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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与割据持续长达四百年之久,打破了封建帝国大一统的集权政治和经济体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才日渐广泛和深远,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融合中国文化而出现中国化。(四)儒、玄、道、佛的冲突与整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儒、玄二学和道、佛二教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文化奇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与割据持续长达四百年之久,打破了封建帝国大一统的集权政治和经济体制。“儒学独尊”为文化内核的一统文化模式也随之崩解,取而代之的是生动活泼的多元文化发展格局。

(一)玄学兴起

玄学是盛行于魏晋时期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有道是“有晋中兴,玄风独振”[54],玄学是儒道思想在魏晋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融合的产物。

东汉末年,统治阶级的腐败与儒家学说所宣扬的“仁政”“礼治”等社会伦理规范截然相悖。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学说被烦琐解释而“经学”化,已无力为东汉统治集团作粉饰。黄巾起义所宣传的平等思想,也从根基上动摇了封建的等级观念。社会剧烈动荡,封建统治集团面临严重危机。

严酷的社会现实有力地宣布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虚伪,统治阶级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替代汉代儒学,于是玄学应运而生。“玄”出自《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意思是虚无玄远,高深莫测。玄学家们特别推崇《老子》《庄子》和《周易》,将其奉为“三玄”。玄学产生之初,与儒学发生过较为剧烈的冲突。玄学之士往往“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儒学之士也谴责玄学家“好谈老庄,排弃世务,崇尚放达,轻蔑礼法”[55]。但是玄、儒二学虽然相互排斥,却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玄学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援道入儒,儒道兼综。玄学保留了儒学维护上下尊卑的纲常名教,摒弃了董仲舒的天命论,融进了道家的“道”“无”,以“无”作为宇宙的根本准则

此外,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对魏晋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构建是其现实意义所在。在玄学“贵无”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士人对现实极为不满,采取了远离政治、自命清高的态度。他们要么讨论一些玄远高深的抽象哲理,隐喻时政;要么徜徉山水之间,“琴诗自乐”,追求一种怡然自得的恬然生活;要么放浪形骸,有违礼法。陶渊明和“竹林七贤”便是魏晋士人行为方式的代表。

玄学提倡在现实人生中,特别是在情感中达到对“无限”的体验,这使玄学与美学联结在一起,成为魏晋美学的精髓。魏晋时期兴起的“重神理”而“遗形骸”、“重自然”而“轻雕饰”的美学观念,以及新兴的山水诗画都深深浸染着玄学风采。

(二)道教创立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由秦汉时期的方仙道和黄老道演变而来的。从战国至秦汉时期,燕齐一带的神仙方术与邹衍等人的五行学说相结合,形成了方仙道;汉代时方术又与黄老学说相结合,形成了黄老道;在东汉末年,方仙道与黄老道逐渐演变为早期的道教。东汉顺帝时的《太平经》是道教最初的主要经典。

早期道教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是于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因信奉《太平经》为经典而得名;一是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因信奉者出米五斗而得名。东汉熹平年间,张角曾利用太平道组织和领导了黄巾起义。道教从张陵开始,正式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东晋葛洪、北朝的寇谦之南朝的陆修静和陶弘景,逐渐将道教改造成为地主阶级门阀士族服务的贵族宗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改造,道教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已基本定型,隋唐时又有较大发展,成为与佛教相抗衡的一大宗教流派。

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的一般特征;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道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道教的教旨是神仙思想,以长生成仙为目标。道教的养气健身术、房中术、炼金服丹术等,都体现了在宗教观念上同传统的哲学流派、思想息息相通,体现了中华民族重现实重现世的民族性格。与此同时,道教还积极调和儒学,将儒学中的伦理精义纳入教义、教规之中,与玄学对待儒学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曾有学者这样描述儒家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56]

道教与道家之间的关系需要明确的是,道家是道教的主要思想渊源,但是道家不同于道教。道家是老子开创的学术派别,而道教则是一种宗教。道教在形成过程中,为了提高其地位便假托老子为教主,奉《道德经》为经典,故而容易模糊两者的界限。

道教观念中有反映下层人民要求生存权利以及平等互助的思想,道教文化中对古代医学、化学、药物学、养生学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57]

(三)佛教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勃兴的同时,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也气势日增地注入了该时期的文化系统。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起源于印度,在两汉之际(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才日渐广泛和深远,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融合中国文化而出现中国化。

佛教宣扬人生如苦海,但它可以把人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进入极乐净土的天堂。由于对佛教理论的解释不同,先后形成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从两汉之际到南北朝,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传入至三国。该时期佛教多与谶纬迷信相混同,并未得到士大夫阶级和上层社会的重视,朝廷不允许汉人出家当和尚。第二阶段,两晋时期,佛教依附于玄学。该时期玄学之风大兴的氛围和西晋黑暗腐朽的政治环境,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总的来说,玄、佛一拍即合,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之中。第三阶段,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摆脱玄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佛教与玄学之所以能很好地融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玄学的“贵无”论与佛教“一切皆空”的思想相通。当时中国流传的佛学主要是般若学。般若学的基本特点是视世界万物为因缘和合所生,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所以性空,“般若”即“空观”。由于般若学的“空观”与玄学的以“无”为本的哲理意趣相接近,所以佛教与玄学迅速调和。佛教适应了玄学形成的注重思辨求理的理性主义文化环境,玄学之士也借助佛教般若本无思想来提高自己的玄解,所以佛教得以迅速发展。佛教文化的流传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儒、玄、道、佛的冲突与整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儒、玄二学和道、佛二教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文化奇观。

玄学产生之初,“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58],大有“与尼父争涂”[59]的势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放达”派“竹林玄学”,直接抨击儒家“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儒学之士则谴责玄学家“好谈老庄……崇尚放达,轻蔑礼法”[60]。但是,儒、玄二学虽然相互排斥,却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一些儒者注意到老庄之学具有救名教伪弊之功,而玄学最终的思想特征也是援道入儒,儒道兼综的,因而在某一时期呈现出儒、玄合流的趋势。

道教虽主要以道家为其思想渊源,但同时也调和儒学,将儒学中的伦理思想纳入其教义、教规之中。正如葛洪所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61]当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还受佛教的影响而建立神仙谱系。

佛教文化的流传既对中国文化形成了冲击,又给予中国文化的发展以积极的促进。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扎根、生长,并形成中国的佛教宗派。佛教在宇宙本体论、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思维方式等方面影响了儒学、玄学与道学,反之儒学、玄学与道学也影响了佛教。正如有学者所言,“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62]

佛教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更为明显,很多佛经故事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般若学”和“禅宗”的思想直接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诗歌。中国的三大石窟都与佛教有关,寺院建筑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知识卡片】2-5 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之间的相互冲突、相互排斥、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造成了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和文化整合运动。加之该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交流与融合,使魏晋南北朝文化呈现出丰富性、多样化的格局。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了多角度的发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