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堠乡：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区形象与认同

白堠士绅利用乡村资源，从明末开始有意识地经营乡村，建构乡村形象，明末清初的动乱使乡村遭到破坏。康熙初年以后，随着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士绅重新经营乡村，塑造社区认同。至乾隆年间，逐渐建构起“仁乡”的社会形象。

1.马山寺的经营

虽然公共领域为社会学用于研究近代以来关于社会空间的一个概念，但在传统乡村社会，一直以来有关于“公”与“私”的两个相对的社会关系存在。如在傅衣凌先生的研究中，就把“公”与“私”的系统作为解释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长期维系的一个重要原因。^[298]不过，傅先生的“公”与“私”的观念是指国家公共权力与地方乡族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其弟子郑振满等则作了进一步的深化，认为乡村社会中同样存在着“公”与“私”的关系。“公”指乡村中的公共场所中举行的活动，而“私”指宗族内部家族中的事务。^[299]

乡村中公共关系的经营，不是从来就有，而是伴随着乡中公共事务的出现而出现，伴随着地方士绅对地方公共事务主动经营的不断活跃而发展。

白堠士绅第一次有意识地经营村落形象的是杨泷（1536—1604）。杨泷为迁居潮州北门的杨凤的孙子，作为杨氏宗族第一个举人，多年在外为官后，重回祖乡，光宗耀祖，成为家乡威望最高者。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对原乡白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创寺阁于祖乡马佛山”，是指将村中央庵下的端平寺移到村口的马佛山上，改名为马山寺。端平寺原在堠南庵下，建于宋朝。嘉靖十一年（1532）秋，白堠溪南缘首杨厚、张凤，捐“造大香炉一座，并带钟鼓，一应完成”^[300]。至明末，杨泷与村人将它移到了白堠村的水口之地马山上。康熙五十年（1711）贡生杨凤来所撰《江公祠祀略》云：“宋时有江廉夫妇原置地基一所，坐落堠南河唇边之中，因年老无嗣，将地建庵奉佛，额曰‘端平寺’。至今犹沿旧传称其地曰庵里。万历庚子（二十八年，1600）武定知州杨泷、乡饮宾杨森、博士员池士滔，迁庵于河西马山之巅。”^[301]

而同治年间所修《县志》则称所移寺庙为村中的万寿寺。“马山寺，原在白堠溪南，名万寿寺。后里人杨泷移建于水口马山，遂名马山寺。”^[302]

不论所移是端平寺还是万寿寺，或两者兼之，将堠南村之庙移于全村水口“通乡公山”之上，由僧侣晨钟暮鼓于其中，当然具有镇守村口之义。同时在寺旁建造“八角楼，壮丽观美”^[303]，名为文昌阁，祀文昌帝君。“白堠文昌阁，在白堠社马佛山，邑人杨泷倡募鼎建，为一方关锁。”^[304]建文昌阁以振兴地方“文运”，这是杨泷在江浦县任职时的成功经验。因此在家乡村口修建文昌阁，既表达了杨泷对家乡社会的殷切期望，也表达了村人对读书考取科举功名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影响的渴求。至此，村口的马山寺和文昌阁，一直成为白堠村的标志性建筑，对于村中的人文与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康熙《埔阳志》所称：“自此风气回，人文盛，骎骎乎登贤书者众矣。”^[305]

明末清初长时期的社会动荡，村人管守不力。至康熙年间，村口的文昌阁和马山寺，“以住守无人，日久颓塌。即寺亦污秽漶漫，几不可问矣”^[306]。所见已是一片颓败景象。

随着康熙以来士绅阶层的崛起，士绅的公共意识不断加强。对水口风水的维护，成为他们的共识。康熙四十九年（1710），杨凤来开始经营马佛山寺庙，得到了进士出身的弟弟杨之徐的大力支持。在其所撰写的募捐引言中，是这样认定修寺的重要性的：

马佛山位居西陲，水从东注，而是山屹然，为一乡水口之镇，诚吾白堠一大门户也。建寺其上，供奉如来，历有年所矣。因住守无人，颓落毁坏者数十余年。幸吾仪廷三兄慨然首事，募通乡财力重修，佛身庙貌，赫然一新。而辛卯文运丕振，南北三捷（南协吕、协泰，北萧俞聘），毋亦地灵神力之所焕发而呵护耶？！兹谋乡众，请涵一禅师卓锡其中，朝夕祀如来香灯，并守山场左右树木，俾之郁葱蔚荟，以壮巨观。而游人至此，扫除蓬径，拂拭松阴，讵不美哉！顾粮米未兴，檀越须人，眼下募题米油诸费，寥寥未足。吾乡人士，各发菩提愿，种祥莲果，多少随心，福禄如意。米饱僧厨，即是僧禅入定；油燃佛盏，常令佛室生光。堠村簇绣，咸生欢喜之心。马鬣浮青，忽现皈依之路。用摅片悃，敬弁数言。^[307]

在白堠士绅眼里，马佛山地势显要，又刚好位于村口，因此“为一乡水口之镇，诚吾白堠一大门户也”，成为出入白堠村的重要门户。但山上的马佛寺，由于明末以来长期无人看守而倒塌。康熙四十九年，杨凤来任首事，募集通乡财力进行重建。刚好第二年村中堠南、堠北有三人同时考中举人，这在白堠是第一次。士绅们有意借此大力宣传，认为这是在村落水口建寺得到风水保佑之结果，是风水灵验的表现。为经营好这一门户，不致重蹈无人看守而倒塌的故事，杨之徐兄弟趁机再次募资，聘请程乡县的涵一禅师师徒看守。

通过全乡人的贡献，并征得村人同意，基本募足了看守僧人的生活费用。杨之徐特意撰写了《马山寺碑记》，并刻碑竖于寺中：

清之康熙庚寅年（四十九，1710），吾三兄仪廷慨然念山寺为白堠水口之镇，乃募通乡财力重修之，佛身庙貌，焕然一新。又恐无人居守，终仍故事也。岁之壬辰（五十一年），请涵一禅师同其徒郁莲、郁华，住持斯地。仍以修寺余赀，生放积累，并置寺田地为僧人养赡费。寺中有约亭江公夫妇神位，江公亦捐租八石入寺，以永香灯之祀。田业稀微，仅足赡二三僧人。守寺看山，长养近寺一带松木，俾之郁葱崇隆，作水口华干，乡运实与有赖焉。乡人曰：“是不可不勒之石，用垂久远也。”属余数言记之，余喟然叹曰：“物之废兴，讵不以人哉。后之君子，共相护持焉，山灵其亦拱揖以待。”

一，募题通乡买曲滩田种三斗八升，共额租十二石，带官民米九升二合。原系为曲滩造桥之费，因此坑口岸崩阔，桥不能造，今拨为本寺养僧祀佛口食。

一，募题通乡买置青坑尾楼子背三角塘一口，直至坑尾，额租三石，带官民米五合；又本村神宫背深塘一口，容种四斗，额租十石，带官民米五升五合，俱拨为本寺养僧祀佛口食。

一，江公约地与杨族对换出本村南洋过路丘，田种二斗，额租八石，带官民米五升，今拨为本寺祀佛，并祀江公神位香灯之需。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仲秋后一日里人杨之徐撰^[308]

在置买僧人生活所需的田产时，动用了“曲滩造桥之费”。所谓曲滩造桥之费，源自康熙四十年二月杨之徐发起的募建西山溪口和曲滩石桥活动。作为交通要道的溪口与曲滩，因堤岸崩塌，行人难以逾越，杨之徐等士绅倡募捐造桥造船。^[309]在杨之徐三兄贡生杨凤来的主持和董理下，募集到一笔钱。花了其中八十余两银子于当年十月建成溪口石桥。所剩银余按原定计划，置买田地，筹作曲滩造桥或造船之需。这次则移作马山寺和尚守寺看山之用了。

同时，在白堠人眼里，马佛山不仅仅是村落的门户，更重要的是村落的水口风水。在传统“客家”人的观念中，水口相当重要，是把守全村财气，保佑村民富贵的。^[310]既然关系到全村的福祉，那就更显重要，而且易得到全村人的赞同和支持。为保护这一风水，杨之徐等绅衿还特意与村人立下规矩，写下《马佛山禁碑》，并将禁碑竖于山上，要看守佛寺的僧人严格执行。碑刻详文如下：

为公禁事。照得马佛山为白堠一乡水口之镇，最宜树木丛蔚，以壮巨观。向因住守无人，未行通禁。夫草木者，山之衣也。人有衣冠，则威仪瞻丽；山有草木，则气象峥嵘。况兹山水关锁，风水系乎一乡者哉！迩来请涵一师住守是寺，奉佛香灯，兼管山场左右松杉杂木，不许采樵之人乱行砍伐，俾其茂盛成林，镇水口之门户。凡我乡人，各宜禀遵，共培大家风水，勿快一己便安。如有不遵故犯者，准僧人擒获杖驱。仍肆横强，立即指名通报绅衿。公罚演戏一台，无力者公杖四十。言出必行，毋贻后悔。其妇人恃泼强砍者，罪归夫男，例亦如之。再寺中未有钱粮，目下俱属募化，供给日食，或有往来游僧过客，幸相体谅，不得借言宿扰。本僧亦不得徇情私留，觉出定行驱逐，有失体面。特悬禁牌，布告中外。^[311]

