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堠乡社区宗族关系的发展情况

传统以来，白堠有钟、丘、李、池、杨、萧、林等大姓，同时还有连、张、傅等小姓，各姓共居一区，相互之间存在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至清初以来，由于人口膨胀与生存资源的有限，导致宗族关系日趋紧张，各宗族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互相竞争，从而不断改变乡村的姓氏关系，形成以杨、萧为核心的地域性宗族社会。

1.大姓间的关系

追溯白堠历史，村中最早的大姓可能是李姓。但至乾隆年间，已成为村中的小姓了。这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

据道光十四年（1834）三月李兰汀抄康熙年间所撰《李氏族谱》载，李姓开基祖念八郎于元初从上杭官田迁居白堠。^[233]祖妣钟氏，可能为白堠土著。至明初洪武年间，即有李纲出外为官。“李纲，号荣先，白堠人。性至孝，笃行力学，有名于时。洪武间，举经明行修，授海康县儒学。”^[234]表明至明初，李氏在白堠地方社会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至嘉靖年间，李姓发展为村中大姓。在“杨李相”事件中，相传李姓被杀百余人，受到沉重打击。^[235]相传李姓在张琏兵到后，杀得只剩下一个躲在猪栏里的“大肚婆”幸免于难，后生下遗腹子，才传下白堠李姓一脉，李姓由此变成了村中的小姓。^[236]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据《李氏族谱》考察，李氏在这一时期还相当兴盛。在从第五世至七世的嘉靖至万历年间，至少有10个男丁以上。七世李世兴（1586—1660），经商江浙，后于崇祯年间捐任浙江温州府平阳县盐大使。“崇祯十四年（1641）丁丑，解组归，乃置廓山嶂长龙头田种二石，田居一所。”^[237]李天培（1606—1655）于北京国子监肄业后，崇祯九年任浙江金华府兰溪县主簿，后升福建延平府永安县知县。后因世乱弃官回家，“与杨姓共筑楼避寇”^[238]。在明末有两人为官于外，表明其势力不小。至康熙二十年（1681），白堠士绅根据能力大小，由各姓“五分均当”地方差役时，其中李与丘合为一股，是仅次于杨和萧的大姓。可见李姓虽经“杨李相”事件，但实力犹存，一直为村中大姓。杨之徐曾想为其祖父杨达义在李家地基侧旁建祠堂，就被李姓所阻。“十世达义，未有专祠，前欲在李屋祠侧建专祠，后因阻不果。今神主附放锡尔堂。”^[239]翰林杨黼时于乾隆年间在窑下建紫来堂时，所购地基也是李姓人的。

至清初李天培之子李兆新（1633—1718），师从程乡县松口翰林李士淳，顺治十八年（1661）成庠生，康熙十一年（1672）补廪，康熙三十六年岁贡。“老年回乡教读，引进后学。首创文会，作文不倦，文稿著作甚富。持己温恭谦和，交结有道名流，如萧公翱材、杨公之徐、蓝公埠、池公石麟者不一，诸先生其尤著者，又且厚者也。是故，远近矜为山斗。惜怀才不遇，为可叹云。”^[240]在乡中倡办文会，结交名流，被学界誉为“山斗”。为白堠文化的兴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兆新，“号谓伊，谥斐介，谥、号俱萧公翱材公所赠”^[241]。萧翱材顺治八年考中举人后，也曾师从松口李士淳，并任其家塾教师。因此，李兆新与萧翱材的关系非同一般。但萧翱材死于康熙二十六年，而李兆新死于康熙五十七年，因此说其谥号由萧所取，显然为作伪。

李兆新与杨之徐关系亦相当密切。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李兆新（字三锡）子孙为其过七十一大寿时，杨之徐特写《祝李三锡六一寿》诗以祝贺，其文曰：

忆昔同游处，执经不厌频（乙卯乡试曾与同人听讲尚书）；君材那既老，我仕亦撄尘。聚散萍踪似，屋梁明月亲；朝来称兕祝，景福介劳人。^[242]

