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之道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对道德问题的探讨，中心问题就是“成人”之道，亦即理想人格的塑造。所以从先秦时代起，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建构了自己关于“成人”之道的学说。仁义的理想人格是儒家推崇的人生至道的理想。故孟子认为，“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他们把“兼爱”视为道德上最高的善。墨子讲“兼爱”是不分彼此和远近，在原则上是一律平等的。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对道德问题的探讨，中心问题就是“成人”之道，亦即理想人格的塑造。所以从先秦时代起，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建构了自己关于“成人”之道的学说。

其一是“仁义”的理想人格。仁义的理想人格是儒家推崇的人生至道的理想。这一道德理想由孔子最先确立基本的内涵，然后经过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的阐发，终于形成一套完整的儒家理想人格理论。孔子把“仁”的内涵定义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51]按照中国哲学史专家冯契先生的理解，孔子在这里对“仁”的解说包含有两层意蕴：一是人道原则。“仁者，二人也”，故“仁”即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友爱，不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2]。二是理性原则。肯定每个人都有仁义之心，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能近取譬”^[5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仁”的理解，孔子在《论语》中对仁的具体表现作了很多的罗列。譬如，仁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是克己复礼，“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是能爱憎分明，“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是勇敢，“仁者必有勇”；仁是刚毅坚强，“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仁是不怕牺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如此等等。所以，在孔子那里，“仁”具有极多的表现形式，而其中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还进一步认为，“仁”是一种优雅快乐的人生境界，“仁者不忧”^[54]。但同时，他又强调了“仁”的境界不玄远也不神秘，“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55]

孟子直接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但他更注重从仁义并举的角度理解道德上的这一仁义理想人格。在他看来，“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56]可见，孟子讲“仁”和孔子略有区别。孔子谈“仁”注重行为，孟子则把“仁”理解为内心态度，而这种“仁”的内心态度表现在外就是“义”。故孟子认为，“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57]所以，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58]这里，孟子已初步探讨了在道德冲突中如何造就理想人格的问题。孟子还非常具体地描述过这种仁义的理想人格风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59]这是一种非常崇高的理想境界。显然，孟子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影响作用。

自孟子之后，许多思想家都对“仁义”的理想人格作过探讨，其中董仲舒在继承了孔孟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些精辟独到的观点。如在董仲舒看来，道德上的理想人格造就，要解决一个“人与我”的关系，“《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60]因此，仁为爱，而仅爱自我非是仁，唯有同时也爱人方为仁；义为正，而仅正人非是义，只有同时也能正己方为义。这样，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道和理性原则在这里就被进一步具体化了。

在仁义理想人格的塑造上，董仲舒十分强调“仁智并举”的原则。他认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61]。在董仲舒看来，能爱人为仁，有洞见之明为智；有仁而无智，则虽爱人而不能辨祸福利害，其行为结果往往以仁害人；有智而不仁，则虽能辨是非，却漠然无动于心，不肯去行仁义之举，终究也是不智。故唯有仁智两者并举，达到且仁且智的境界，才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

其二是“兼爱”的理想人格。兼爱的理想人格是墨家学派的人生理想。他们把“兼爱”视为道德上最高的善。这一思想为墨子最早创立，后来经过后期墨家的发扬光大，形成了在当时极有影响的一种人生至道理论。作为一种人生至道的追求，墨子并不否认义，所以他主张“万事莫贵于义”^[62]，但他认为“义”之内涵即为“兼爱”。在墨子的伦理学说中，非常强调兼爱是道德之本和人生至道之境界的思想，“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63]“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自身……不慈者，盗贼，战争皆亡矣。”^[64]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孔子和墨子的理想人格都是人道主义的。

