字把月夜空寂无声的寺庙蓦然传来一两声敲门声的意境渲染得特别优美空灵。

除了诗歌创作中注重意境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其他形式，如散文、骈文、戏剧、小说等也都非常注重意境的营造。就散文、骈文而论，不仅那些抒情写景的散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苏轼的《赤壁赋》等有着浓郁的诗的意境，即便是先秦诸子散文也能让我们领略意境之美。如在《论语·子罕》篇中有这样一段简洁的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虽只有寥寥数语，却把一位哲人面对着川流不息的江河感慨人生岁月如流水的意境勾画得极其生动。至于中国传统戏剧对审美意境的营造则更是高度自觉的。元杂剧中的许多唱词就极善于通过描摹景物而烘托出一种极为优美的审美意境。如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里的曲子，“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段唱词所营造的情人离情别绪的伤感意境显得极为优雅。同样，中国古代小说对意境的营造也是高度自觉的。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中，曹雪芹对意境的营造可谓是匠心独运，甚至那亦真亦幻的太虚幻境也都成为小说意境渲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揭示文学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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