由于在经营马佛山风水过程中，白堠人科举不断获得成功，因而认为是风水保佑的结果。并由此凡有关全村的风水，也渐为士绅所关注。其中最为醒目的，就是关于从村中间横过的清远河了。

2.禁凿水口

流经白堠盆地的清远河，从东面的东山村进入，呈反“S”形横过盆地中央，再从西面马山脚下流出，可谓一曲三折。在入口处为大水硿头，“水中大石横亘，怒流湾急，声闻数里”。大水硿头下为长潭，“长一里余，静深莫测”。长潭下为大桌门，两岸岩石耸立，河窄水急，波涛汹涌。大桌门下有狮子潭。至马山下的白堠水口处有滑濑滩，“乱石交横岖崎，水涨益危，船上下人皆登岸行”^[312]。滑濑滩下有麻潭。白堠名为盆地，但地质结构相当复杂，地势颇不平坦，因而河道亦颇弯转。在入口处的大水硿头水中大石横亘，出口处的滑濑滩乱石交横岖崎，如遇洪水，则水流宣泄不畅，容易使水囤积，从而形成水灾。白堠地方多次因此被洪水淹没，损失惨重。

自明末清初以来，由于上游山区的开发和下游地区对山中商品的需求大增，清远河中货运繁忙，行船相当多。据康熙四十年（1701）在湖寮梅潭硿头的碑刻《奉县永禁陋弊碑记》记载：

切清远一河，上通赤石，下抵硿头，设埠发货，船户轮流装载，历古至今，从无越混。迩年以来，人繁土窄，互商撑船者众，计百有余只矣。^[313]

航行于清远河上以载商人货物为主的船只，竟达百余艘，可见当时河运相当繁忙和兴盛。而白堠一带滩多水急，尤其是乱石横亘，于河中行船相当不便。为此，船户便雇石匠凿开巨石，以便行船。相对湖寮延绵十多里的梅子硿而言，凿开白堠的大水硿要容易得多。而且凿开巨石，对于泄洪以减少水灾，亦不失为良策。但村中士绅却以保守全乡风水为由，于乾隆元年（1736）八月十八日，合乡耆绅在墟中集会，认为河中巨石，乃“通乡之灵气”所在，因而严禁船户开凿河中乱石。会后，于河边凿石竖立《通乡公禁碑》，碑文称：

为严禁凿水口以肃乡规事。窃维乡里水口，犹家宅之门户。白堠上至大水硿，下自滑濑，以至盐灌集处，石势盘踞，是为通乡之灵气。乃有无知船户，胆敢偷雇石匠，凿破盘石，已经通乡知觉，严责重罚。今通乡勒碑公禁：嗣后有明知故犯者，查出除送至官治外，仍会各姓绅耆会集墟市，严加责罚，决不宽宥；又，一河两岸有妇女浣衣挑水，向来会禁船户，不得赤身露体。今因日久，渐生怠玩，合行申禁。如有不遵，拿获必加重惩。特禁。^[314]

由此看来，士绅们的乡村观念至为深刻。但细加考察，士绅们于墟市中集会，实际上他们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风水，而且更重要的是墟市贸易。如果河流畅通无阻，则商贩就无须在白堠地方上下货物，而可能会直接至湖寮墟、或至梅子硿市交易，从而影响到白堠墟的商业贸易和白堠人的经济利益，这是有乡土观念的士绅所不愿意的。因此所谓严禁凿开水口名为保护白堠一乡风水，实为保护一乡经济利益。

3.津渡之设

对于清远河，白堠人关注最多的还是因河阻隔的南来北往的水上交通问题。大埔地处万山之中，崇山峻岭延绵，沟壑纵横交错，“每遇雨则飞瀑四注，坑谷皆淹水流溢，故津渡之设尤急”^[315]。在主要交通要道设立渡口，建造渡船，雇请渡夫，成为山区居民方便生活、联系内外的必备之举。

白堠渡的经营，经历了一个由私营到官营再到私营的过程。在明代建县之初，白堠渡口设于狮子岩，名为狮子岩渡，为私渡^[316]，渡船和渡工工钱由村人捐助解决，人多涉河而过。村中富家，如杨淮“施渡田”^[317]，曾捐资济渡，但未成制度。

一直至万历四年（1576），县令李汝极因公干途经白堠，体验到白堠人涉河之苦，才捐资造船设渡，以为常年经费。“永济渡，在白堠村，旧志狮子岩渡。知县李汝极捐俸置，邑副使黄扆记。”^[318]我们没有发现黄扆的“记”，却找到了当时已与杨氏通婚的乡官饶相写的“记”，详细记载了官府设渡的来龙去脉：

白堠为吾邑名乡，在邑之东南。漳之支河自东而西，民居联络于河之南北，生齿颇繁。岁在万历丙子（四年）春，大夫湘峰李公以公务经其地，睹民之争渡，病涉者众。询其故，咸曰：“乡居僻远，额无官渡，民往来者皆僦舟以济。乞为申明，增编官渡以济此乡之民。”公曰：“邑小丁稀，增编未易。况新旧交接之际，亩夫多系别乡人，旷日空役，亦属未便。顾吾为民父母，安忍坐视吾民病涉之劳？”乃捐俸置田若干亩于渡之傍，令乡之耆约长董其事。岁觅一人领其田，以其租入买舟驾渡以济人。于是人之往来者，不分雨夜，皆得济，无病涉之苦。乡之父老感德怀恩，相率立石，丐余言以纪其事。惟昔子产治郑，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讥其惠而不知为政。盖以其徒取目前，非有经久之谋。今公买田置渡，其田不废，其渡永存，虽垂之千百年可也，岂非君子之仁政乎！是宜记。其创置之田，积岁月以垂于不朽，且述民之意。赋诗三章，俾民歌之，以颂公之德惠于无疆云……^[319]

尽管县令李汝极是捐俸买田置渡，但其身份特殊，又有县中拥有最高身份的进士饶相所撰写的石碑竖于渡口，从而使渡口具有“官”的色彩。白堠渡成为乡中公共场所，渡口的经营成为乡中公共事务。

永济渡于万历四年（1576）由县令李汝极捐俸设置后，白堠人于渡口旁建祠纪念，并为渡工居所。“后人德之，于渡之南岸立侯祠，祠舍为守渡人居住。”^[320]但李汝极捐资所买置的田产，因多荒旱，所入不足供渡工生活和渡船修补之用。经乡民请求后，于天启年间得到了设在湖寮的义仓谷的资助。“此渡溪阔水急，撑架维艰。李侯所置之田多旱荒，岁收供渡不敷。天启年间，将湖寮王公义仓谷岁给十二石，增贴渡工。”^[321]

所谓义仓，乃因大埔县小赋薄，差徭繁重，万历三十年，知县王演畴捐资购买稻谷，设立义仓，进行弥补。“积谷三千四百余石，建义仓五处。后将前谷变价七百余两，置义田九十七亩。洲都设官户名田周，清远都设官户名田远，共载粮五石一斗。岁入之租，以为地方备赈及夫力、津渡、乡厉之费。”^[322]将卖谷子所得资金再买田地，设为义田，每年所收租谷贮入义仓，专门作为支付差役、渡夫以及赈灾的专项经费。白堠渡费，因而得到义仓的资助。

随着白堠经济的发展与墟市的发展，至崇祯年间，白堠于永济渡下方500米处又设立了下渡：

白堠下渡：明崇正（祯）年间，乡人钟少溪募敛银两，买置本村溪北行弓背刃下田种三斗，租九石，带林长春户米一斗；又林珀垣捐出溪北灰楼前田种一斗，租三石，带米三升，自纳。又罗齐捐本村上杭田种三斗，租九石，带梁中兴户米九升；萧心居捐出本村车子湾田种二斗，租六石，带中兴户米六升。共置此渡。^[323]

该渡为私渡，经费全由地方捐助。据调查，捐资者均为堠北渡口附近村落的人，^[324]反映其对渡口的控制和对堠南墟市的依赖。

至康熙年间，地方公共事务处分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地方财政困难，康熙二十九年（1690）广东省将各县学租作为官费，统一收归省府管理。大埔原作为补助地方办公费用的义田，也被当作学租而收走。原由义田支付的船渡经费没有着落，只好由地方士绅出面筹集。从而使地方事务的举办权，转入地方士绅之手。

