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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两宋时期雅俗文化共生

【摘要】:宋朝分北、南两宋。宋室南迁,中国文化重心也随之南迁。(二)雅俗文化共生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相呼应,两宋文化在类型和样式上浸润着该时代特有的风貌——雅俗文化共生。两宋时期词高度繁荣,词是该时期文学的标志。因此,市民文化从诞生之日起,便显示出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宋朝分北、南两宋。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1126年,金人攻破汴京,从此开始统治北方长达100多年;同时还爆发了“靖康之难”。宋室南迁,中国文化重心也随之南迁。从此,南方平湖秋月的清雅山水代替了北方的平塞瀚海,南方含蓄委婉的内秀人物品评审美代替了北方粗犷豪迈的征服性人物审美,这些都推动了宋代文化向内省、精致的方向发展。该时期的各种文化要素,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还是社会风俗,都在不同程度上浸润着宋文化的特有风貌。

(一)理学的兴起

理学的兴起,是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魏晋隋唐以来,儒、道、佛三教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相互融合,到了宋代凝聚为新的思想结晶——理学。换句话说,理学是在儒学基础上批判地吸纳了道教佛教的思想而建立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产物。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有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

理学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新理论建构,在学术主旨和学风上有显著变化。理学家们改变了汉唐以来附注训诂的烦琐学风,注重义理,不拘泥于古训。正如黄震所言,“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出古训。”[68]理学把纲常伦理看作万事万物之所以如此的“天理”,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理学的基本性质和要义,就是为封建伦理纲常寻找本体论基础。

理学认为,宇宙本体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原则,主张积极入世并在现实中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理学大师朱熹改造了秦汉儒家编纂的《大学》,强调了“修身”方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样,从“格物”到“致知”,理学便将外在的伦理规范内化为一种主观要求。理学的兴起使儒学重新获得独尊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精致、最完备的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甚大。

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例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庄严宣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陈词,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铿锵誓言等,都渗透着理学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

与此同时,还要认识到理学中被系统化、绝对化和永恒化了的“三纲五常”,成为维系和巩固封建社会后期等级尊卑秩序,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例如,朱熹认为,“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69]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将“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起来,以及片面强调重义轻利的观念都具有消极的作用。

(二)雅俗文化共生

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相呼应,两宋文化在类型和样式上浸润着该时代特有的风貌——雅俗文化共生。雅文化是细腻、精致的士大夫文化,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的趋向相一致;俗文化是勃兴、热烈的市民文化,与繁荣发展的商业经济、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的情调相适应。

1.以宋词为代表的雅文化

士大夫文化的细腻与精致,通过宋词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两宋时期词高度繁荣,词是该时期文学的标志。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后经文人发展而趋于雅化。宋词最初继承晚唐五代婉约绮丽的词风,适宜描写深刻、细腻的思想和感情,因此,传世的宋词大都典雅委婉、清新秀丽。

宋词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语言小巧精细,造境摇曳空灵,极为细腻、精致。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秦观的“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境界虽小而狭,但形象精致,含义微妙,此种细腻、精美是宋词的总体风格。与如此“婉约”词风相对应的,便是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风,但该类词数量少,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柔美。

宋词雅,宋画也雅。到宋代,士大夫以自觉的群体意识投入绘画,把绘画纳入文人生活圈,便产生了“文人画”的观念和理论。“文人画”强调诗、书、画一体,偏爱画竹、画梅、画菊,以寓示士大夫的高风亮节,抛弃了绘画中“形似”手法,高度强调神韵。[70]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画”的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

另外,两宋的瓷器、服饰也以朴澹、清秀为雅。

2.市井文化的勃兴

宋词、宋画等以及理学共同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与上层雅文化并进的还有市井文化的崛起。市井文化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

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以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为基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繁盛的都市生活。作者张择端在5米多长的巨幅风俗画卷上,展现了清明时节首都汴京东南城内外的热闹情景,反映了都市形形色色、各行各业人物的劳动和生活,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满足于情调热烈的感官享受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诞生之日起,便显示出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为了满足崛起的市民阶层娱乐的需求,一些新的文化样式应运而生。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出现了固定的游艺场所“瓦舍”,瓦舍中又划有多个供表演的圈子称“勾栏”。瓦舍勾栏中士庶咸集,热闹非凡,上演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杂剧、杂技、说书、皮影、舞旋、花鼓、舞剑等。风格各异的市民文化跻身于大的文化系统之中,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三)发达的教育科技

中国文化在宋代趋向精致、成熟,古代教育和科技在宋代亦发展到极盛。

两宋时期发达的教育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等级身份差别不断缩小。在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宗学等教育系统中,太学、四门学皆收庶人子弟,这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门子弟脱颖而出。其二,重视地方学校的发展。北宋末期,地方州县皆有学校,故称“学校之设遍天下”[71]

发达的教育使宋代人才辈出,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大为提高。明人徐有贞指出:“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72]发达的教育为宋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在宋代达到鼎盛。中国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是宋代科技最辉煌的成就,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73],且创见迭出,他的《梦溪笔谈》对古代科学技术经验进行了总结,是一部卓越的百科全书。

北宋的苏颂在天文学领域,贾宪、秦九韶在数学领域都做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贡献。另外,在地理学地质学、农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有令世人刮目的成就。

在此前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比起宋代都大为逊色。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记》一书作序时,对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了极高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