诗中回忆多年来的交往，两人虽为邻居，但聚少离多，虽感悲伤，但情真意切，表达了他俩多年来亦师亦友的深情厚谊。

李兆新侄子李联馨（1713—1758）于乾隆九年（1744）与杨天培、杨炯为同榜举人。李兆新之子李联章（1723—1791）于乾隆三十年与杨为龙、萧虞、萧咸四人同科中举，乡人振奋。“历任平番县、金县，旋署理凉州府茶马同知，改授龙门训导。尝刊《先正格言》以省躬课士，至老不倦。著有《诗文详解》诲后学，乡之获隽者，多出其门。”^[243]一女嫁杨姓。

为团聚族人，康熙末年，曾任乡社会正的李兆新次子李允恒（1658—1727）建二世祖祠大雅堂。乾隆十一年（1746），李兆新六子李彦约（1869—1756）建李氏大宗祠。李姓在白堠乡中，具有相当高的的社会地位。但这种社会形象，随着杨、李之间日趋紧张的竞争关系而很快被改变。

李与杨共处堠南中村，两姓关系密切，有着悠久的通婚历史。相传自嘉靖年间发生“杨李”事件后，两姓开始禁婚。禁婚，一直被认为是宗族之间关系最恶劣的表现。但在白堠，我们发现，对禁婚的看法，不能完全绝对化。相传“杨李”后，杨姓与李姓结下世仇。杨淮当天发下毒誓：子孙后代永不与李姓结亲。如果结亲，“杨娶李女，有子冇养；杨女嫁李，冇传冇驳”^[244]。甚至因厌恶李姓，把买的李果也倒入屎缸。^[245]但查阅族谱发现，从杨淮的儿子九世杨万起，至十三世杨之徐一代，共娶有李姓20人次，占娶妻总数353例的5.7%，仅次于萧、蓝、黄、丘四姓，超过与杨氏关系一直很好的池姓。尤其是杨淮的儿子杨万，其弟杨兆被李姓人杀死，但他在原配池氏于隆庆三年（1569）十月去世后，又继娶了李氏，生了应辰、应隆两个儿子，传下杨氏下五房中的第四房和第五房。杨淮孙子应卿的嫡妻，应试的两个侧室，都是李姓。两姓禁婚，实际是禁而不止。

但时至今日，堠南李姓仅居于中村李屋坪数户，成为村中的小姓，李姓为何衰落至此？

追溯历史，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李氏精英分子的不断外迁有关。如李天培，与杨姓筑楼避寇被吴六奇围攻后，居然弃同宗于不顾，躲至高州。“遂避往高州电白县本家南庄公家居焉，娶室，相传生二子。顺治十二年（1655），卒其地。”^[246]其子李兆新，“以生当乱世，移居同仁，迁徙靡定。岁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卜筑于新丰，买田为屋基起屋，爰有宁宇”^[247]。也以避乱为由，从白堠迁居于相距二十里的湖寮。其子李联章（1723—1791）等，也随同移居。

而李天培等之所以外迁，则与李氏在白堠的经济地位有关。李天培等虽为士绅族长，并与杨、萧等各姓士绅关系密切，但因不是里长户，正如李兆新与张可梯等联名打报告给督抚要求均匀田粮里甲中所说，里甲户常受里长户欺压，^[248]因而只好外迁。而他们的迁出，无疑使居于白堠的族人更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也多往外迁。如十一世李乃须，“往广城居住”^[249]。后来李兆新为了挽回不利局面，趁着“顶排归宗”的机会，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特意倡导族人购买里长户。“昔吾族未有里长排年，康熙丙戌（四十五年），斐介公（即李兆新）倡议买永昌户，公（即李允恒）为敛丁起会，生放制田业。”^[250]

李允恒为李兆新次子，“康熙辛丑（二十年）为乡社正，人咸钦德焉”。曾任白堠社社长，在乡中有一定威望。在父兄出门谋生后，他在家经营宗族公共产业，甚为得法。“生平刚毅正直，有智力。自始祖二、三、四历代祖墓，皆其修整。尝田、山业，经营保守。建大雅堂，父兄出外教读，独自干理。”^[251]康熙四十五年，他积极响应其父的倡议，按丁派钱起会，筹集资金，购得里长户——永昌户。

