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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转折时代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失去其天下共主的地位,“礼崩乐坏”,诸侯并立,竞相争霸,连年兵战。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大变革局面,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裂变致使文化教育得到普及和较大发展,打破了以往少数贵族垄断文化知识的格局,由“学在官府”走向“学在民间”。自先秦以降,儒家学说不断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公元前770年,在犬戎的强烈攻势下,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失去其天下共主的地位,“礼崩乐坏”,诸侯并立,竞相争霸,连年兵战。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大变革局面,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发展的时期。

(一)“百家争鸣”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

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在这充满战乱的动荡年代,中国文化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1.士阶层的崛起

各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竞相礼贤下士,甚至一些官僚、贵族也招贤纳士,“养士之风”盛行。积极致力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加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处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樊篱获得解放,取得了独立的社会身份地位。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专业从事精神性创造的文化阶层形成。

2.文化教育的大发展

殷商西周时期,巫史掌管文化教育,维护贵族阶层垄断文化的特权,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周礼规定,“学在官府”,只准“国之贵游子弟学焉”。[27]一般人被排斥在“官学”之外,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王公贵族、诸侯大夫门下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士”,不得不流落民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裂变致使文化教育得到普及和较大发展,打破了以往少数贵族垄断文化知识的格局,由“学在官府”走向“学在民间”。

与此同时,原先深藏在宫廷的文化典籍也流传于民间,成为一般平民的读物,“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8]已是大势所趋。“官学”的崩溃,必然促成“私学”的兴起。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首创私学,使大批新兴地主、商人和农家子弟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对于冲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促进“学在民间”的文化下移,推动历史前进具有积极的作用。

3.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了“百家争鸣”的兴起。

诸子百家都抱有“以其学易天下”之宗旨,也的确“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各国封建君主也都“兼而礼之”,“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29]由于不主一家,并允许各家之间相互批驳和论战,因而便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战国中期,还出现了像稷下学宫这样盛况空前的学术文化活动中心。稷下学宫建立于齐桓公时,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稷门附近,到齐宣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据有关史料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30]由此可知,当时稷下学宫众贤荟萃的繁盛景象。

许多著名学者都在稷下学宫讲过学,荀况曾三为学宫“祭酒”,成为当时最有威望的学术领袖。稷下学宫有相当长久的学术传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术文化活动中心之一。云集在此的各派学者可以各抒己见,自由辩论,相互吸纳,相互批评,这对促进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学术繁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主要条件的共存,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写下了中国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二)百家争鸣及各学派特征

所谓“百家”,是指诸子蜂起、学派并立的一种文化现象。据记载称“凡诸子,百八十九家”[31]西汉司马谈认为,最重要的有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六家。由于诸子在社会地位、思维方式和学统承继上的差异,学派风格上各具鲜明的个性特征。

1.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

孔子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说体系的核心为“仁”,“仁”既是连结儒家学说各范畴的媒介,又是各个范畴和言行的总纲。孔子把“仁”理解为,仁者“爱人”[32],“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4]。孔子把“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5]

儒家学说体系的核心为“仁”,体现在政治观上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国君横征暴敛,用残酷的手段统治人民,提倡“为政以德”,用德化的方法使人民对统治者俯首帖耳;体现在社会伦理观上,将“仁”具体化为主体修养的品德,来规范主体的行为,调节人际关系;体现在宗法观上,主张孝悌为“仁”之本,使“仁”植根于“亲亲、尊尊”的宗法血缘基础之中。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杀身成仁”成为士大夫阶层自我完善的神圣节操。

儒家学说非常重视“礼”,把“礼”看作维护旧的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孔子试图恢复“周公之礼”,以“克己复礼”为使命,但不同意完全照搬。孔子认为要维护周礼,须从“正名”入手。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去匡正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错礼,即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6]

儒家学说“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的特性,在日趋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未艾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也是儒家学说虽在动荡变革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却在新的社会秩序稳定后又被推上独尊地位的重要原因。自先秦以降,儒家学说不断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2.以“道”为本体的道家学说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家并驾齐驱的又一大流派。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春秋末期的哲学家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道家学说将“道”作为最高的原则,并将其贯穿到宇宙观认识论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道家学说有着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朴素深刻的辩证思想,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37],“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8]。也就是说,事物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

道家学说也有“周行”循环的形而上学观念,知足不为的消极人生态度,保守倒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39]宿命论。体现在政治主张上则是“无为而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40]。“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在政治上“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41]。为达此目的,老子主张实行“愚民”政策。他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42]“绝圣弃智”,“绝仁弃义”[43],使民“无知无欲”。他号召统治者在统治人民时要实施“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44]的政策。老子最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

【知识卡片】2-3 道家智慧管窥

3.墨子墨家学派

墨子(约前468—前376),墨家学派创始人,战国初期思想家。墨家思想反映了下层劳动群众,特别是小手工业者的性格和需求。墨家的政治主张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在墨子看来,“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45]也就是说,只要“兼相爱,交相利”[46],社会上就不会有以强凌弱、以贵傲贱、以智诈愚和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三表”是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47]。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标准,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4.其他各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除儒、道、墨三家之外,法家、名家、阴阳家在当时影响也较大。

法家是主张法治的一个学派,也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韩非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主张变法革新,加强君权,反对世卿世禄制和血缘宗法制;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酷法,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法家所推行的政策,为建立与加强统一的封建国家提出了理论根据。西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以严刑酷法为主要手段的法家思想与以教化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交互为用,对封建统治巩固和延续起了重要的作用。

名家,是以讨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有惠施与公孙龙。惠施是“合同异”派的代表人。“合同异”派揭示不同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抹杀了事物间质的差别,夸大事物的统一性,最终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公孙龙是“离坚白”派的代表。该派认为石之“坚”与“白”是相分离的,夸大了事物的特殊性,把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割裂、对立起来,导致形而上学。名家的好辩往往因混淆名与实、一般与个别的区别而流于诡辩,但其思想对于启迪人的智慧有积极意义。

阴阳家认为,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是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邹衍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整个宇宙是有秩序的统一体,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受到阴阳五行的支配。运用阴阳五行原理来论证社会人事活动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独特的思维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对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正是经由诸子百家的探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才得以丰满和完善,大致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取向。

【知识卡片】2-4 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