康熙二十九年奉文，义田归入学租项内。渡工无赀，遂不常守。里人萧其寀见往来艰阻，于康熙三十一年捐施本村溪南田种三斗，载租十二石，为渡子工食，始得日夕常守。孝廉杨景灏作记。乡人并将李侯原置田迹租石粮米附镌于碑。^[325]

萧其寀捐产后村中举人杨景灏所作之记，见载于萧氏《族谱》中，名为《永济渡碑记》：

明万历四年（1576）丙子，本县主湘峰李公以公务来吾乡，见民之病涉，捐俸置田，为永济渡。顾渡流独急，遇集期，则山间担炭薪、竹木、器物者，蜂拥至。故此渡舟易坏，而渡工最劳，岁租之入不足供渡，遂无常守，病涉如初。我朝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本乡萧穆展捐出本村溪南田租十二石，以增渡夫工食，渡得日夕有常守，无断续病涉之虞。当李公创始之年，邑进士、副使饶公讳相曾为记，及诗歌，载在《县志》。但田迹、种亩、粮米租石未详。兹合乡议，并萧施之田，同镌诸石，置碑于狮子崖原渡头李公祠之前璧，以杜侵没，以纪功德。今将田迹等项，详列于碑之阴云。

癸卯正科举人、候选知县、历任儋州、新会教谕杨景灏撰文，大清乾隆十二年（1755）丁卯吉旦长夏合乡绅士约保里氏同立镌石。^[326]

萧穆展即萧其寀，该碑记有意忽略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变迁导致地方公务的窘态。堠北富商萧其寀在原来义仓十二石租谷的补助被停止后，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捐田租十二石，作为渡费，从而使上渡得以维持。

萧其寀除捐助上渡外，还捐助了下渡。康熙年间下渡田产车子湾田租六石“被河水冲崩无存”，渡资发生困难。“康熙三十一年里人萧其寀捐出溪南田种一斗，租四石，增给守渡工食；杨莪士捐出白堠虚瓦舖一间，年收税银三两八钱，为造船、修船之费。渡得常守，往来便之。”^[327]

杨莪士所捐狮子岩渡店铺的碑刻，至今还保留在村中：

峩士自置有白堠墟兴铺并后铺全间，铺面□□一所，铺后余地菜园一块，坐北向南。左杨铺，右萧铺，前至墟心，后至溪边坝园，四至界明，递年铺税银四两五钱正。今捐出为下渡递年装造渡船之费，任通乡出批招赁，择乡中诚实老成管理收税。至装渡外，所余税银，给添茶亭煮茶以待来往过客，勿替是幸。乾隆三年（1737）正月吉旦勒石^[328]

杨峩士（1641—1717）为崇祯庚午科（1630）副榜后任龙岩知县杨选（1598—1657）的第六子。

随着白堠人口的增多，墟市的发展，两岸来往频繁，至康熙年间除上渡、下渡外，又增设了深福渡、双合渡。

深福渡位于白堠东部车头坊，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萧斯诜兄弟、范德衡捐资创设，但租少难以为继。康熙四十一年萧应光捐出租谷二十石，使渡口得以维系。雍正元年（1723）翰林院编修萧宸捷撰《东埔深福渡碑》，记其创设和捐资经过曰：

古者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利天下，盖取诸渔。然此为近流皆通，致远之利也。若夫河隔两岸，厉揭胥难，舆济莫周，行人临河，叹甚于泣岐矣。渡船之所由设，与致远之舟，厥功为均。顾渡须常守，守者须工食。制船须工料，临时出钱则空拳者阻，奈何哉。余乡之上游有深福渡者，先是范君德衡施坝种五升，家斯诜施田租一石，岁制船恐不敷，奚有于供守者？侄应光侧念久之，于康熙四十一年捐田租二十石，为守船工食并修船纳粮之需。由是渡得日夕有常守，往来无病涉，厥功伟哉！乡人感其德。迨雍正元年，欲勒碑记亩迹以杜侵没，邮书来京都，丐余志。余深嘉应光之功，而羡乡人之尚义也，因作记以复之。其田迹亩米，俾详镌于碑之阴云。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萧宸捷撰文，清乾隆壬申年春吉通乡耆绅约练等立。^[329]

主要捐助者萧应光，于康熙初年，耕读之余，兼营商业，遂成村中富商，因而有实力捐助深福渡。“独乐亩亩而勤诵习，兼蠡湖居积之计。修甘旨，大诒燕，仰事府育，裕如也。由强而壮，称富有矣。然其好善乐施，睦族洽邻，盖未尝为钱谷癖也。其大者，车头深福渡捐出田租二十石，俾行人无病涉。他如周贫济困，殆无虚岁。”^[330]

关于在马山下筹建双合渡的过程，康熙四十九年（1710）春87岁的萧建邦所撰写的《双合渡记》言曰：

堠乡一巨镇也，东水西流，遂分溪南北，为两社烟户丛居，以万计。往来非有船以渡之，不能翼而超也。乡之中有二渡矣，惟是滑濑水口之麻潭，湖乡往来要津也。固不乏行人，即乡之樵采者更众，病涉非一日矣。岁康熙庚寅，余曾侄遹自、资斡者，同是九苞公之曾孙，慨念及此，乃共商立一渡以济之，捐租二十石，为装船、养渡工之资。于潭之浒，建福德神祠，额曰“喜锡宫”。由是往来者、耕者、樵者，无临河叹，功诚伟矣哉。二公之后，当必有济川之才，而作盛世之舟楫者。爰记之，俾千百世下知此渡之自来。铭之曰：陆有路，河无渡，两岸非天涯，咫尺悲莫踰。喜兄弟同心，合捐租以为渡。愿渡守如常，功与河俱长，共永赖弗忘。^[331]

双合渡位于堠北下村，也是整个白堠村村口的麻潭之上。下村主要为萧氏居住，为萧姓人出入湖寮、上山采樵的必经之处。原无渡船，下村人要出入湖寮须绕道永济渡，路途遥远。因此萧遹自、资斡（又名福祯）捐资设渡建庙，方便村民。但另一方面，实际确立了下村萧姓对该区域的控制权。

各渡渡资俱以士绅捐助为主。尤其是双合渡，从倡设渡口至渡资的募集，全为士绅一手操办。捐资设渡，名为“义举”，实与控制渡口，展示地方权益关系有关。

捐资设立双合渡的堂兄弟萧遹自、萧福祯，均出身于士绅家庭，为乡中族长。萧福祯祖父为康熙初年白堠练总萧若谷，“康熙甲寅之乱，强暴侵虐尤甚，公为集乡壮，守界隘里，族赖以安”^[332]。父亲萧兆熊，“倜傥奇伟，习孙吴韬略，籍邑庠，善守兼善创”^[333]，为武庠生。福桢自己为郡庠生，“承父支分业，握筹以益之。膺例进国学，铨选州判”^[334]。萧遹自祖父为康熙年间的州司马萧元溥，为族长，建祖祠，修族谱；父亲其宰经商成巨富，“建宅于下村保定楼之下”。萧遹自，“籍父素封”，“作室于沙岗尾”。他“念水口滑濑下乃往来孔道，阻于河，与堂弟福祯同捐赀买田租二十余石，为置渡及守渡人工食，行者、樵者免病涉，名双合渡。合建神祠于北岸，名喜锡宫”^[335]。实际上萧遹自所居之地沙岗尾，就在双合渡附近，因此捐资倡立双合渡，既方便了自己，也为合法地控制村落水口提供了依据。

萧其寀之所以捐资上、下渡，与其出身和经商密切相关。萧其寀出身于堠北大家族，为清初州司马、族长萧元溥之第五子，富商、州司马萧其宽之弟。“晚薄进取，颇兼治生”，经商致富。康熙三十年（1691），“建室于大宗祠之左，池石麒先生赠名‘承启堂’”，“洎壬申（三十一年），公以乡之渡资缺，捐渡田以利济”。^[336]他经商于堠南墟市，渡口就在他家门口，而兄长萧其宽此时又担任族人，因此通过捐田济渡，以其财势和地位控制沟通两岸的永济渡和下渡，也就成为情理之中之事。

纵观捐资济渡者，除经商的杨莪士捐赠了一间店铺外，其余全为堠北人，尤其以萧姓人为主。周边山里人逢墟赶集，大多要过渡。杨姓人控制墟市，而萧姓人则控制通往墟市的渡口，双方互相制约。但从侧面也反映了墟市经济的发展和堠北人对墟市的依赖。

从明末至清初，地方公共事务的经营，经历了一个由官府到民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连接官府与民间社会的士绅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并成为地方事务的主办者。在处理地方事务过程中，士绅们的利益关系变得相当重要，其意志基本决定了地方事务的走向。而这种变革的背后，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变迁过程。

4.倡建茶亭

伴随着白堠人口的增多，社会地位的提高，出外谋生者众多，往来各地之交通要道成为士绅关注的对象。

贡生杨凤来在饶平葵坑教私塾时，见大埔与饶平之间的必经之路九峻岭山路难行，捐资修之。“睹九峻岭崎岖，以所得脩金捐修之，行人称便。”^[337]