而最重要的因素是李姓与杨姓同居一村，几乎没有缓冲地带。虽然李姓也成了里长户，但此时大势已去——杨氏人丁已发展至数千，堠南村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因而李氏的发展空间极为有限。为了生存，大部分族人只好外迁。如李兆新的三子李梦奎，“其裔孙四徙。潮驹移居澄海之庵埠市，裁红工夫，遂家居焉”^[252]。李常秀，“娶林氏，生四子。长元畅，往广西；二元廷，往漳浦县，入屋杨姓；三元巽，外出；四元坤，夭卒”^[253]。

杨与李两姓关系出现转折点，是在康熙年间。以最能体现宗族关系好坏的通婚情况而言，康熙前期与李姓通婚者多，而至康熙中期以后，就逐渐减少了。以下五房为例，据族谱统计，在明末杨氏娶李氏者有4例，清初至康熙前期有12例，而康熙中期以后只有4例。

两姓聚居于一处，生存资源争夺相当激烈。杨氏渐渐强大，同时搬出“历史”，利用口耳相传的故事，以《八世祖直斋公行状》为题，将李姓谋杀杨姓之事，于康熙年间形成文字，登诸族谱，传诸后代。而李氏一直处于弱势，面对日益强大的杨氏，只好以守为攻，在村中建祠堂，尽可能地阻止杨氏扩张，同时因难于发展而渐渐迁出。这也许是“杨李相”故事产生的背景。

白堠各姓，凡是曾涌现过较高功名的士绅，都能在村中立稳根基，占有一席之地。如清初顺治十五年（1658）的举人池延宗，崇祯十二年（1639）的举人丘大复，乾隆元年（1736）的进士丘元遂等，唯一的例外是李姓。

总观姓氏宗族发展，康熙初年的杨、萧、丘、李、池、林、陈诸大姓，杨、萧、丘、池不断有人读书获得功名者，得以延续和发展下来，而林、陈等，很少有人获得功名，因而日渐衰落。而村中的土著钟姓，在康熙初年就已成为小户人家了。

与杨姓相邻的池氏，在白堠发展的历史，可称为传奇。以念三公为始祖，相传宋末从福建宁化迁居于此，耕田为业，四世单传，至五世池碧生三子，开始崛起，置“排年户名碧”。分为三大房，长房池有澄（英彦）、二房池有淋、三房池有澜（淼庵）。“六世祖英彦公居长，家累万金，田产基业创置甚多。”^[254]民间传说不仅英彦，而且三兄弟都富至万金，置有很多田产。相传白堠村水口的西山下至曲滩、帽山一带的山地都是淼庵所置买。曲滩一带居民作福请神时，一直至民国，都要请地主池淼庵的神位。^[255]淼庵之子南崖，更是富冠全乡。

嘉靖以后，池氏文教开始崛起。池嘉谟为明万历十三年（1585）岁贡，任海南岛崖州学政；池安国，顺治十一年甲午科举人，曾任福建连城知县；池延宗，康熙二十二年（1683）岁贡，任广东从化县训导；池漱剑，康熙五十六年岁贡，任广东电白县训导；池醇育，雍正元年（1723）拔贡，清远训导；池作霖，雍正八年岁贡；池锡元，乾隆七年岁贡；池榘，乾隆三十五年恩贡，英德教谕。

至雍正十二年（1734），池氏人口发展至600余丁。^[256]至乾隆六年（1741），居于白堠者有百余家，而迁居外地者很多。“白堠居处者，约百烟有奇。间或徙省城、移忠信、迁江西、下郡城者，不一而足。他若近地曲滩、帽山等处业耕者，又无论已。”^[257]

池姓与杨姓关系密切。至今民间口耳相传，池氏开基祖念三郎是与杨氏开基祖四一郎一起从宁化县石壁村迁过来的，池氏先居堠北，后见堠南地势较低，谋生更易，再迁堠南下村。杨氏四十一郎先居西河，后被池氏叫来白堠定居。两姓世代通婚，如池氏二世嘉逐娶妻杨氏，四世宽娶杨姓四世杨德广（1387—1469）之女，后代一直延续。池姓与萧姓，也世代联姻。

至清初，池安国于顺治十一年（1654）考中举人，为清朝乡中仅次于萧翱材后的第二个举人，在乡中声誉很高，与萧翱材等交往甚密。贡生池延宗，“不事生产，惟舌耕自给，罗进士睿、萧太史宸捷皆出其门”。长期在堠北富绅萧其宽等家任“西宾”。池醇育、池锡元、池漱剑等，与杨之徐等多有诗词唱和。如康熙四十七年，杨之徐入住新建企南楼时作《企南楼元旦》，庠生池醇育有《和韵》。康熙六十一年，庠生池醇育参阅杨之徐的《自叙履历》和《编年录》后，撰写了《自叙履历赞》和《编年录赞》。

