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的研究成果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农耕经济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始终。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传统文化民本主义和集权主义共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和集权主义相反相成，是由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所决定的。农耕经济对中国人务实品格的影响，还有其他的突出表现。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思想，而不是宗教的原因所在。

农耕经济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始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深深地植根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中。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民本主义和集权主义共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和集权主义相反相成，是由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所决定的。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集权政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农民生产出来，所以，只有农民安居乐业，社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天下太平，朝野康宁”才有保障。所谓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8]体现的不仅仅是对下层百姓遭遇的同情怜悯，而是已经提到了政治高度，将“民”确立为“邦”之根本，认识到“民意”是决定安邦治国的决定力量。孟子提出“民贵君轻”“政得其民”的观点，对民本思想作进一步的系统发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9]荀子论证了君民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0]。因此，“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存百姓”只是手段，“为君之道”才是目的。这是民本主义的实质。

与民本主义相伴相生的，是集权主义。古代中国农耕经济所需求的社会安定，决定了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要依靠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君主集权主义。为了抵御外敌、维护社会安宁和有序运行，需要建立大一统的集权政治，也就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

中国古代大多数学派和思想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尊君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是绝对君权论的始作俑者。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1]的中央集权政治设计。他认为君主应拥有无上权威，在君主统辖之下的臣民不具备独立人格，视、听、言、行皆以君之旨意为转移。早在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就确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君主政体，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中国传统文化安土重迁和务实品格的形成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华夏先民，栖息于大江大河灌溉的肥沃原野间，很早就结束了流动的渔猎生活，定居下来以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农业社会的特点是定著安居，国人的观念中对土地产生了深深的眷恋，土地成为根本。除少数行走的商贩和宦游的士子外，大多数汉族人尤其是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生固着在土地上。汉民族养成了一种“安土重迁”的习惯，一般不愿离开故土，除非极端严重的战乱和灾荒。而且一个人无论离开故土有多远，死后都要安葬于故乡。

中国传统文化的安土重迁，发挥了巨大的凝聚功能，使国人对故乡、民族、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无不洋溢着无数士人对乡土无限眷恋之情，如《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李白的《静夜思》、崔颢的《黄鹤楼》等。

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群体心理质朴厚重的品格和务实精神。在从事农事劳作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让华夏儿女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益于事，实心做必有收获。久而久之，中华民族“重实际而黜玄想”的精神，越来越根深蒂固。古代中国基于实用基础之上的农学、天文学、医学等十分发达。

以农耕为主的生计方式，形成的中华民族务实之风也影响了文化领域，“大人不华，君子务实”^[12]是中国圣贤、哲人一向倡导的精神。相反，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诞生。

农耕经济对中国人务实品格的影响，还有其他的突出表现。例如，中国人在对待各种宗教的态度上，自始至终未陷入迷狂，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终压倒神异的、出世的思想。总体而言，中国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是在“此岸世界”学做圣贤，力求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从未去“彼岸世界”寻求解脱。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思想，而不是宗教的原因所在。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凝重迟滞与崇尚中和的追求

在农业社会，所采用的是农业劳动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土地）高度结合的生产方式。劳动者被固定在土地上，既是生产劳动的需要，也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农耕生产方式下，满足于自给自足，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社会发展运行缓慢迟滞，大体是相对静态的。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极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恒久、静定、守常的，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蹈常袭故、好常恶变的习性。反映在传统文化中，是求“久”、求“常”、凝重，保守秉性，致使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例如，《易传》所谓的“可久可大”，《中庸》所谓的“悠久成物”，《老子》所谓的“天长地久”“复命日常”，《管子》所谓的“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等等，不一而足。反映在民间心态中，是对统治秩序希望稳定守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对器物追求经久耐用，都是求“久”、求“常”意识的表现。

农耕民族的这种凝重迟滞，与游牧民族以战争掠夺、军事征服为荣耀的心理不同，也不同于以商品交换、对外拓展和海外殖民为意向的民族。古代中国士大夫们留下的各类典籍中，能够发现“礼运大同”“兼爱非攻”“庄生梦蝶”和“归墟里五座神山”等美好的理想或奇妙的玄想，却从未发现过海外扩张和征服世界的狂想。因此，古代中国人平实、求安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厚实凝重性是农业社会特征的具体体现。

为了让自身的行为适应、顺从恒久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秩序，我们的先哲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庸”之道，作为立身处世的基准。中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蕴含的人生智慧，源自农耕经济的土壤。中庸之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强调中和、和谐，反对过犹不及，任何固执一端都失之“中”；二是“礼”是“执中”的准则，“中庸”就是“中礼”。孔子认为，“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3]据《礼记》中记载，“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礼乎，夫礼所以制中也。”“礼”以“制中”为用，所以又称“礼之用，和为贵”。可以说，“中庸”既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庸之道承认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强调用缓和、适度的方法解决矛盾，成为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中庸之道用于政治，可抑制兼并，均平田产、权利；用于文化则可在多元文化交汇时，讲究异中求同，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用于风俗便可不偏颇，不怨尤，入情尽理，内外兼顾；用于人格则可盛行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这与工商业发达的古希腊社会，人们推崇的自我表现、竞争交易之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四）中国传统文化变易观与循环论的形成

农耕生产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反复昭示着人们事物的变化发展与生生不息。与农业生产四季反复变化相一致的变易观便应运而生，并且与恒久观念相辅相成，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周易》《老子》的哲学思想中有关变易的观点，其鲜明特征是寓“变易”于“保守”之中。例如，汉武帝刘彻的“复古更化”，“复古”继承了尧、舜、禹三代道统，“更化”是以儒学哲理改变秦代遗俗。还有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康有为“维新”，直至现代“新儒家”呼唤的“返本开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寓变易于保守之中的“托古改制”的变异观。

中国传统文化变易观的思维方式与循环论紧密相连。中国农业文明成熟较早，农业生产随着四季更替循环而周而复始的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循环论产生的基础，并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所谓“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14]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换离合，更强化了循环观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循环往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是循环论的重要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循环论思维方式还体现在伦理修养上。《大学》中认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这样解释，“谓得其所止”，就把“知止→有定→能静→能安→能虑→能得，得即止”构成修养循环，达到“得其所止”的佳境，又回到“止于至善”的起点。这种从伦理观念出发，又归结到伦理观念的循环模式，是盛行于农业社会的一种“推原思维”，其最大特点是出发点与归宿“重合”，而这恰恰是农作物从种子到种子的周而复始的衍化。^[15]

（五）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与和谐大同观念的形成

中国疆域辽阔，各区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条件各异，形成了不同的生计方式和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秦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宋文化等，并且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多样性和兼容并蓄的特点。

在古代中国农耕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保留着多样化的经济成分。从横向看，不仅仅是农业生产，还包含手工业、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从纵向看，中国经济在三代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秦汉至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到近代始出现农业与工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也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性特征。在古代中国，战争、自然灾害的发生都引起了人口流动，使不同派别、不同类型的思想文化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容乃大”的雄伟气魄。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念与中国的农耕经济是息息相关的。受农耕经济的影响，人们形成了固守家园、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安土重迁、和平相处的观念，由此派生了防守自卫的民族心理。因此，追求和谐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谐成为农耕民族追求的目标和生活的价值，由此可推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个人和谐推衍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推衍到国家乃至世界的层面，便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和谐大同理想一直延续到近代，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撰写了《大同书》，孙中山题写了“天下为公”的横幅，毛泽东写出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豪迈诗句，将“和谐观念、大同理想”升华到崭新的高度。

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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