由白堠通往湖寮的大路，是白堠人入县出省的主要陆上通道，但在白堠西山下溪口和曲滩两个地方，路面常被水淹。康熙四十年（1701）二月，杨之徐撰写募资引言，认为：“修路造桥，实创一役而惠普千万人，兴一时而泽垂数百世，广福田行方便，济人利物，莫切于此。每见善信之士，凡他州外境，且不惜捐资以成人之美，舍金以济人物渡，况桥梁道路之在维桑者乎！”^[338]认为捐资修桥筑路，可以维护和提高乡村社会形象，因而亲自出面于乡中劝募：

堠乡西山下溪口及曲滩二处，皆小川之出会于大河，往来辐辏，异省通衢。先日两畔岸高，川可举足而超。曾几何时，割裂积渐，竟属高岸为谷矣。一遇洪水盛发，行远程遇危急者，胥裹足而待。余一日商于众曰：西山溪口可四砌石墩，三接石桥，永无后患。若曲滩，则川道广阔，桥梁之设，功巨力艰，或置买田祖，为春夏造船养渡之需，庶有济乎？计二处工费，不下百余金。计我乡烟口，亦不下千余户。各布善心，共襄盛举，多少厚薄，随力而轮，集腋成裘，是在为之而已矣，何事之不可成？众佥曰：善。有踊跃首事如某某者曰：果如子言，某辈曷敢惮劳？余曰：可喜也。天将兴之，于兹人意卜之矣。及不揣愚妄，敬出一言，以诞告十方诸善士。^[339]

在杨之徐的劝募下，很快募得资金。由杨之徐三兄贡生杨凤来督导，西山溪口石桥四月动工，九月落成，费银80余两，岁贡池石麟命其名曰“兴庆桥”。^[340]落成之日，为扩大影响，同时也是为了答谢乡民的捐助，乡中举行了大规模的庆典活动——“迎两宫福主，演戏其地”。将乡中最受信奉的福神——上洋宫的三山国王和下洋宫的五显大帝，请至桥边，进行祈福活动。为此，杨之徐亲自撰写了祈福及桥梁祝文，其文曰：

惟神正直，庇此一方；福善祸淫，赫其纪纲。我堠人士，享祀勿忘；为无不告，祷无不臧。西山之涧，久废桥梁；偕兹众愿，鸠工共襄。经始初夏，工竣秋霜；征人无阻，一里保障。爰诹吉日，落成其旁；敬迓神明，演剧发祥。醴牲既洁，来格洋洋；桥成之后，固若金汤。襄事有众，赐福降康；岁歌大有，人渡慈航。百途皆顺，士农工商。^[341]

以向神明祈福的形式，叙述了建桥经过，表达了对众人捐资建桥的感激。同时亦揭示了建桥的意义：“征人无阻，一里保障”；“百途皆顺，士农工商”。

建桥所余资金，则买田置租，作为曲滩架桥之用。为方便行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杨之徐又与其兄杨凤来“倡建西山茶亭，以便行人”^[342]。杨之徐亲自题写亭名“憩斯亭”^[343]。“凡茶亭之设，或先有寺观而后有茶亭，或已设茶亭而招僧人看守，亦塑神像焉。”^[344]杨凤来等在设茶亭后，内设观音神像，倡置产业，以便专人供守。

白堠往饶平、福建平和等地的另一重要路口九龙亭，“距乡五里，为两省往来通衢”。但路亭有名无实，行人难堪。乾隆二十一年，乡中善士庠生杨和弓“捐出田租实额一十三石，雇工施茶，以济行人”^[345]。其子杨树庸有《九龙亭登仕公施茶田记》，其文曰：

九龙亭之名，由来旧矣，从前尚未建亭。其地又闽粤诸邑道里冲，士民之往来此地者，寒暑风雨，而未有所憩也。先君登仕公，暮年卜寿域于兹。恻然动念，拟亭其间，置茶田为永久记，事未施行而没。越数年，庸乃偕乡先生募众赀，相基纠工为亭。念茶费无所出，乃于先君尝业内，捐金二百三十三两，买九龙亭园塘子一口，种七斗，塘租十三石正，带官民米八升四合。别筑茶室其傍，为司茶之地，其田即交司茶人自耕，职其事。愿此区区，何敢矜惠于行人。然吾先君之志，义不容没。又恐时代稍远，或至田室遗佚而无所考也，爰为之记。^[346]

从白堠陆路至高陂，再乘船至潮州，历来是白堠人过府经商和考试的主要交通要道。处于韩江下游的潮州府城，由于韩江通航，特别是潮州府属澄海县的樟林埠等港口，在康熙以后逐渐成为海运贸易港，从而推动了潮州城商业贸易的发达。乾隆年间，潮州城“商贾辐辏，海船云集”，附近各县及闽赣商人都来这里经商，因而成为粤东的商业中心。不务农业的城市和近郊居民，发展至“十万户”，成为当时广东省仅次于广州城的第二大城市。“粤东城之大者，自省会外，潮郡为大……他郡皆不及。”^[347]

在潮州城商业贸易兴盛的影响下，高陂的瓷器业相当发达，地处韩江边的瓷器集散地高陂墟市因而日渐繁盛。白堠至潮州、高陂等地经商的人越来越多，高陂因而对白堠越来越重要，“商贾行旅，络绎不绝”。但白堠至高陂相距五十里，且多为山路，上坡下岭，山路崎岖难行。尤其是“堠南自矮磜至吊梨凹，溯坑源而上，层峦仄径”，长达十里。“处处有崇岭陡坡，肩挑背负者，稍一失足，往往有堕崖触石之患。”^[348]严重影响到白堠人的出行。乾隆二十五年（1760）冬，乡居的杨缵绪见此情景，在族人的推动下，发起募捐修路活动，并亲自撰写《募修吊梨凹路引》，其文曰：

堠南自矮磜至吊梨凹，溯坑源而上，层峦仄径，计程十里。复由大栏岭，逶迤而下，至吴家畲、北坑，为往来潮城陆路所必经，商贾行旅，络绎不绝。处处有崇岭陡坡，肩挑背负者，稍一失足，往往有堕崖触石之患。行路之人，莫不喟然叹息曰：“是曷不修磴阶，以利跋涉乎？”顾首事无人，终成筑室道谋也。庚辰孟秋，偶论此事，族叔筠园，族侄以经、季昶等，毅然任之，属余为募缘小引。余欣然曰：“此美举也。”周礼遗人掌道路之委积，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皆所以待宾客、恤羁旅也。今去古已远，委积之政无闻，而山涧盘桓上下，几数百仞，道茀不治，得毋如单子所讥乎？且吾乡素称乐善好施，每年建醮演戏，所费百金有奇，一人倡首，乐输者云集。矧兹役也，陡者砌之使平，狭者疏之使广，坍者修之使完整，都计工费，不过数十金，而能令十余里之羊肠鸟道，一旦化为康庄，且可垂之久远。较之斋醮饭僧，其功德之大小，相去奚啻倍蓰。敬告同志诸君子，踊跃从事，慎勿舍现在之福缘，别造七级浮屠也。是为引。^[349]

在杨缵绪等引领下，结果募得大量资金，吊犁凹砌起了石阶路。并以其剩余，于吊犁凹山顶设茶亭，“置有上下畲、石官财水口二处，田租七石六斗，带米三升正”^[350]。供观音神像，请专人侍奉，并随时为来往商旅提供茶水、传达信息等。大大方便了旅客。

受此启发，白堠人从堠南至高陂的五十里山路，每隔十里设一茶亭，大大改善了交通条件。很多来往潮州的货物，不再转运三河、梅子硿，而直接在高陂上下岸，再挑运至白堠墟等地，既促进了高陂的繁荣，也加强了白堠与高陂及潮州沿海地区的联系，为许多白堠人挑担谋生提供了机会。

士绅们如此关注乡村联系外界的交通要道，一是乡人日众，与外界联系日紧，乡人多从外乡谋取维生之资。二是塑造乡村形象，为外界树立好形象。另一方面，随着白堠士绅势力的增强，其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张，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5.“仁里”的塑造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乡居的杨缵绪在对乡村进行整合时，以当时的标准，对乡中的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其中典型的是对前贤捐资设渡的重新认识。竖立于白堠渡口、由其所撰之《白堠上下两渡田租碑记》文曰：

白堠永济渡，自邑侯湘峰李公始也。公讳汝极，广西桂林人，明万历元年（1573）来莅埔邑，兴利除弊，卓有循声。一日因公至乡，见病涉者众，乃捐俸置渡租四十一石三斗，以给渡夫工食，兼修船只。自是往来利涉，无蹇裳厉揭之叹，是李侯之大有造于吾乡也。

