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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30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和谐”,即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身心等的和谐。在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入儒,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至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包容和吸纳,都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在各种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击碰撞下,中国文化逐步走向融合统一,表现了“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一)厚德载物与中庸尚和精神的阐释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5]这里的“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道德胸怀,包容万物,对待事物要兼容并蓄的意思。“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有道德修养的人能宽容不同意见的人。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6]这里的“和”“同”与“和谐”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是不讲原则地随声附和;“和”是指容纳不同意见,包容差异性。提倡“君子厚德载物”也具有“君子和而不同”的意思。
中国古代早就有“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西周末年的史伯和春秋末年的晏婴,是较早对和谐进行理论探讨的人。史伯认识到,只有不同元素相互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达到和谐的效果。五味相和,食物才能美味可口;六律相和,乐曲才能悦耳动听;君主善于倾听正反之言,“和乐如一”的局面才能出现。正如史伯所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37]也就是说,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即把不同事物融合在一起;不同事物相配合而达到平衡,就实现了“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止了。
春秋末年的晏婴,用“相济”“相成”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运用于君臣关系上,强调君在处理政务上意见“可否相济”的重要性。“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38]这里的“可否相济”便是“和”,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重和去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怀,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39]的观点,便是重和去同思想的体现。
厚德载物与中庸尚和的精神,还体现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民族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以礼仪道德平等待人,接纳、吸收异民族的优秀文化。汉代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以“兼容并包”“遐迩一体”为指导思想,招抚周边各少数民族。正是该思想,使汉王朝将不同的民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在治国之道方面,兼容天下的胸怀表现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还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著名成语等都是中国古代重“和”去“同”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
事实证明,“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厚德载物与中庸尚和精神的实现
既然和谐是最好的秩序和状态,是理想的追求,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和”的理想呢?
儒家认为,根本的途径在于保持“中”道,并以此规定和谐的标准。“中”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既不要不及,也不过度。孔子用“持中”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他认为,凡事叩其两端而取其中,便是“和”的保证,也是实现“和”的途径。以“中”为“度”,“中”即是“和”;“和”包含着“中”,“持中”就能“和”。
孔子进一步提出“中庸”的概念,使中和观念哲理化。“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40]强调了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是要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总准则。孔子认为,办任何事情都有个标准,不能超过这个标准,也不能达不到这个标准,而应该是完全合乎标准的中正不偏,准确适度,无过无不及。所以“中庸”包含了“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两个方面的内涵。
任何事物的最佳状态,都是多种事物的对立统一而构成的和谐。事物对立的两端是客观存在的,叩其两端而用之,在对立的两极之中把握一个最适当的度,正确的态度是“允执其中”[41]。
之后的儒家学者对中庸和谐、贵和持中思想,又不断地进行诠释和发挥。例如,《中庸》将孔子的持中原则从“至德”提高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强调通过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人之间、人道与天道之间的和谐。《易传》将和谐思想具体化为阴阳相分,柔刚定位的观点,推演出社会政治关系中的君臣、君民以及家庭关系中的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贵贱,严格规定了阳尊阴卑、刚上柔下的等级秩序。宋儒认为“不偏谓之中,不倚谓之庸”[42]。
从总体上看,儒家的中和理论是以中庸观为理论基础,以中、和为范畴,以礼为标准,以对统一体的保持以及对竞争、冲突的抑制消除为特征的封闭和谐体系。因此,该理论成为儒者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和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并且渗透到整个社会心理之中。
从“和而不同”原则出发,孔子主张做事恰到好处,为人坚持原则而又能团结和谐,这的确是一种很高的修养境界。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达到中庸之至德的修养方法。例如,他强调自我修养,自我克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推己及人,行忠恕之道,将心比心,理解别人,用“礼”节制自己的社会行为等等。《礼记·中庸》把中庸之道作为做人必须达到的一种境界,称之为“极高明而道中庸”。如何达到这一境界?《中庸》认为有五个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贵和持中思想作为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的基本精神,适应了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又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的需要,成为民族的情感心理原则,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心态,体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
和谐精神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逐渐泛化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例如,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经济上“不患贫而患不均”[43]的平均思想,文化上的天下一家情怀,文学上的“大团圆”结局,艺术上的“物我通情相忘”的意境,美学上“以和为美”的审美情趣等等。
贵和持中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全民族都认同中和观念。人们普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态度要适度,要重视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使得中国社会有某种特殊的凝聚和扩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客观地说,这抑制了竞争性观念的生长,也为折中主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提供了理论土壤,并成为统治者维护专制主义等级秩序的工具。[44]
【知识卡片】4-2 长城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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