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夏金元时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该时期的中国文化，在跌宕起伏的大变动中经受了血与火的锻铸，拥有了包容万千的生命活力。游牧民族所产生的游牧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在撞击和交融过程中各自都发生了变化。蒙古族以游牧民族气质入主中原，统一中国，但终归被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所同化。发达、便利的交通，促进了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自宋朝建立之始，就被外患所困扰。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直到元朝建立，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于一个草原游牧民族之手。该时期的中国文化，在跌宕起伏的大变动中经受了血与火的锻铸，拥有了包容万千的生命活力。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

辽、夏、金和元分别是以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蒙古族为主建立的政权。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族势力对宋朝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游牧民族所产生的游牧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在撞击和交融过程中各自都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两宋在辽、夏、金以及后来蒙古族势力的进攻包围下，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悲愤，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在主流文化的精致细腻中增添了慷慨悲壮之气。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沉郁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都是这种文化大背景下孕育的产物。

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和女真等游牧民族也从汉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辽朝仿中原汉族设置官制，并任用了许多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儒家思想也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贞观政要》《史记》《汉书》等著作被译成了契丹文字，广为流行。辽朝君主“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风雅”^[74]。贾岛的诗成了儿童学习的启蒙读物，苏轼的诗更为辽人熟悉和喜爱。在西夏，《孝经》《论语》《孟子》皆有本族文字译本，西夏政权的官制、兵制和官民的服饰以及礼乐也都仿效北宋模式。西夏在宋仁宗年间，已开始任用中土贤才，读中土书籍，用中土车马，行中土法令了。儒学被西夏人奉为正宗道统，除学习经书外还学习《老子》《荀子》等诸子典籍。

在金国，儒学被推崇为正宗道统，中原的典章制度也被金朝推行，其考试办法也依照汉唐的考试制度。建立于幽燕故地的金中都，完全以汴京城为模型。金人对汉文化的吸取和整合，使北中国成为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75]的文化天地。

蒙古族以游牧民族气质入主中原，统一中国，但终归被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所同化。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元世祖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改漠北旧俗，整个统治体制“遵用汉法”，宣扬程、朱理学，对之后的明清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对外开放与中外文化的交汇

元朝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之一，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声誉远及于欧、亚、非三洲。元帝国水、陆交通非常发达。当时水路用的船舶，从设备、运载量到航行技术都是最先进的。陆路方面，建立了完善的驿站系统，从元大都和其他城市到中亚、波斯、黑海和黑海之北的钦察草原以及俄罗斯和小亚细亚各地，都有驿道相通。古老的“丝绸之路”也重新繁忙起来，成为通往西方的重要通道。

发达、便利的交通，促进了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西方各国的使节、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往来中国络绎不绝。公元1275年至1291年，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遍游中国各大城市，并在元朝做官。他回国后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繁荣与富庶，激起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之后，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远渡重洋，开辟新航道来追寻中国文明。

元朝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使异邦的先进科技流入中国科技界。波斯、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数学，尼泊尔的建筑艺术等传入中国。例如，天文学家郭守敬，充分吸取阿拉伯天文学成果，制定了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授时历》，该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只差26秒，与国际通行的公历完全相同。

【知识卡片】2－6　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

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等原因，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传入阿拉伯，再传入欧洲。中国的印刷术、历法、数学、瓷器、茶叶、丝绸、绘画等通过多种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和欧洲各国广为传播。

国内民族联系的增多，中外文化关系的增进发展，使少数民族的成员、外来侨民及其后裔也都有机会展示才华，从而为丰富中国的文化也做出了贡献。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更为辉煌灿烂。

（三）元杂剧的崛起与兴盛

杂剧是元朝文学的代表。元杂剧是在宋、金以来民间讲唱文学的基础上，综合了宋词的成就，并发展了金代诸宫调，融合讲唱、舞蹈、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新的戏剧。元杂剧最初盛行于北方，后来流行于南方。元杂剧的崛起与兴盛，既是我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也是时代的产物。

元朝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需要具有战斗性和群众性强的文艺形式加以表现，而元杂剧恰恰适应了这一需求，故应运而生。此时，受科举制度的冲击，文人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只有少数文人依附元统治者成为官僚，大多数文人和广大人民一样受到残酷的迫害，部分文人与民间艺人组成书会，投身于元杂剧的创作。此外，元代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南北各大城市的勾栏瓦肆繁盛，为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

元代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当时知名的杂剧作家达79人。关汉卿是元杂剧最杰出的代表，他毕生写过很多种剧本，保存下来的有18本。《窦娥冤》《鲁斋郎》《拜月亭》《单刀会》等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著名的元杂剧作家还有马致远、王实甫、白朴、纪君祥等人，马致远的《汉宫秋》、王实甫的《西厢记》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都是数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著。

辽夏金元时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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