迨后人烟稠密，又于狮子岩下添设，遂分上下渡焉。旧置田租，不足供两渡之用，于是吾乡师其意而踵行之。萧穆展公捐租一十二石，林珀垣公捐租四石四斗，罗斋公捐租九石，通乡募银置租一十二石，杨莪士公捐中街瓦铺一间。又萧心居公捐车子湾田种二斗，后圮于水。

白堠一撮土耳，而好行其德于乡者若此其众，可不谓仁里乎！历年久远，田有换易，租额有增减。今现查上渡田租共五十二石一斗，下渡田租共二十九石四斗，带中街瓦铺一间，递年铺租银四两五钱。向来董理人上渡止收下马湖田租一十六石、下渡止收铺租四两为修船造桥费，此外田租，悉付渡夫自行收谷纳粮。日久弊生，实收者或藉名勒索，或谷尽而逃，立法殊未尽善。

辛巳仲春，集众议，将两渡租俱公择董事人收掌，按月给发渡夫。自三月至九月，每渡月谷三石。冬月徒杠已成，渡夫看守桥板，每渡月给谷四斗。所余谷石银两，留为修船造桥工公用。每岁籍记其出入，随时乡众清算。凡族大人强及老弱者，概不许承充渡夫。此则惩前虑后，斟酌变通，共相维持于勿坏者也。乡之绅耆咸曰：“宜有记，以刻诸珉石，不则惧其久而湮也。”爰不揣固陋，备述原委以验来者。并将两渡田迹租额粮米书于碑阴，俾后之君子有所考据云。^[351]

白堠上、下两渡，是堠南、堠北人往来的主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展示两岸关系的主要场合。自县令李汝极万历初年捐资置渡以来，后续者不断，主要由堠北萧姓人捐助，积累至一笔经费，以为修船架桥之需，由董理人收取修船造桥费，其余由渡工“自行收谷纳粮”。但至乾隆年间出现问题，渡工“或借名勒索，或谷尽而逃”，造成渡船管理的混乱。乾隆二十六年（1761）二月，杨缵绪等集合乡中耆绅，重立规矩。规定渡租由乡人公推之董理人掌管，渡夫口粮按月拨给。禁止族大人强者及老弱者充渡夫。乡人推杨缵绪作记，并立石碑于渡口。在碑记中，杨缵绪重新解读了前人捐资济渡的行为，认为都是“义举”，并以此称乡里为“仁里”，要求乡人时时以此为训。

为了进一步阐明其观点，不久，杨缵绪又为白堠境内的另外两个渡作了《深福渡双合渡碑记》，竖碑于渡口：

吾乡多义举，其最著者莫如津渡。堠乡之水自平和赤石岩来，至长潭入境，由东而西。沿溪之南北，民居环列，星罗棋布，往来如织。旧有上下两渡，余为文勒石，以志弗谖。而车头有深福渡，滑濑有双合渡，未暇及也。后考县志，询诸乡之耆老，因得悉其设渡之原委焉。车头为东北各乡要路，先是范君德衡施坝种五升、萧君斯诜施田租一石为置渡费，而渡夫工食无措，修船物料不敷。萧君应光慨然独任，捐置田租二十石。然后渡有常守，人无病涉，乡前辈编修萧公撰文记之。

滑濑之下为麻潭，亦往来要津也。曩无渡，水涸则厉揭以济；洪水涨漫，行人踯躅，皆自崖而返。萧君遹自、资斡兄弟合谋，共捐田租二十石三斗。夏秋驾楫，十月成梁，修船守渡、驾（架）桥之费，咸取给焉。

乡人属记于余，余曰：“铭功劝善，固余所乐为也。”古者大道之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萧三君子者，不惜捐己赀以成义举，是诚力敦古道，以爱人济物为心者也。推此心以风一乡，比户可化为淳良。推此心以风一世，闻声慕义，人日趋于善而不知倦。其功德之大且远，为何如哉！既镌石，因将所置田迹、租额、粮米，书于碑阴，以垂久远云。^[352]

在该碑记中，杨缵绪更是认为“吾乡多义举”。同时希望乡人能像萧遹自等前贤一样：“不惜捐己赀以成义举，是诚力敦古道，以爱人济物为心者也。推此心以风一乡，比户可化为淳良。推此心以风一世，闻声慕义，人日趋于善而不知倦。其功德之大且远，为何如哉！”认为捐资设置渡口，是敦行古道，可以淳化风俗。如果人人如此，则乡村就可成为仁善之乡，可以行“大道”于乡。

杨缵绪以儒家“义”理的角度，重新解读多年来两岸各姓捐资济渡的行为，塑造了白堠“仁里”的社会形象，建构起了乡民的集体意识。

由于以杨缵绪为代表的士绅的有意经营，白堠成为清远河流域地方社会的典型和代表。嘉庆初年从白堠坪头移居广东廉州灵山县（现广西灵山县）陆屋墟灵大村的秀才丘植，著有怀念故乡的《我爱八章》，“以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为韵怀乡之思也”。名为对家乡的深情怀念，实对家乡的社会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直接描述：

我爱廓山嶂，特立气象危；东方拟泰岱，朝拱众岭卑；英灵生正士，相与张四维。

我爱南阳秀，三峰际天苍；离明常带曜，里闾焕文光；灵叨人烟聚，宜种万家桑。

我爱西山高，金宿钟灵处；展翼数里开，鸾凤看翔翥；伟人多笃生，正直神是兴。

我爱天保山，嘉名天定尔；峭削立千寻，尊严北方峙；主宰有明神，灵光护桑梓。

我爱西岩秀，群峰当缺发；空萃映天青，秀绝罕与匹；万家环拱朝，科名若可必。

我爱堠江水，滔滔向西从；夜月狮岩静，石濑浪花封；厉揭随深浅，临流矢敬恭。

我爱南北村，仁乡多著姓；风俗岂移人，南柔北多劲；愿言礼让崇，式里尚致敬。

我爱一原堂，吾族溯基始；大宗联小宗，蕃衍永姓氏；慈孝同友恭，勉勉得所止。^[353]

虽然前七首描述的是白堠的山水，但喻人于景，所描写的“人烟聚”“万家桑”“生正士”“科名若可必”等，体现了白堠社会的繁华和人文的兴盛。最后一首，直接描绘的白堠的社会面貌，认为白堠多著名世家大族，社会风俗淳厚，崇尚礼教，是大埔各乡村的典范。全诗充满以对故乡人文道德之美、“仁乡”社会形象的崇敬和祝福。

也许正是由于在社会上的具有崇高声誉和地位的杨缵绪对家乡白堠村落形象的有意塑造，使他本人亦被塑造成为村落社会形象的一部分。村中很多传统与习俗，都以他的名义流传于世。认为是他在外做官，尤其是在汉唐文化中心的陕西西安任高官时带回来的。

白堠著名食品，不少相传即与杨缵绪有关。街上著名小吃薄饼^[354]，民间口耳相传是杨缵绪在陕西做官时带回来的。相传杨缵绪在陕西西安任按察使期间，经常下乡办案，有时难以找到饭菜，便以当地小吃薄饼、绿豆粮、豆子羹、蕨粉粮等为主食，结果发现既方便，又耐饿，认为是好食品。因此在任满回乡时，便带回了薄饼、绿豆粮、豆子羹、蕨粉粮四种点心。其中以薄饼最为有名，有“锦囊藏宝”之称。其制作方法：一是用面粉制作成饼皮，即把面粉加进适量的水和少许盐，用力揉搓至软韧黏结后，用手抓起一团，快速地揸在用炉火加热的专用平面锅上，烤熟时饼薄如纸，即夹起放在盘里。二是制作里面的馅子。一般以靓肉丝、豆腐干、蒜白、香菇、虾仁、鱿鱼丝等为原料，再加上适量的食油和酱油焖至熟透。然后把馅子包进刚夹起的饼皮里扎好，再加上胡椒粉或辣酱等佐料，即可食用，其味鲜美，耐人寻味。^[355]

在白堠周边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白堠人口口声声说其他地方没有、只有白堠人才会做的绿豆粮、豆子羹、蕨粉粮等点心，其实在附近枫朗、湖寮甚至茶阳都有发现。至于薄饼，其他地方的人只是说白堠人做的地道，并不意味着只有白堠人才会做。^[356]

白堠最有名的民间舞蹈鲤鱼灯^[357]，相传也源自陕西。相传乾隆年间，杨缵绪出任陕西按察使，其侄杨三粼跟随上任。三粼喜好音乐，熟娴宫商。他见到当地的鲤鱼灯舞后，非常倾心，即细心揣摩，认真采访，得到舞蹈的精华。缵绪卸任后，三粼亦跟随返乡，即与同好认真排练，因而创作了白堠的民间舞蹈鲤鱼灯。自是以后，每到农历新年期间，村民即组织鲤鱼灯舞，共庆丰年。特别是元宵节，鲤鱼灯出队灯火辉煌，八音和谐，巡游堠南乡三十六条巷。各家各户扶老携幼，倚门停闾，欢笑颜开。鲤灯到处，爆竹喧天。舞完一场，各家以年糕、美酒热情接待舞鲤人。舞鲤队还常受到乡外人的邀请，鲤鱼灯远游各乡，声振全邑。^[358]