池姓居于堠南下村池屋，与杨姓中隔李屋，因而杨池冲突较少。所居地方地势低洼，多鱼塘，因此池氏大力发展渔业，每年收获颇丰，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因而有“池姓吃鱼塘”之说。但因地势低洼，每当清远河洪水泛滥，首当其冲者为池屋。如康熙七年洪水，池屋基本被夷为平地。康熙四十年、雍正三年、乾隆九年的大水，使池姓人丁、财物损失惨重。因此很多人迁居外地。如贡生池醇育之子来升、来钦，池锡元的侄子桥松等，俱迁往阳春县立家。锡元之弟锡忠，迁往江西长宁县（今寻乌县）石贝村定居。^[258]

与堠南杨氏隔河相对的堠北萧氏，自称其始祖萧淳迁自江西泰和，“原籍江西泰和南溪人，萧觉公之十世孙也。出仕福建漳州，迁任朝州路总管。避乱，卜居于白堠”。至四世萧敬宗（1373—1433）时，于洪武二十三（1390）年，以所置粮田在海阳县开立“世宗”户，立籍当差。五世萧伟（1414—1476），“自办饶之粮户者四。生四子，每分粮九十六石有奇”^[259]。六世萧恭（1441—1507）是萧氏第一个庠生。“中年颇治生，家号素封，买置三饶、海阳田地及本处山林，受垦升科甚多。”^[260]“修祖祠，编族谱，勤惕罔懈。后裔蕃衍号素封者，指不胜屈，其尤者甲一邑。”^[261]

萧氏不仅置有丰厚的财产，同时从第六世开始有人取得功名，并建祠堂，修族谱。萧恭还与茶阳饶氏通婚，使萧氏在明代成为白堠有势力的大姓。至清初顺治八年（1651）、顺治十五年萧翱材考中清代白堠第一个举人、进士，声名显赫。随着白堠人口的激增，科举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萧、杨为核心的地域性宗族社会。

社会学的研究认为，“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262]。萧、杨等各姓之间世代通婚，有着密切的血缘亲属关系。但生存资源有限，各姓之间的竞争无法避免，并且越来越激烈，其中以杨、萧竞争影响最大。两姓为社区大姓，人口相当，科举功名康熙以后杨超过萧，墟市又被杨氏所控制，社会角色的变化导致社会竞争态势的急剧上升，最终发展为直接的武力冲突。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十六日，两姓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械斗。杨姓向岭东道控告遭“萧姓陈戈围杀”^[263]，萧姓也控告杨姓围杀萧姓。对于这场械斗，杨之徐特作《感咏》诗进行了描述：“太史堠乡南北居，争雄角立势相屠；举目姻亲成敌国，古来休怪耳和余。”^[264]当时萧姓、杨姓都有人在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任职，可谓声势显赫，但是为了争强好胜，结果两姓互相械斗，使世代姻亲关系变成了敌对方，难怪使当事人杨之徐颇为感叹，但却无可奈何。

在打官司过程中，看似简单的案件，即使以进士出身的杨之徐亲自出面，仍拖了近半年之久。“余为互讼一案，五月末旬至府，十一月望前始旋家。”^[265]期间不仅多次受到衙役的勒索，花钱无数，而且使杨之徐感到大失颜面，因而颇为感慨，甚为后悔。“吁嗟世道日熬煎，官府衙胥只爱钱；控诉岂吾今日易，剥肤灾近不安眠。”^[266]而最后的结果也是“不痛不痒”：“九月三十日，府出详文，责萧罚杨。”“十一月初二日，道批如详，分别发落。”^[267]两姓为这一事件，可谓损失惨重。不仅损失了亲情，而且还有生命和财产。

经过这一事件后，两姓族长在处理冲突问题上变得冷静多了。后来萧姓所订族规中，就明确规定必须“戒斗殴”。即使有纠纷，也必须遵循“礼”的原则，如果付诸武力，则要受严惩。两姓关系虽然修好，但竞争态势依然。不过没有再开“战端”，而以其他形式表现。其中表现最多的是争夺象征性资源，如“风水”竞争等。

