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之秦汉时期：壮丽包容的大一统文化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秦国与东地中海的罗马、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并立为世界性三大国家之一。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也激发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工艺、学术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谓“大”，就是尊重、重视；所谓“一统”，原指诸侯天子皆统一于周天子，后指全国实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格局。^[48]

（一）文化统一与思想统一

秦汉统治者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后，为了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

1.文化统一

战国时期，因诸侯割据造成各诸侯国文字、律制和度量衡的不统一。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解决了之前的种种“异”，建立了统一的文化。

文化统一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有：①书同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整理与统一，在周朝大篆的基础上，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人称“秦篆”的新文字。秦篆，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把秦篆作为官方文字颁行全国，是为“书同文”。②车同轨。定车宽以六尺为制，统一车辆形制，一车可通行全国，是为“车同轨”。③度同制。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结束战国时各国货币、度量衡制度混乱的局面，是为“度同制”。④行同伦。“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是为“行同伦”。⑤地同域。废除周代以来的封邦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将东至大海，西达陇右，北抵阴山，南越五岭的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政的政令、军令之下，又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开发边境地区，传播中原文化，是为“地同域”。

秦始皇统一文化，在加强了专制君主集权政治的同时，也增进了秦国各区域内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为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思想统一

秦汉时期不仅统一了文化，还统一了思想学术，对之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为了加强专制统治，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颁布了“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49]的焚书令和挟书律，次年，卢生、侯生等方士、儒生私下指责秦始皇专任狱吏，贪于权势，秦始皇大怒，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50]，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秦始皇采取统一思想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焚书坑儒”毁灭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

（二）恢宏的文化精神

秦汉王朝具有宏大的规模和气象。秦国与东地中海的罗马、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并立为世界性三大国家之一。汉帝国的版图更在秦国之上，与其同时并立的世界性大国只有罗马。秦汉帝国的强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无不是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辉煌产物。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也激发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工艺、学术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在文学上，汉赋、乐府诗和散文成绩斐然，不但盛极一时而且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文体楷模。在史学上，《史记》《汉书》两部巨著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数学上，有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著作，有了勾股定理的最早记载。在天文学上，有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著作《五星占》，还有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等仪器。在医学上，有了世界上最早的全身麻醉法“麻沸散”，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五禽戏”，产生了《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出现了张仲景、华佗等著名医家，建立了传统医学的体系。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交流。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中国以丝绸为主的产品运抵西域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外经济文化的来往日益频繁，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灿烂的色彩。

（三）经学兴起

到了汉代，儒家的地位逐渐上升。武帝下诏“罢黜百家，表彰六经”^[51]，确立了儒学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推行之后，西汉统治者以“五经”为尊，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的学问。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是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经学”成为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

在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致而爆发了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是朝廷为了便于经学流播，下令搜集流散民间、口头流传的儒家著作，写为定本，作为传述的依据。由于这些经书用当时流行的文字记录整理，所以称为“今文经”。“古文经”是鲁共王刘余、北平侯张苍、河间献王刘德等人通过各种途径所发现的儒家经书，这些经书用古籀文写成，故称“古文经”。今、古文经学之争，不仅仅是书写文字大不相同、篇数上不一致以及读法问题，而且随着经师源流不同，传授的方法和对经义的解释也不相同，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

概括来说，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含义。前者强调合时，后者强调复古；前者学风活泼，而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平易，但失之烦琐。

从武帝时代直到西汉末，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在今文诸经中，《春秋公羊传》尤为重要，以治《春秋公羊传》起家的董仲舒，在著名的今文经学著作《春秋繁露》中，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从而建构起天人一统模式，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古文经学在王莽摄政时扶摇直上，东汉继续发展，大学者辈出，贾逵、马融、许慎为其中代表。^[52]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六经被尊奉为神圣不可触犯的圣人和经典，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而经学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可见经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之深远。要辩证地看待经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言，“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53]由以上可知，经学对古代专制制度的巩固和延续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严重抑制了新思想的萌芽，阻滞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之秦汉时期：壮丽包容的大一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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