其实，大埔舞鲤鱼灯的习俗，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明朝嘉靖年间的正月，“元夜，自十三至十六，多于通衢共结鳌山，张灯燕集为乐”^[359]。康熙年间的正月仍然如此：“自十三至十六，多于通衢共结鳌山，各家及神庙结彩张灯。”^[360]乾隆初年的大埔正月：“自初十夜放灯，至十六夜乃止。凡神祠家庙，各结花灯，运机剪彩，备极工巧。诸少年昼则装束狮猊、仙鹤等戏，踵门呼舞，鸣金击鼓，喧闹异常。夜则为鱼龙、百戏、竹马、花鼓、采茶诸杂剧，向人家有吉祥者作为欢庆之歌，主人厚赠之乃去。”^[361]在杨缵绪任职陕西西安之前，大埔各地早已有舞鲤鱼灯的习俗。因此按道理无须舍近求远，从陕西引进。而且当时杨三粼已是生意人，烟叶生意做得很大，根本没空跟着杨缵绪去陕西游玩。只是因为他们是村中的名人，也许也正好爱好此道，因此后人把村中传统的鲤鱼灯舞的起源附会于他们身上。就像白堠南山村人把鲤鱼灯舞的起源附会于清初村中强人张丰瑞身上一样。^[362]

随着韩江流域经济的兴盛和白堠墟市经济的繁荣，乾隆年间白堠人口繁庶，经济发达，科举鼎盛，人文发达，成为清远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以杨缵绪为首的士绅们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经营乡村社会，建构起共同的社区意识和“仁义之乡”的典型社会形象。

【注释】

[1]杨德基：《显考节庵府君行状》，载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18页。

[2]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宦迹》，第18页。

[3]杨德基：《显考节庵府君行状》，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26页。

[4]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宦迹》，第18页。

[5]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0，《风土志·民风》，第7页。

[6]同①。

[7]同①。

[8]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首，《序》。

[9]杨天培：《延庆祠尝簿序》，乾隆《杨氏族谱》，《祀田备考》卷4，第4页。

[10]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173页。

[11]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8～70页。

[12]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耆德》，第9页。

[13]同③，第16页。

[14]蔺：乾隆《大埔县志》卷8，《选举志·乡科》，第12页。

[15]佚名：《缵烈公传》，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42页。

[16]佚名：《振纪公传》，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42页。

[17]佚名：《成梧公传》，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42页。

[18]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20，《人物志》，1943年，第12页。

[19]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25，《人物志》，1943年，第4页。

[20]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吴大琨：《笔谈吴文化》，《文史知识》1990年第11期。

[21]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4～138页；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22]杨梦时：《清敕封孺人诰封宜人享寿六旬加四庄理饶太宜人行述》，杨之徐《编年录》下编，《行述附》，1924，第19页。

[23]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11-16/3465330.shtml，2011年11月16日。

[24]2005年10月3日，在侯南村对杨永汉的访谈。

[25]王国兰：《一腹三翰林》，《大埔文史》第11辑，1992年，第65～67页。

[26]佚名：《恕斋公家传》，饶堂：乾隆《茶阳饶氏族谱》，第7册，光绪三十二年重刊本，第10页。

[27]蔺：乾隆《大埔县志》卷9，《人物志·仕宦》，第19页。

[28]杨德基：《显考显考节庵府君行状》，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27页。

[29]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仕宦》，第18页。

[30]同②。

[31]《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18，四库全书本。

[32]《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18，四库全书本。

[33]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年，第181页。

[34]杨缵绪：《焦弘勋事始末》，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年，第185页。

[35]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20，1943，第7页。

[36]杨德基：《显考节庵府君行状》，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24页。

[37]温廷敬：《大埔县志》卷20，《人物志·杨缵绪》，1943年，第8页。

[38]同②，第27页。

[39]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仕宦》，第18～19页。

[40]《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实录）》卷1147。

[41]姜洪源：《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冒赈案”》，《档案》2000年第2期。

[42]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仕宦》，第25页。

[43]蒋敦复：《啸古堂文集》卷6，咸丰十年上海刻本，第14～15页。

[44]同①，第16页。

[45]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28页。

[46]杨缵绪等：《显考慎斋府君行述》，杨之徐《编年录》下编，《行述附》，1924年，第7页。

[47]郭汤盛：《大埔先贤诗文钞》，台湾先锋打字排版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第22页。

[48]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仕宦》，第23页。

[49]佚名：《骏贤公传》，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48页。

[50]饶庆捷：《桐阴诗集》）卷1，第7页，1936年重刊本。

[51]杨缵绪：《谦受堂诗文集》卷1，第18～21页。

[52]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仕宦》，第24页。

[5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83，《礼部·学校·劝惩优劣》。

[54]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

[55]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19页。

[56]郭汤盛：《大埔先贤诗文钞》，台湾先锋打字排版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第22页。

[57]同①。

[58]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仕宦》，第24页。

[59]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20，1943年，第9页。

[60]杨缵烈：《谢周太尊月课启》，《百侯杨氏文萃》卷上，1929年，第66页。

[61]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9年。

[62]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63]梁廷枏：《粤秀书院志》卷9，《师席表》，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第19页。

[64]同②，第20页。

[65]梁廷枏：《粤秀书院志》卷14，《传》，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第6页。

[66]杨德基：《显考节庵府君行状》，《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19页。

[67]梁廷枏：《粤秀书院志》卷14，《传》，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第6页。

[68]杨缵绪：《创建云峰书院碑记》，《谦受堂诗文集》卷2，第6～7页。

[69]杨德基：《显考节庵府君行状》，《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19页。

[70]杨缵绪：《粤秀书院课艺序》，《谦受堂诗文集》卷2，第29～31页。

[71]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宦迹》，第18页。

[72]梁廷枏：《粤秀书院志》卷14，《传》，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第14页。

[73]梁廷枏：《粤秀书院志》卷9，《师席表》，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第19页。

[74]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0，《风土志·方产》，第11页。

[75]郭铨：《先考缨溪府君行述》，郭瘦真编《缨溪集》，广州白云印务局，1947年，第53页。

[76]郭铨：《先考缨溪府君行述》，郭瘦真编《缨溪集》，广州白云印务局，1947年，第53页。

[77]张燮任：崇祯《大埔县志序》，乾隆《大埔县志》卷首，第20页。

[78]蔺：乾隆《大埔县志》卷首，《姓氏》，第1～3页。

[79]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第23页。

[80]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15，《人群志》，1943年，第1页。

[81]一种用米粉做成的糕点，为粤东北山区节庆活动时流行的食品。

[82]2004年9月19日，在侯南村对杨启新、杨永汉的访谈。

[83]杨燕秀：《一首客家儿歌的传说》，《梅州日报》2003年10月2日。

[84]惠登甲：光绪《饶平县志》卷7，《选举志》，第4、10页。

[85]2004年9月20日，在侯南村对杨永汉、池其荣的访谈。池其荣，侯南池屋人，70多岁，离休干部。

[86]2004年9月20日，在侯南村对池其荣的访谈。

[87]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2年，第20页。

[88]《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实录）》卷157。

[89]同①，卷379。

[90]同①，卷1023。

[91]同①，卷1468。

[92]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42页。

[9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2页。

[94]黄桂：《潮州的社会传统与经济发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95]曹树基：《中国人口史》卷5，《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96]曹树基：《中国人口史》卷5，《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97]萧凤翔：《白堠修谱序》（乾隆七年），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首，1935年。

[98]萧系良：《（修谱）序》（乾隆十六年），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首，1935年。

[99]池锡元：《修族谱序》（乾隆六年），池昭世《池氏族谱》卷首，同治七年抄本。

[100]郑德华：《清代广东宗族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4期；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4～201页。

[101]丘扆徽：《大宗祠记》（乾隆三十四年），丘焕枢《斯美堂房谱》卷首，1940年丘树生抄本。

[102]丘元遂：《建白堠大宗祠序》，丘焕枢《斯美堂房谱》卷首，1940年丘树生抄本。

[103]丘扆徽：《大宗祠记》，丘焕枢《斯美堂房谱》卷首，1940年丘树生抄本。

[104]同②。

[105]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仕宦》，第21页。

[106]丘植：《槐庭诗集》，嘉庆二十五年刻本，第5页。

[107]萧凤翔：《萧氏族谱序》（乾隆七年），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首，1935年稿本。