关于风水竞争，各姓之间、乃至各房之间，都曾发生过许多故事。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双方互用风水手段“制”对方，以直观的思维方式战胜对手。白堠有句反映南北关系的俗语，“堠北有‘虎’形，堠南有‘狮’形；堠北有鸳鸯祠，堠南有观音亭”。两者隔河而立，遥遥相对。这一俗语，源自萧、杨两姓之间的一次风水争斗故事。

雍正五年（1727），堠北萧俊章房派改建正直公祠，风水名为“猛虎捕羊”，成为萧氏宗族的一件大事，对后来白堠社会尤其是萧、杨两个大姓之间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康熙二十四年（1685）由富绅萧元溥与弟元涓将其六世祖萧廷钦之故居改建成正直公祠，当时颇受好评。但至雍正初年，得到相当发展的萧氏宗族，对其不能满足新的愿望而有所怨言：

堪舆家多言此祠以形势论之，白堠一乡，无出其右者。现传丁、财之盛，甲一乡。文人济济，亦差相埒。而未有登科第者，以立向之非宜，制作之未善故也。盖谓其自禾仓岽起，少祖出胎，属艮龙右转。水则左旋，倒右而朝山，近案及堂局，俱在丙，是丙向为宜，而误向巳。又以祠式稍卑隘，寝座之间不见秀峰也，议改者屡矣。^[268]

虽然自认为在好风水保佑下，实现了财丁兴旺，但感到因坐向不善，影响了科举功名的取得。表明当时因对科举功名的追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焦急和自责心情。

重建六世正直公虎形祠，是由其宽四子凤翔自认为看上“好风水师”后，于雍正五年（1727）进行的。“岁丁未（雍正五年），适丰城金鱼黄先生至，论与余合。”^[269]便集合五房族众，由殷实商人萧无欺任总理，由风水师主持，“期不数月而祠成，巍然改观。计所费千有余金，悉出自变卖祭田”^[270]。后来无欺捐出父尝银百余两，其宽二子永章之子允中捐280多两，剑南之子捐140两，将被典祭田70石赎回，使祀产仍保持完整，并存银增置。

建造该祠，萧氏可谓“大动干戈”，除了典买尝产谋取经费外，为建祠而形成的文书《送屋基换作通沟送帖》《换地作通沟合议》《重建六世祖正直公祠秩祐堂祭栋梁文》等，都保存于族谱中，可见族中士绅对此事相当重视。

该祠重建于堠北虎形山下，所背依的山形酷似一只“老虎”，因而被风水先生形象地认定是一只正要下山的“老虎”，威猛无比。祠堂刚好建在“老虎”的嘴巴上，因而该祠的风水叫“猛虎捕羊”。而河对面所居者恰以杨姓为主，因而这一风水明显具有针对性。出面聘请风水师和主持重修者均为士绅家庭，而且与杨氏世代通婚。将祖祠风水名为“猛虎捕羊”，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雍正五年，堠南杨氏有进士杨之徐，翰林杨缵绪，举人杨润时、杨辉玉、杨缵绪、杨绪英、杨树敏、杨时宪、杨景灏、杨允玺，而且多为同科中举，名声大振。而原在科举方面居于先导并一直领先的萧氏，自雍正三年翰林萧宸捷死后，连举人也没有一个，与杨氏的方兴未艾相比较，萧氏明显处于下风，社会地位大大下降。为了挽回颓势，萧氏希望通过用风水的策略打败对方，振兴萧氏，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而有重建正直公祠之举。

在重建过程中，萧氏改变祠堂的朝向，以后山虎形山为“虎身”，以中村后的筀竹宫为“虎尾”，而将祠堂门楼建成“虎头”，张挂两个大灯笼似“眼睛”，作“猛虎起跳”状，名为“猛虎捕羊”。虎要吃羊，而堠南恰以杨姓为主，因而认为可以在与杨姓争斗中处于有利地位。^[271]

相传正直公祠风水建好后不久即“显灵”了。萧其宽之孙、凤翔之子大中于雍正七年（1729）考中了举人，成为正直公房考中乡科的第一人。“越二年己酉（雍正七年）乡试，大中遂得叨中式十六名焉。”^[272]但这一年堠南的杨成梧、杨煌也同时考中举人，萧氏还是敌不过杨氏。