墨子还具体描绘了一个兼爱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65]墨子又是道德问题上的功利主义者，他强调“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66]故墨子非常强调兼爱则人己两利的功利主义思想。但与此同时，作为人生的一种最高道德理想，墨子又提出了无功利之兼爱。“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67]这种带着博爱的情怀犹如日月之光普照大地，而从不企望从中获得私利的兼爱理想人格，也是墨子自己所躬身践行的一种最高的理想人格。从这一点上讲，墨子的功利主义道德学说与西方的功利主义伦理观相比，显然又带有更多的利他主义品性。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分成了几个学派，史家统称为后期墨家。在道德理想人格方面，《墨经》继承了墨子的“兼爱”理想，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墨子讲“兼爱”是不分彼此和远近，在原则上是一律平等的。但在道德的现实生活中，这种一律平等而视的爱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所以，与孟子同时代的墨家学派人物夷之说：“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68]后期墨家的其他思想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伦列”的思想，“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谓伦列。德行，君上，老长，亲戚，此皆所厚也。为长厚，不为幼薄，亲厚厚，亲薄薄。亲至，薄不至。”这即是说，爱无厚薄，不分彼此，但付诸实施时可分厚薄，因此，兼爱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秩序伦列问题。《墨经》这一思想无疑使“兼爱”的理想由抽象而变得具体了，这当然是理论上的一个进步。

由于儒家和墨家都在道德学说中强调一种人道主义原则，因而儒、墨两家在道德理想人格的建构方面常常是相通的。如在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所勾画的“大同”理想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渗透着墨家的“兼爱”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大同的理想社会，无疑正是儒家仁爱和墨家兼爱理想人格的具体实现。从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发现，《礼运》的这一以兼爱为基础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在中国历代志士贤人的道德理想追求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三是“无为”的理想人格。在先秦哲学中，除“仁义”与“兼爱”的理想人格理论之外，还有一种极有影响的道德理想学说，这就是道家的“无为”说。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建立了一个以“道”为基础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由此出发，老子反对儒、墨在道德上注重人道，强调教化的观点。因为在老子看来，道德无非是对天道的一种顺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9]自然本身是无为的，但这种无为却又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70]，故这其实又是一种无为中的有为。

为使他的“无为”理想人格具有说服力，老子进一步论证“有为”对人生的危害，即“有为”总带给人许多失败和烦恼。如，“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71]在老子看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72]所以，老子甚至声称人类应复归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73]。因为婴儿是无为的，因这种无为，故婴儿是最有德的。为了达到这种“无为”之境，老子还探讨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吾有三宝，持而守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74]

老子在这里宣称的是一种无道德境界的道德境界，人生至道被理解为“无为而无不为”。由于任何道德追求中的仁义或兼爱均属人为，因而在老子看来，这都不是理想的人生境界。所以，老子反对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等伦理纲常，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75]。

道家的这一理想人格至庄子而集大成，故后人合称“老庄理想”。庄子直接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明确认为善恶皆“有为”，故皆有所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76]认为为善与为恶皆为“名”“刑”所累，唯有“无为”才构成道德上的最高理想境界。在庄子看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77]这种无己、无功、无名的理想人格也是庄子自己身体力行的人生最高准则。魏晋时期，无为思想又再度兴起。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无为思想与玄学相结合，使“无为”的人生至道理论蒙上了玄秘的色彩。这一期间“无为”说的推崇者主要有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这些思想家不仅在理论上阐发了无为的学说，而且还在实践上孜孜以求，乐此不疲，形成了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的人生态度。

可以肯定地说，无为的理想人格是充满矛盾的。人原本是有目的的存在物，因而必然要有追求某种目的的行动，这原为人之自然本性。道家主张人应当“无为”，这恰恰违背了人之自然之性。而且，“无为”的人格理想必然使道德主体陷于一种貌似豁达解脱，实质却是定向宿命论的迷误之中。这正如庄子所云：“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78]显然，这正是一种典型的宿命论的人生观。

【知识卡片】6－1　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想人格论及其现代意义

可以说，儒家的“仁义”理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乃至于整个社会历史产生了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墨家的“兼爱”理想则在我们民族的心态和德性中积淀了诸如宽厚之类的品行。道家的“无为”理想，则主要在知识阶层（士大夫）中拥有极多的崇尚者。这一理想人格虽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能给人的心性以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毕竟带有较浓厚的消极无为的特性，比之于儒家的追求仁义、崇尚刚健有为之理想人格的思想而言，其积极性显然要小得多。

成人之道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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