[108]萧惠南：《萧氏椒远堂修谱说略》，大埔《萧氏族谱》卷首，1935年稿本。

[109]萧凤翔：《萧氏族谱序》（乾隆七年），大埔《萧氏族谱》卷首，1935年稿本。

[110]萧凤翔：《萧氏族谱序》（乾隆七年），大埔《萧氏族谱》卷首，1935年稿本。

[111]池锡元：《修族谱序》（乾隆六年），池昭世《池氏族谱》卷首，同治七年抄本。

[112]杨演时：《潮州凤凰台太守周公生祠碑记》，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59～60页。

[113]杨缵绪：《续修族谱序》，乾隆《杨氏族谱》卷首。

[114]同②。

[115]杨缵绪：《续修族谱序》，乾隆《杨氏族谱》卷首。

[116]廖上鸣：《复修本族谱序》（乾隆二十九年），廖惠庵《大埔廖氏族谱》，1935年稿本。

[117]丘扆徽：《族谱序》（乾隆三十四年），丘焕枢《斯美堂房谱》卷首，1940年丘树生抄本。

[118]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82～185页。

[119]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82页。

[120]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83页。

[121]同①，第183页。

[122]同①，第183页。

[123]同①，第184页。

[124]同①，第183～184页。

[125]杨缵绪：《文孝公烝尝起祭序》，乾隆《杨氏族谱》，《祀田备考》卷4，第78～79页。

[126]杨德基：《显考节庵府君行状》，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26页。

[127]杨缵绪：《四戒文》，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上，1929年，第123～126页。

[128]杨德基：《显考节庵府君行状》，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26页。

[129]《皇清奏议》卷56。

[130]杨麟书：《九世新泉公十世仰泉公烝尝序》，乾隆《杨氏族谱》卷4，《祀业备考》，第26页。

[131]杨天培：《孝祀祠尝簿序》，乾隆《杨氏族谱》，《祀田备考》卷4，第1～2页。

[132]杨成梧：《九世坦素公尝簿序》，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上，1929年，第48页。

[133]杨清裔：《仲裔大房五世裕后公祭田序》，乾隆《杨氏族谱》，《祀田备考》卷4，第10页。

[134]杨成梧：《九世坦素公尝簿序》，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上，1929年，第48页。

[135]2006年10月18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杨永汉的访谈。

[136]黄挺：《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中国社会经济史》1999年2期。

[137]刘正刚：《汀江流域与韩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2期；冼剑民、周智武：《明清时期客家对山区农业的贡献》，《客家研究辑刊》2002年1期；周琍：《明清客家地区的经济开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

[138]蓝鼎元：《鹿洲公案》，《五营兵食》，四库全书本。

[139]吴兰修：《与沈爹泉明府书》，《广东文征》卷23。

[140]《清朝文献通考》卷33，《市籴》。

[141]李卫：乾隆《浙江通志》卷86，《榷税》，乾隆元年刻本。

[142]梁廷枏著，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5，《口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143]俞蛟：《潮嘉风月记》（不分卷），昭代丛书本，第2页。

[144]李书吉：嘉庆《澄海县志》卷8。

[145]吴道熔：光绪《海阳县志》卷3。

[146]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30。

[147]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48]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0，《风土志》，第8页。

[149]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舆志·社甲（墟市附）》，第52页。

[150]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舆志·社甲（墟市附）》，第53页。

[151]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舆志·社甲（墟市附）》，第53～54页。

[152]萧建邦：《双合渡记》，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80～81页。

[153]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3，《灾祥志》，第6页。

[154]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年，第188页。

[155]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3，《城池志·附墟市》，第28页。

[156]《岭东日报》，《论说》，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157]杨又时等：《显考慎斋府君行述》，杨之徐《编年录》下编，《附行述》，1924年，第6页。

[158]杨元兴：《先岁进士茅庵府君墓表》，《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64页。

[159]杨国石：《百侯乾隆年间的〈通乡公碑〉》，《大埔文史》第7辑，1988年，第74～75页。

[160]黄朝凡：《吴六奇与饶平》，载《饶平史学》，饶平县历史学会，1989年7月，第43～46页。

[161]黄挺：《读弘治十六年潮州府〈本府告示〉碑札记》，《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37期，2004年10月。

[162]2004年9月25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杨禹功曾在百侯街经商多年，对墟市历史相当熟悉。

[163]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79～80页。

[164]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杨金章的访谈。杨金章，50多岁，曾为百侯供销社干部，在百侯街经商多年，对百侯街历史较了解。

[165]2003年8月11日，在侯南村对杨干标的访谈。

[166]方履篯：道光《永定县志》卷16，《风俗》。

[167]乾隆《汀州府志》卷8，《物产》。

[168]方履篯：道光《永定县志》卷10，《物产》。

[169]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年，第55页。

[170]杨之徐：《禁烟公呈》，《编年录》下编，1924，第44～47页。

[171]《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实录）》卷389。

[172]同②。

[173]《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实录）》卷54。

[174]郝玉麟等：雍正《广东通志》卷7，四库全书本。

[175]《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实录）》卷59。

[176]《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实录）》卷194。

[177]《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实录）》卷194。

[178]同①。

[179]同①。

[18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68，《户部·田赋·劝课农桑》。

[181]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0，《风土志·方产》，第11页。

[182]《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实录）》卷207。

[183]同①。

[184]《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实录）》卷1244。

[185]温廷敬：《大埔县志》卷10，《民生志》，1943年，第5页。

[186]2005年9月10日，在侯南村对杨永汉的访谈。

[187]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3，《物产志》，第2页。

[188]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322页。

[189]杨茂轩：《家礼集》，兰台书室上祖遗留手抄本，第129～130页。

[190]2003年8月11日，在侯南村对杨干标的访谈。

[191]2003年10月3日，在侯南村对杨永汉、杨禹功的访谈。

[192]蔡鸿生：《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韩山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193]2005年4月20日，在汕头市对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中心黄挺教授的访谈。

[194]黄挺：《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中国社会经济史》1999年2期。

[195]翁兆荣：《潮州烟丝业的历史始末》，《潮州文史》第5辑，潮州市政协文史办，1985年。

[196]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10，《民生志》，1943年，第36页。

[197]同⑥，第30页。

[198]杨稿：《文明毓秀杨氏房谱》，1990年抄本。

[199]同①。

[200]2004年5月3日，在侯南村对杨稿的访谈。杨稿为杨梦奇的八世孙。

[201]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义行》，第8页。

[202]2004年5月3日，在侯南村对杨稿、杨禹功、杨永汉的访谈。

[203]2006年4月3日，在侯南村对杨开茂的访谈。杨开茂为杨宗擢的七世孙，70多岁，离休干部。

[204]2004年5月4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杨禹功为杨宗擢的七世孙。

[205]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耆德》，第16页。

[206]大地：《百忍楼与百忍歌》，侯中校友编委会《侯中校友》第17期，2001年，第61页。

[207]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义行》，第9页。

[208]2004年5月6日，在侯南村对杨干标的访谈。杨干标为杨梦广的七世孙。

[209]《岭东日报·潮嘉新闻》，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初六。

[210]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42～257页。

[211]这则材料由韩山师院潮学研究中心吴榕青副教授于2005年4月18日提供，谨表感谢。

[212]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卷1，《世系》，第3页。

[213]宋嗣京：《埔阳志》卷1，《地纪·乡市》，第33～34页。

[214]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3，《城池志·社甲》，第26页。

[215]郝玉麟等：雍正《广东通志》卷7，《编年志二·国朝纪》，四库全书本。

[216]蔺：乾隆《大埔县志》卷2，《营建志·约亭》，第13页。

[217]佚名：《十三世凤来》，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24页。

[218]同③。

[219]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儒行》，第10～11页。

[220]蔺：乾隆《大埔县志》卷2，《营建志·约亭》，第13～15页。

[221]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年，第318页。

[222]同③。

[223]蔺：乾隆《大埔县志》卷9，《人物志·仕宦》，第18页。

[224]池昭世：《池氏族谱》卷18，《季房墓志》，同治七年抄本，第7页。

[225]该碑现存百侯东山村四世祖祠诒燕堂前。

[226]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6，《经政志》，1943年，第1页。

[227]《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359。

[228]2005年9月10日，在侯南村对杨添顺、杨禹功等人的访谈。

[229]毛鸿宾、郭嵩焘等：《广东图说》卷37，《大埔》，同治年间刻本，第6页。

[230]《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515。

[231]《大明穆宗庄皇帝实录》卷12，转引自《明清实录潮州事辑》，艺苑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232]贺一弘：《邑侯张公潮山荣膺禄秩叙》，康熙《埔阳志》卷4，《文纪》，第7页。

[233]李兰汀：《始祖念八祖公》，道光《李氏族谱》，1919年李桂臣抄本。

[234]温克中：《茶阳纪闻》，第5页；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18，第4页。

[235]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附录备考》卷6，第14～16页。杨子球：《杨辉公房谱》（下三房），第16～19页，1940年抄本。