针对萧氏的“猛虎捕羊”，杨氏也采取的相对应的措施，在河边建造观音亭，名为“观音挡虎”。

杨姓与萧姓为当地大姓，且人丁、科名旗鼓相当。“一山难容二虎”，当时萧、杨相斗，时人称“虎打斗”。杨姓人多，且科名鼎盛，因而居于优势。但自萧姓改建“虎形”祠后，相传杨姓总“损丁”，感到很不顺。因此杨氏“老成”^[273]商量，萧姓以“猛虎捕羊”“制”我们，我们也要“制”他们，而要“制”就要在相对的河边。于是请风水师来察看，见有一庐姓人的房子正对“虎形”，因此将庐姓人迁居堠西地方，在此建成了“狮形”。又从村口茶亭下观音庙分香于此，设观音神牌，名为“观音行宫”，又名“观音亭”。又于亭下建成洗衣码头，让村人天天在此洗衣，以捶衣之声赶“虎”，使“老虎”不敢下山。后来庐公庐婆没有传下后人，就在观音亭中设其神位，使他们世享堠南人的烟火。^[274]

报告人称：观音亭里没有观音“金身”，只有刻着观音神位的“金牌”。观音亭的所谓“狮形”，是以整栋坐南朝北的亭子作“狮头”，前面两边各挂一个大灯笼象征“眼睛”，中间挂两排小灯笼象征“牙齿”，以供奉的神牌作“舌头”。亭子下面砌一个“狮铃”，两条上亭的路砌成叉在一起，为两条“前腿”，亭旁的继志堂、更兴堂等房屋为“后腿”，中间的房屋为“狮身”，亭后的大榕树为竖起的“尾巴”。整个形象如同一只“睡狮”，对着对面堠北的“虎”形，整个建筑风水名为“观音挡虎”。^[275]（见图5-3、5-4）

图5-3　堠南观音亭

图5-4　堠南观音亭

杨姓以“狮”形对“虎”形，以观音堂对萧姓祠堂，从而以直观的思维方式，在心理上赢得对抗。杨姓人甚至传说，帮堠南的风水师，也正是为萧姓建“虎”形祠的风水师。相传在建虎形祠时，萧姓人得罪了地理先生，他就跑到堠南来，帮杨姓人建了“狮”形，有利于杨姓。因而在道义也赢了堠北萧姓。^[276]这些传说，当然是一面之词，但反映了两姓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

每当元宵节的灯会，堠北萧姓将正直公祠装饰得金碧辉煌，灯火通明，“猛虎捕羊”，显得“跃跃欲试”。而堠南的杨姓则把观音亭装扮一新，“睡狮”变成了“醒狮”。双方便以虎形祠、鸳鸯祠和观音亭为中心，隔河赛灯，热闹非凡，成为乡中不可或缺的传统。

两个大姓隔河相斗的风水故事，反映在争夺社会资源过程中，两姓之间既通婚又争斗的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也构成了乡村社会关系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

2.小姓的生存状态

在白堠乡村社会，有不少小姓。关于乡村小姓的研究，弗里德曼在研究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的宗族社会时，注意到了改姓问题。^[277]陈春声关于潮州东凤村的研究，从民间信仰角度论证了小姓被迫改姓的事实。^[278]而曾祥委以丰顺客家地区为例，提出因山区的自然环境，客家地区适宜大人口群的宗族生存形态，因而不断有小姓被迫改姓的现象出现。^[279]改姓，成为小姓生存一种策略。

白堠也有小姓改姓的传说。相传堠东车头村原来除萧姓以外，还有雷、程、蕉、尹等小姓。当时附近多杨姓人，小姓常受大姓强房欺负，而当地大姓萧氏与杨姓经常相斗，因而各小姓站在萧姓一边，依附大姓，后来干脆改姓萧。至今当地还有一些传言，如“雷程蕉，改姓萧，气得祖宗霹雳飙”；“车头蕉，三十两银改姓萧，始祖改三世，气得祖宗霹雳飙”。^[280]这种改姓现象，当出现于明末清初萧、杨等大姓崛起之时。但还有很多小姓没有改姓。

