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文传统之一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既讲天(自然),又讲人的史学内容,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中国传统史学既没有弃绝天命神意,也没有过分漠视人事,始终坚持天人合一的思想,认同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寓论于史,史论结合,文史兼修是我国史学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刘知几论“识”,还是章学诚论“德”,其衡量识、德的标准无一不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
2023-08-30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则推崇人通过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求得人的生存和发展。中国的先哲们认为,自然发展与人类发展是互相影响的,人应根据自然变化来调整、规范自己的言行,这样就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统一境界。
古代中国各学派都从不同角度探讨过“天人”关系,即所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古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都离不开农耕的物质基础。
以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需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很早就有了天文历算。延伸到社会生活中,就有了对“天时”“地利”“人和”的相辅相成关系的探讨,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对“天人之学”持之以恒的艰苦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精神源远流长。新石器时期,人们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外界的自然环境,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时期的原始氏族体制下的经济政治结构和血缘宗法制度,使氏族、部落内部维持着自然和谐的关系。以上两方面是产生“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个体对群体的顺从、适应的协调关系)观念的现实基础。例如,河南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太阳人面图像,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人和太阳等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思考,可看作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
“天人合一”精神成熟于先秦。在古典文献五经中,具体地记载了古代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例如,《诗经》中的天人观念是相当丰富的。其中的比、兴手法,将自然物、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生活相联系,用情感拥抱自然,使自然人化了。该时期,理性主义兴起,宗教信仰衰颓。“天人合一”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去掉了原有的神秘、迷狂等非理性内容,强调了“人”与“天”相认同、一致、协调。
春秋到西汉初期,人们开始挣脱血缘氏族的原始礼教,认真探索自然和人类社会,认识到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独立存在。在《淮南子》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强化了,表现在把人体的部位和宇宙天象一一对应的比照。如下:
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3]
西汉初年之后,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为代表,构建了一个从自然到人类,从人类社会组织到人体构造,从人的有形之躯到无形思想观念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该思想体系的特征,是具有反馈功能的天人相通“感应”的有机整体的宇宙图式。人只有顺应——既认识又遵循——这个图式,才能获得自由,使个体和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该时期的“天人合一”重视国家和个体在外在活动行为中与自然、社会相适应和协调。魏晋玄学时期的“天人合一”精神,提高到道德本体上来,追求更高的境界。由以上可知,“天人合一”是古代思想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传统思想与古代中国国家机构运行及政治、道德实践的关系来看,天人合一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天是万物的起源,生出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天地万物像人类社会一样运转着,自然发展变化体现、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日月正常运行时,说明人世间一切正常——君明,臣贤,百姓勤耕和睦;而当人事出了问题——君昏,臣奸,百姓反对,日月也会用反常予以警告。即所谓的,人之善将得到天之更大的善,人之恶将得到天之更大的恶。基于此,天人合一思想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
此外,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作为宇宙中心,强调人是自然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主张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相一致,追求的人生理想是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精神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色彩,助力人们研究自然,推动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延续并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价值。尽管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仍然有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
(二)独具特色的以人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天人合一”精神,是以“人本主义”追求为前提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把人作为核心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表现为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主义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独具特色,既不同于古代西方文化“以神为本”的精神追求,也不同于近代西方文化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本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话语中的“人本主义”,强调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的嬗变,是以人生价值目标和意义的阐明及其实践为核心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始终以“人”为中心和根本,侧重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个体的心性修养问题,是一种道德伦理本位的人本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层面一,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坚持“民为贵”的民本主义精神。
《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有多处显示了以民为本的观念,例如,“重我民”“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4]“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5]“民和而神降之福”[6]等说法。
儒家学说中民为邦本的思想更为集中和突出。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7]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孟子从为政之道出发,强调政治统治一定要得民心,合民意,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8]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荀子的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他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9]
不仅儒家主张民为邦本,道、墨、法诸家都有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汉代的贾谊认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10]唐朝君主李世民深谙民贵君轻之道,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11]。宋代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12]。以上先哲们的重民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的发展与演进,折射了中国传统人本主义传统的根本所在。在该思想熏陶下,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把重生重德,谋求百姓生活安定,作为其基本的统治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理想,虽然没有否定君主专制,还不是民主思想,只是君主专制的补充,但其进步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层面二,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重视现世的人伦生活,宗教和鬼神信仰置于其后。
与西方文化的神本主义精神不同,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宗教神学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而且诸如佛教、伊斯兰教(古代称回教)、基督教(古代称景教)等外来宗教也被儒家的人文精神所同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神之间,坚持以人为本位,对鬼神敬而远之的基本传统。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将关注的目光投到现世人的生活、生命上,而反对以鬼神为本。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认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13]弟子问,怎样事鬼神?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人死后的情况,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14]汉代仲长统在其《昌言》中明确地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发展了儒家的人本思想,表现出重现世、重人伦、重人事,而敬宗教、远鬼神的整体趋向。
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无视宗教。《论语》中就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15]的说法;荀子在《天论》中认为,“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在这里宗教只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在我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中,祭祀鬼神的活动很隆重,例如,民间庙会、傩祭傩戏等。在这种祭神的民俗庆典中,也能看到人们重现世、重生活、重人伦的基本生命态度。观傩戏逛庙会是集物质和精神交流于一体的现世节庆,反映了民间的狂欢精神和乐观的现世生活态度。
层面三,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是具有道德伦理特征的人本关怀。
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追求个体权利、自由、民主的人生价值不同,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更重视个体对于群体的义务责任,目的是维系社会生活正常的运转。相反,不十分重视个体精神的自由与独立,也不十分重视个体自身的权利。
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的个体价值,不在于个体物质欲望的满足,也不是个体精神的愉悦,而是从个体与家庭、宗族和国家的关系上来肯定个体心性的完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所认可的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
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把人放在伦理关系中来定位。每一个体从诞生便进入了五伦社会关系网络——政治上的君臣关系,社会上的朋友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妇、兄弟关系。该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有其行为规范和道德模式,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教妇从,兄友弟恭,朋亲友信。整个文化所关注的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6]。而每个个体则在该种人伦关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履行自己的责任。
【知识卡片】4-1 都江堰——中国古人实践“天人合一”思想的伟大工程
中国传统的“人本”是“道德主体的人本”。一方面,个体担负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另一方面,个体又要追求一种主体道德心性的完善。这种完善既是社会的要求,也是个体的自觉。注重个体修养,肯定个体心性完善,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本主义精神不同于西方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所重视的人,虽然是现世存在的人,但却是处于“伦理”关系中的人,体现道德原则的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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