[236]2004年9月30日，在侯南村对杨海澄的访谈。杨海澄，侯南楼下人，80多岁，对百侯历史传说有相当的了解。

[237]李兰汀：《七世世兴》，道光《李氏族谱》，1919年李桂臣抄本。

[238]李兰汀：《八世天培》，道光《李氏族谱》，1919年李桂臣抄本。

[239]佚名：《历代祖考妣郎名逐普（族谱）》（十三世杨凤来房），第12页，杨思海1970年手抄本。

[240]李兰汀：《九世兆新》，道光《李氏族谱》，1919年李桂臣抄本。

[241]同②。

[242]杨之徐：《编年录》上编，第237页。实为“七一寿”，疑为笔误。

[243]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宦迹》，第28页。

[244]意为如杨娶李女，生子也会夭折，杨女嫁李，断子绝孙。“冇”，地方方言，“没有”的意思。

[245]2005年11月19日，在侯南村对杨添顺的访谈。杨添顺，侯南楼下人，80多岁，对百侯掌故了解较多。

[246]李兰汀：《八世天培》，道光《李氏族谱》，1919年李桂臣抄本。

[247]李兰汀：《九世兆新》，道光《李氏族谱》，1919年李桂臣抄本。

[248]宋嗣京：《详请均田粮里甲勒碑文》，嘉庆《大埔县志》卷18，第18页。

[249]李兰汀：《十一世乃须》，道光《李氏族谱》，1919年李桂臣抄本。

[250]李兰汀：《十世允恒》，道光《李氏族谱》，1919年李桂臣抄本。

[251]同③。

[252]李兰汀：《十世梦奎》，道光《李氏族谱》，1919年李桂臣抄本。

[253]李兰汀：《十世常秀》，道光《李氏族谱》，1919年李桂臣抄本。

[254]池昭世：咸丰五年《抄录祖上遗簿并合议》，同治七年抄本。

[255]2003年9月27日，在侯南村对池访清的访谈。池访清，侯南池屋人，70多岁，退休干部，2006年3月去世。

[256]池修羽：《绵祀会叙》，《池氏族谱》卷18，同治七年抄本，第41页。

[257]池锡元：《修族谱序》（乾隆六年），《池氏族谱》卷首，同治七年抄本。

[258]参阅池昭世编《池氏族谱》有关记录，同治七年抄本。

[259]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15～18页。

[260]刘斐：《六世正直公墓志铭》，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109页。

[261]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1935年，第19页。

[26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263]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年，第135页。

[264]同⑤，第145页。

[265]同⑤，第136页。

[266]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年，第145页。

[267]同①，第136页。

[268]陈倓：乾隆四年《重建正直公祠堂记》，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92页。

[269]萧凤翔：《正直公尝祀序》，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84～85页。

[270]萧俊章：《正直公烝尝序》，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85～86页。

[271]2003年8月13日，在侯北中村对萧清耀、萧延麟的访谈。

[272]陈倓：《重建正直公祠堂记》（乾隆四年），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92页。

[273]“老成”，当地俗语，指在族中有身份、地位且年龄大、社会阅历丰富之人。

[274]2005年11月19日，在侯南村对杨添顺的访谈。

[275]2005年11月22日，在侯南村对杨德球的访谈。

[276]2005年11月23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

[277]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78]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279]曾祥委：《田野视角“客家的文化与民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280]2005年11月19日，在侯南村对杨添顺的访谈。

[281]萧翙材：《义田碑记》，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69～71页。碑存萧氏大宗祠。

[282]杨之徐：《编年录》上编，1924年，第44页。

[283]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119页。

[284]2005年10月5日，对杨干标的访谈。杨干标居于安敦堂，其八世伯祖迁入曹碓坑耕田。

[285]2004年9月24日，在枫朗木窖村对黄光坤的访谈。黄光坤，60多岁，退休小学教师，木窖村人，曾在百侯小学任教，因而得知不少百侯的典故。

[286]2004年9月10日，在侯南村对杨永汉的访谈。

[287]原件藏侯南池屋池小波处。池小波，70多岁，退休教师，对家族历史颇感兴趣。

[288]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8，《艺文志》，第20页。

[289]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3，《灾祥志》，第9页。

[290]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8，《艺文志》，第20～21页。

[291]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5，《名宦传》，第12页。

[292]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3，《灾祥志》，第10页。

[293]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宦迹》，第18页。

[294]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8，《艺文志》，第47～48页；杨缵绪：《谦受堂诗文稿》卷2，第92～93页。

[295]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宦迹》，第18页。

[296]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5，《人物志·名宦传》，第13页。

[297]2007年3月5日，在侯南村对侯南杨华的访谈。杨华，80多岁，退休教师。

[298]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99]郑振满：2006年12月21日至24日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主办的“民间历史文献研读班”上的演讲。

[300]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1943年，第13页。

[301]同②。

[302]张鸿恩：同治《大埔县志》卷7，《寺观》，第8页。

[303]杨之徐：《马山寺碑记》，《编年录》下编，1924年，第110页。

[304]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3，《礼纪》，第32页。

[305]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4，《献纪》，第49～50页。

[306]杨之徐：《马山寺碑记》，《编年录》下编，1924年，第110页。

[307]杨之徐：《马佛寺募化小引》，《编年录》上编，1924年，第309页。

[308]杨之徐：《马山寺碑记》，《编年录》下编，1924，第110～112页。该碑现存寺中。

[309]杨之徐：《募建西山溪口石桥小引》，《编年录》上编，1924年，第110页。

[310]刘大可：《传统的客家社会与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311]杨之徐：《编年录》上编，1924年，第311页。

[312]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舆志·山川》，第34页。

[313]碑文仍存该处。

[314]碑原在河边，现存放于侯南村中翰第。

[315]宋嗣京：《埔阳志》卷1，《地纪·津梁》，第39页。

[316]吴立思：嘉靖《大埔县志》卷2，《地理志》，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2000年，第31页。

[317]杨缵绪：乾隆白堠《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5页。

[318]宋嗣京：《埔阳志》卷1，《地纪·津梁》，第39页。

[319]饶相：《白堠永济渡碑记》，《三溪文集》卷下，光绪四年重刊本，第22～23页。

[320]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舆志·津梁》，第61页。

[321]同②。

[322]宋嗣京：《埔阳志》卷2，《政纪》，第57页。

[323]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舆志·津梁》，第61页。

[324]2006年5月8日，在侯北村对萧延麟、萧清耀的访谈。

[325]同①。

[326]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79～80页。

[327]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舆志·津梁》，第61页。

[328]碑现存侯南中村中翰第。

[329]碑现存百侯东山村梅潭河渡口。

[330]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36页。

[331]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1，1935年稿本，第80～81页。

[332]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32页。

[333]同①，第38～39页。

[334]同①，第41～42页。

[335]同①，第41页。

[336]同①，第39～40页。

[337]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儒行》，第10～11页。

[338]杨之徐：《募建西山溪口石桥小引》，《编年录》上编，1924年，第220页。

[339]杨之徐：《募建西山溪口石桥小引》，《编年录》上编，1924年，第220页。

[340]杨之徐：《编年录》上编，1924年，第224页。

[341]同①。

[342]佚名：《十三世凤来》，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24页。

[343]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7，《寺观志》，第9页。

[344]同④，第1页。

[345]张鸿恩：同治《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义行（续传）》，第1页。

[346]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附录备考》卷6，第21页。

[347]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13，卷40，卷3。

[348]杨缵绪：《谦受堂诗文稿》卷2，第51～52页；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上，1929年，第50页。

[349]杨缵绪：《谦受堂诗文稿》卷2，第51～52页；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上，1929年，第50页。

[350]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7，《寺观志》，第9页。

[351]杨缵绪：《谦受堂诗文稿》卷2，第4～5页。

[352]杨缵绪：《谦受堂诗文稿》卷2，第9～10页。

[353]丘植：《槐庭诗集》，嘉庆二十五年刻本，第5页。

[354]2006年列入大埔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355]2006年9月25日，在侯南村对丘玉辉、杨兆和、杨莲芳等的访谈。丘玉辉，80多岁，侯南坪头人，退休教师，对百侯掌故相当熟悉。杨莲芳，70多岁，侯南村人，退休教师，杨兆和老师夫人。经常在家做绿豆粮、豆子羹、蕨粉粮等小吃招待客人，笔者就曾吃过好几回，在此谨表谢忱。

[356]2008年5月1日，在大埔县茶阳老街对饶国鹏的访谈。饶国鹏，60多岁，茶阳老街人，茶阳饶氏宗亲会负责人之一，对当地掌故相当熟悉。

[357]2007年8月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358]百侯文化站：《百侯传统舞蹈鲤鱼灯简介》，《大埔文史》第2辑，1984年，第110～111页。

[359]吴立思：嘉靖《大埔县志》卷7，《礼乐志·民俗》，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2000年，第117页。

[360]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1，《地纪·风俗》，第52页。

[361]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0，《风土志》，第5页。

[362]张益祥：《张公端其人其事》，《大埔文史》第15辑，1997年，第132～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