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经济：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农耕经济是古代中国立国的根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一）农耕经济已有研究发现，中国农业起源于第四纪冰川后期。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迅速成为京都及边防粮食、布帛的主要供应地。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冲突，但更多的是融合与互补，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农耕民族依附土地，安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中国大陆“负陆面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产形态。农耕经济是古代中国立国的根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一）农耕经济

已有研究发现，中国农业起源于第四纪冰川后期。大约在一万三四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就顺应气候转暖的自然变化，开始了农业耕作。考古发现已证实，华夏民族早在六七千年前，已步入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时代，逐渐告别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计方式。距今大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已见谷类和稻谷遗痕。距今大约4000年到50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和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了粳稻等谷物及石锄、石镰等农具。

3000年前的商周时期，进入有文字可考的青铜时代。殷墟甲骨文中出现黍、稷、麦、稻等农作物的名称，并有农事活动记载。铜、石生产农具并用，农耕业达到新的水平。战国时期，辅佐魏文侯的李悝倡导“尽地力之教”，为列国所仿效，农业生产发展成为各国富国强兵的基础。

秦汉以后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把“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定为基本国策，各朝以“帝亲耕，后亲蚕”之类的仪式以及奖励农事的政令鼓励百姓发展农业。耕地的范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统治者移民拓边屯田政策的推行而不断扩大。

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生计方式，同时发祥于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黄土层细腻、疏松，较适宜于粟、稷等抗旱作物的生长，也便于木、石、铜器等农具的运用。因此，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区域达到了较高发展水平，该地区自然也成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农耕重心不断向南转移，逐渐扩展到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秦汉时期，中国大一统的实现，为农耕重心向南扩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接下来的数百年间，北方被战火蹂躏，边患日益严重，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在战乱逼迫下，大批优秀的中原农耕者向南迁徙，足迹遍布长江中下游区域及东南沿海各地。

中国南方自然气候条件优良，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很快就得到了发挥。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迅速成为京都及边防粮食、布帛的主要供应地。“苏杭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就反映了唐宋以来农耕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事实。“西北甲兵”和“东南财赋”共同构成了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知识卡片】1－2　中国农耕文明景观：村落

（二）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对垒与融合

除农耕经济外，中国的北方草原自古生活着游牧民族——匈奴、突厥和蒙古族等，都是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6]。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南下甚至入主中原，例如，公元5世纪鲜卑拓跋部落统一黄河流域，公元13世纪蒙古人建立元朝，17世纪满族人建立清朝等。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冲突，但更多的是融合与互补，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

1.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垒

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生产方式及文明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的发生。游牧民族的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二为一，游牧与狩猎活动既是生产实践，又是军事演习，在长期艰苦的自然条件和不安定的生活磨炼之下，形成了游牧民族的强健体魄和剽悍性格，具备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以游牧为主的生计方式，决定了他们获取必备生活资料的不稳定性。当自然条件恶化，水乏草枯之际，饥饿的游牧民族就会南下劫掠，“利则进，不利则退”^[7]，给中原农耕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一旦游牧部落出现了具有政治远见和号召力的领袖，短暂的经济劫掠便发展为大规模的征战，甚至入主中原，建立起混合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王朝。

农耕民族依附土地，安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面对游牧民族的不定时侵扰，安居乐业的农耕民族终究无法与其在军事上作长期的争锋。在历史上，即便是曾出现汉武帝、唐太宗和明成祖等远征漠北的短暂行为，也改变不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格局——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民族处于防守地位，而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则掌握着军事的主动权，处于攻势。

处于守势的农耕民族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不得不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历尽艰辛，多次修筑万里长城。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所建长城因防范对象的不同，分为“互防”和“防胡”两种。秦统一中国后，“互防”长城不仅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而且还成为统一的障碍，因此被拆除，“防胡”长城的重要性则更为突出。为驱逐匈奴，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秦长城西起甘肃岷县，经黄河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东止于今朝鲜平壤西北清川江入海处，全长0.75万千米。汉代长城东起辽东，经阴山，河西走廊，直达新疆罗布泊以西，全长超过1万千米。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长城遗迹，东起鸭绿江口，经辽东沿燕山山脉巍然耸立屏护北京，然后斜穿黄河河套，直抵甘肃嘉峪关，全长0.73万千米。令人惊奇的是，长城的走向几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合。这恰恰说明，长城是湿润的农耕区与干旱的游牧区的边界，是农耕民族护卫发达的农耕经济和中原文化的防线，护卫了先进的农耕文明。正如孙中山所说：“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

2.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垒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则是两者以迁移、聚合、和亲、互市等形式为途径，实行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互补。

当草原上水草丰茂，游牧民族日常生活所需能得到满足时，两个民族之间便以和平方式，大体沿长城一线和各关口，向对方更广阔的地域延伸，进行经济、文化等的交流。例如，游牧人以畜产品同农耕人交换粮食、茶叶、布帛和铁器等，来获得日常生活必需品。这种物资交换形式后来被称为“茶马互市”。

从一定意义上讲，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游牧民族从农耕民族那里学到了生产技术、政治制度和文化，促进了本民族的社会发展，也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向周边扩展和多元文化融合。例如，南迁的北魏鲜卑人孝文帝热爱汉文化，积极实行以三长制、均田制为内容的汉化改革，使北魏社会迅速发展。

虽然游牧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比农耕民族低，但他们具有的勇武善战、精于骑射、粗犷强劲和富于流动性等优点，很好地完善了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例如，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唐时期开通西域的丝绸之路，都是农耕民族从游牧民族吸纳有益文化养分，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生动事例。

此外，元朝时，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将首都迁至农耕区的大都（今北京），表现了对汉文化的归依。之后的女真、满族等游牧民族和半农半牧的民族，在接触农耕文化后无一例外地被同化。这一结果说明农耕文化是具有强大的吸纳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对异文化具有巨大的同化作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作为中国大陆的两种经济类型，历经数千年相互融合、互为补充，使农耕文化更具绝对优势，更加气势恢宏。

农耕经济：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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