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从神本文化到人本文化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6]直到殷商西周时期，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才得以形成。在夏商西周时期，从文字的发明到青铜器具的使用，从宗法、礼乐制度的创建到人本精神的确立，中国文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之后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殷商文化的“天命神权”特色，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天命神权”的神本文化逐渐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便是转化的契机。这标志着殷商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

原始社会的人们开创了制造简单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文化活动。随着原始思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原始宗教观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但是，这些原始宗教观念尚不具备系统化、理论化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脐带。”^[16]直到殷商西周时期，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才得以形成。

在夏商西周时期，从文字的发明到青铜器具的使用，从宗法、礼乐制度的创建到人本精神的确立，中国文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之后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天命神权”的神本文化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建立，中国文化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商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是继夏朝之后的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以游耕为生计方式。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徙。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后，商也称殷，又称殷商。在殷都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270多年。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朝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殷商出现了甲骨文，其单字约在3000以上。后人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六种构字法，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这表明中国文字已进入较成熟的阶段。有了成熟的文字，就有了中国最早的文献。商时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长的一般约为四五十字，所以周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17]。

殷商时期，青铜冶铸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不仅数量多，品种多，而且制作也很精美。据考古发现，商周时期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冶炼铸造作坊，而且采用了与后世铸铜合金成分相近的配置标准。青铜在该时期作为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在各个领域取代了石器和陶器，被铸造成各式各样的复杂器物。在各种青铜器中，最重要的是礼器，又称为“彝器”。例如，鼎最为重要，一度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物。

殷商时期，人们仍然无法回答长久积聚在心中带有世界观性质的重大问题，例如，命运观念、天命观念等等。因而在以神秘性、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特色。

商人观念中的神，地位最高的是“天”或“帝”，将原始人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观念在此演化成“天神至上”的观念。将“天”视为宇宙中最高的主宰，并编造“君权神授”的谎言。“帝立子生商”^[18]的意思是，上帝派其儿子建立商王朝，商王按照上帝的命令来统治万民。“天命神权”成为商统治尊奉的宗教世界观。

在“天命神权”的神本文化支配下，商朝在生产、征伐、封邑等重大事宜上都要通过卜辞征求“上帝”的意见。例如，卜辞中有“今二月帝不令雨”，意思是二月不下雨是上帝的命令；“王封邑，帝若”，即殷王给臣下封邑取得了帝的同意。

除了上帝崇拜，商人还有祖先崇拜。相对于“上帝”来说，祖宗神居于第二位。商人认为，商的先公死后可宾于帝，以沟通上帝和人世。商时占术盛行，祭祀活动十分隆重，有的规模盛大，这也体现了“天命神权”的神本文化特征。

殷商文化的“天命神权”特色，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经验的丰富，体力和智力水平不断提升，对神权的崇拜逐渐淡薄，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则与日俱增。“天命神权”的神本文化逐渐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便是转化的契机。

（二）“以德配天”的文化维新

周是渭水中游的一个古老部落，作为偏处西部的“小邦”，曾长期附属于商。公元前11世纪周灭了商，建立了周朝。周朝建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维新，对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法制度的确立是周朝“文化维新”的重要表现之一。宗法制兼具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周朝利用宗法制度，建立了一个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的金字塔式的严密统治程序。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的，以华夏族为主体的统一王国，奴隶制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臻于完善。

周朝统治者继承并发展了殷商的“天命神权”思想，形成了一种完整的宗法奴隶制的意识形态。周朝统治者仍信奉“天”是宇宙中最高的主宰，但又不完全信赖天命，引进了“德”的概念来解释王朝更替、人世盛衰等社会现象。

周统治者宣扬他们是受上天之命而取代商王朝的，商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9]，殷商统治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20]。这样周人就合乎逻辑地解释了殷商丧失政权的合理性，同时也论证了周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即“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惟时怙昌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21]。也就是说，殷人失德，故失去了天的庇佑，丧失了政权；周人有德，获得了上天的庇佑和政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商朝的存亡，仅仅依靠虔诚的崇天祭祖无济于事，关键在于统治政策是否“宜民宜人”^[22]。因此，周人提出了“敬德”的思想，主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23]。

由以上可知，周朝统治者总结了夏亡殷灭的历史教训，更加重视“民心”。“天命”虽然重要，但要得到“民心”就须施行“德政”。周朝统治者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成了儒家主张“德治”的思想渊源。周朝的“以德配天”思想修改了“天神圣上”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改变了人完全屈服于神的状态，意味着人可以参与对世界的主宰。这标志着殷商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

西周时期形成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易经》是形成于西周初年的一部卜筮之书，该书试图用代表两种不同性质原理且不同排列组合的符号，来概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这是哲学思维的开始。“五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材料。“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24]由此可知，五种物质材料既是人们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构成世界的物质基础，这表明原始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开始萌芽。

“制礼作乐”是周朝“文化维新”的又一重要表现。周朝时期确立了以上下、尊卑等级关系为核心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这就是所谓的“制礼作乐”。礼制是周代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集中体现，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也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家庭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正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25]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西周“以德配天”思想的意义在于：第一，周初的统治者对统治权威的来源和依据问题已有充分认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仍然打着皇天、上帝的旗号，但是事实上，他们对皇天上帝背后民意的真正决定作用已有清醒的认识。第二，从“以德配天”的核心理念出发，周人合乎逻辑地引发出一系列政治统治的思想和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无逸”和“民彝”思想。无逸，是说统治者不要懈怠和放纵，即在治理方面要尽心竭力，严肃端敬，在生活方面要严于律己；民彝，是说为百姓制定各种规范，并且引导他们去遵守。第三，“以德配天”的落脚点是保民和德政，它所包含的爱护百姓、引导百姓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儒家发展为系统的仁政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流。^[26]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从神本文化到人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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