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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及影响

【摘要】:中国大陆特定的地理环境,对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异文化的交流、碰撞虽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深刻,但并未使其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由于平原地区自然环境相对优越,因此形成了各民族聚集、多文化类型融合的历史趋势,从而出现了中国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一体格局。

文化形成的过程是人化自然的过程。文化生态学指出,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人类既是创造活动的主体又是对象世界的客体,整个活动过程受外部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大陆特定的地理环境,对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半封闭性的地形地貌,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独特性

中国大陆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加上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古代中国长期成为世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最富足、最强大的国度,因而古代中国人产生了“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自我陶醉、自我封闭观念。

与古代中国不同,东地中海文明区的埃及、巴比伦、希腊等文明之间的交流却非常频繁,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和孕育了巴比伦文明的两河流域相距很近,不存在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它们之间文化交流历来频繁。埃及的象形文字就受美索不达米亚图画文字的启发,二者在农业手工业技术、数学天文历法知识等方面也多有交流。

东地中海文明与南亚文明之间的交流也很频繁,虽然隔着伊朗高原,但它们之间的通道纵横,人员、物资和精神产品自古多有往来。在两河流域曾发现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印章,表明这两个古老文明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就已建立起实质性的联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陆北临茫茫戈壁和原始森林,西方是万里黄沙与高山雪峰,西南矗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东濒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这导致了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明与区外他文明的联系,大体发生在公元纪年以后。与上述几个文明区之间的频繁交流相比,我们整整晚了3000年。

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特性都是由该文化的发生期决定的。中国文化的发生期,大致是在东亚文明区与异文明相隔离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的,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民族,其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不能否认中国文化广采博纳、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但那是在中国文化的发生期以后,才渐次与他文化相交流。与异文化的交流、碰撞虽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深刻,但并未使其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由以上可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虽然不能排除其他诸因素的影响,但不难看出中国地形地貌复杂、通行穿越困难等造成的与其他文明区域相对隔绝的状态,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二)多样化的地形和气候条件,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形态

中国大陆领域广大,腹里纵深,东西跨经度60度以上,南北跨纬度50度以上,南北温差近50摄氏度,东西年降水量相差几千毫米。地形和气候条件客观上存在的多样化,决定了各地域生计方式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

中国的地理环境由南到北存在温度和湿度的渐次差异,决定了淮河、秦岭以南的中国南方,以稻作农业为主;淮河、秦岭以北至秦汉长城沿线以南的中原一带,以粟作农业为主;而在秦汉长城沿线以北的北方地区,则以游牧业为主。同时,中国大陆内大河东西横贯,山系纵横,种种地形特点,把中国大陆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国中之国”,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多样发展,各区域文化间差异极大,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4]。还需要明确的是,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种地形多样性导致的文化多元倾向,与文化大一统倾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特点,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5],这在思想学术领域表现最为突出。

此外,中国大陆地形、气候条件的区域性差异,客观上也成为多民族共居、多种经济成分并立、多种文化类型共存的物质基础。由于平原地区自然环境相对优越,因此形成了各民族聚集、多文化类型融合的历史趋势,从而出现了中国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一体格局。

(三)广袤的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延续创造了条件

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大陆虽“负陆面海”,却是一块极为辽阔的大陆,其面积与整个欧洲大陆相差无几。由于疆土广袤,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可以阻隔,因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民族易于统一。

先秦时的《尚书·禹贡》把当时的版图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这是上古以来中华先民所能着力开发的地区,面积300万平方千米左右,在同期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其疆域辽阔是罕见的,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延续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辽阔的疆土必然带来多地区、多民族的迁徙、交融,从而也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当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退路可供回旋,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走北方”。而其他古文明地区一旦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体系,并使之绵延不绝。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变迁都为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整合提供了条件。

从古代中国不同朝代古都的迁移中也可窥见一斑。不同时代的王朝有规律地经历了多次迁徒,大体上是沿着自东向西,之后由西北向东南,最后到元明清时的北京,先后形成闻名于世的七大古都——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与古代中国不同,其他古老国家的都城大多较为稳定,甚至单一,如埃及的开罗罗马(现意大利)的罗马、印度的新德里、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等,即使有过短暂迁都的记录,不久又回到原地。古代中国之所以如此,得益于其所具有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也与经济重心的开拓以及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关。

与诸多地域狭小的古代文明在遭到异族入侵或重大的自然灾祸时,因没有回旋余地而遭到毁灭不同,中国大陆因疆域辽阔,民族人口众多,回旋余地大,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曲折延续而不至于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