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走向了全面的完善与成熟。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体,融合了道家、佛家诸多因素的有机结合体。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了与之相契合的思想体系。......
2023-08-30
“伦理”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释为:“伦,犹类也。理,分也。”本意为“条理”,后人将其引申为人伦道德之理,即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如贾谊在《新书·时变》中说:“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先秦时期作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开始逐渐孕育和形成与封建社会相契合的传统伦理道德。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伦理道德观,奠定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主要学派都提出了各自的伦理道德,主要有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的儒家,以“礼”为最高道德准则的法家,以“义”为最高道德准则的墨家和以“道”为最高道德准则的道家。[1]
孔子在对春秋时期文化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在孔子看来,“仁”来自人的内心,即“为仁由己”[2]。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之上,仁的内涵就是“仁者,爱人”[3]。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4]孔子认为,“仁”的出发点就是以“孝悌”为核心的亲亲之情,“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5]仁的基本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孔子“仁”学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基本标志之一。
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道德伦理思想。孟子认为,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7]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8]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论证了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孟子还从主观能动性的角度,论述了“尽心知性”“寡欲”和“养吾浩然之气”等修养,进一步完善了孔子所提出的仁学思想。自汉以后,孔子和孟子所倡导的儒家伦理道德被尊为封建社会的正统官方思想。
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将“礼”作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他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把“礼”置于“四维”之首。在管子看来,“礼”是外在的法度,强调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和限制,而儒家所理解的“礼”主要是关注由人内心在“仁”基础之上所产生的自觉规范。经过韩非子的发展,“礼”被视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法律,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最重要手段。在法家看来,伦理道德教化无益于国家统治,只有依靠“法”才能治理国家。法家的这种主张在秦朝灭亡之后逐渐被统治者摈弃。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将“义”作为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墨子认为,“义”就是“兼爱”。“兼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9]。墨子认为,只要使彼此利益兼而为一,人们就会彼此相爱。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10]“孔子贵仁,墨翟贵兼。”[11]在孔孟的伦理道德思想中,“义”是由“仁”延伸而来的,即“居仁由义”。因此,“义”要受到“仁”的规范。但在墨子看来,“义”的基本原则是“兼相爱,交相利”[12]。墨子认为这个原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伦理原则,也是国与国之间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正是从这样一个理解出发,墨家秉持“兼爱”“非攻”“尚贤”“节用”“互利”等主张。
以老子和庄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将“道”作为最高伦理道德原则。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事万物包括人事在内的一切存在的最高最普遍的规律,是人所必须遵循的必然之则。在本质上讲,“道”是无为的,而人的德性也应是崇尚无知、无欲、无为。老子的理想社会就是“小国寡民”,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3]。在庄子看来,在人生中恶固不可为,善也无须为,因为为善要为名所累,为恶则为刑所累,因而真正的境界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4]。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道家主张的其实是一种以无道德为最高道德的理论。其所倡导的“隐世”哲学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诸子百家中伦理道德思想对立、批判、否定的结果,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交融和渗透,最终使儒家伦理精神的运作和道家的人生智慧结合起来,即入世与隐世、人伦情感与人生智慧、心与身相结合,由此构成中国伦理的理想性与世俗性、进取性与柔韧性的相辅相成,互渗互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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