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发展的基础上,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诗歌、散文、小说、文艺理论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四)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被称为笔记小说,主要有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种。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现今共存30多种,比较著名的有《博物志》,为西晋张华所编,该小说分类记载了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记录人物逸闻逸事的志人小说,著名的有《世说新语》《魏晋世语》等。......
2023-08-30
伴随着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的激化,儒学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旧居之庙(指孔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洪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49]与此同时,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蓬勃发展,为了弥补两汉经学的消弭,魏晋玄学开始形成并发展成为该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魏晋玄学对两汉经学进行了多方改造,在内容上以本体论取代神学,否定阴阳祥瑞灾异与谶纬之说;在形式上以抽象的义理思辨取代烦琐的考据和象数比附。这就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注入了清新的活力,标志着中国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由于当时的哲学家信奉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并称其为“三玄”,所以后世称这种哲学为“玄学”。
玄学思想虽然继承了先秦的老庄哲学,但与老庄哲学又不尽相同。魏晋玄学大多以研究《老子》《庄子》为主,同时也研究《周易》,并以《老子》《庄子》注释《周易》。例如王弼著的《周易注》与《周易略例》两书,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性著作。魏晋玄学把老庄哲学中的“有无”问题当作讨论的核心命题。以何宴、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当作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的基础,主张“以无为本”[50],“凡有皆始于无”[51],代表作有何宴的《道德论》、王弼注释的《老子》《易经》。崇有论者裴则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52]裴反对贵无思想,否认无能生有,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而向秀和郭象则主张“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生有,万物是突然自生自得的”,反对无能生有,提倡万物自生独化之说。他们认为世界是由众多的具体物构成的,“有”之外并不需要有一个“无”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
魏晋玄学一改两汉经学注重宇宙生成问题探讨的做法,转而主要以讨论宇宙本体问题为主要课题。玄学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体”的本体论思想。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有”只能依赖于本体“无”才能存在。郭象既反对“无中生有”说,亦反对有必“以无为体”说,主张有之自生说,并认为“有”是各个独自存在的,不需要一个“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先秦的老庄之学以崇尚自然、反对儒家礼教(即名教)为主要特征,而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中除阮籍和嵇康外,总的说来都是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王弼用老庄的方法解儒家的《周易》与《论语》,其目的就是要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他从本末、有无的哲学体系出发,认为名教是“末”,自然(即“无”或“道”)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是统一的。而郭象则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53],故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阮籍、嵇康的老庄学表现出反儒的倾向,与王弼、郭象的玄学取向有所不问。阮籍讥讽儒者是“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绝墨也”的处于裤裆中的虱子。魏晋玄学家重名理之辩,善做概念的分析与推理,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着言象,这对提高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先秦的老庄之学,汲取了汉代经学的教训,通过有无本末之辨,建立了精致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开创了糅合儒道学说的一个新的哲学时期,对后世诸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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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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