村中小姓，从明嘉靖年间大埔建县以来，就要为正户承担地方差役：“吾埔建自嘉靖五年（1526），白堠都隶清远，环溪南北，错居烟户以千数。至地方当役，专在余户，凡正户出里排者免，例洲异。故老言因开县时，清都里排有功城池云。公例已分，清都地方，群然贴服。”^[281]所谓正户，即乡中的大姓萧、杨、池、林、陈、丘、李，而余户为钟、危、郭、熊、连、黄、罗、宋、张、吴、鲍、梁、曾等小姓。^[282]地方当役，“专在余户，凡正户出里排者免”。余户小姓充当地方差役，而正户大姓不当，其中的支配关系一目了然。所谓“群然贴服”，只是文人士大夫的溢美之词而已。

至清初，白堠有许多小姓人家，其中登记在册、时称为余户的有鲍、刘、朱、阙、熊、钟、江、何、巫、卢、李、谢、危、邓、林、温、丘、陈、黄、周、黎、傅、吴、郭、曾、许、苏、张、连、罗、宋、梁32姓。他们为大户人家的佃户，人丁稀少，居处分散。须承担地方差役，按户征派，难以承负，四处躲避。“吾侪散处，乡僻氓佃，久托字下，幢幪匪浅”，“地方供役，逐户派灶，连年追呼，举家惶窜”。^[283]至康熙二十年（1681）杨士薰、萧翱材、池安国等士绅出面组织全村各姓“五分均当”后，尤其是萧其寀捐立“义田”后，状况才有所好转。但仍然是一大负担，因此一直至雍正七年（1729），各余户仍在请求大姓帮贴差务。

各小姓依附于大姓，生存艰难。他们或居于大姓村落周围，或租住大姓在山中的田寮，佃种大姓土地维持生计。杨、萧等姓在山间购置了土地后，即搭建田寮，建造田居，供佃户居住。但随着大姓人丁在清初的较快增长，小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村边佃种的土地渐被收回，甚至因无地耕作，迁居山区。如曹碓坑，原为杨氏下二房安敦堂人的田居，雇请佃户耕种，后因人多难以维持生计，就收回田居自己去耕种。^[284]

堠南有张屋、江屋、连屋、陈屋、刘屋、萧屋、曾屋等地名和屋基，表明张、江、连、陈、刘、萧、曾等姓人曾居于堠南。但现已无该姓人居住，而均为杨姓人居住。下村原有阳姓，后来改姓杨了。堠北原有钟、丘、李、卓、陈、林、曾、郭，号称“堠北八大姓”。但康熙年间大姓只有萧、陈、林、丘，现在只有萧、林两姓，可见变迁之速。

这些小姓如何从村中迁走，现已不得而知。但从“师父怕柴片”的传说，也许可以见其端倪。

堠南陈屋巷的陈氏宗祠是双溪下沐人的，相传陈氏原居白堠，后迁居下沐。白堠有一个典故，叫“师父怕柴片”，讲的是陈姓人在白堠的事。“民国初年陈姓人重修白堠的祠堂后，有一教打师傅（即武术师傅）负责看守祠堂。杨姓无赖经常上门惹是生非，但他功夫好，都被他打败。有一次有人看到屋旁堆有很多柴片，就用柴片扔打他。他一边抽鸦片一边应对，没有放在心上，结果被打伤而死。陈氏功夫虽高，但被柴片打死。”^[285]白堠至今仍流传着“师傅怕柴片”的典故，意谓虽有能耐，做事也不能大意，否则后果严重。^[286]但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小姓在强宗大姓的村落居住，其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迁走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梅花姓”的多姓村，逐渐演变成“一姓独大”的支配性聚落。

3.以萧、杨宗族为核心的社区支配关系

在康熙二十年（1681）确定“五分均当”地方差役时，是由乡中头面人物杨士薰、萧翱材、池延宗商议，其他家族附和的，表明三个家族在当时白堠社会中具在支配地位。但随着杨、萧的发展壮大，池氏相对没落了，逐渐形成以萧、杨为核心的地域社会。

关于以杨、萧为核心的社区支配关系，因限于资料，情况难明。但一则民国初年的事例，为这一观点作了很好的说明：

士湖老侄台鉴：

久未会面，时切驰思。年来起居，诸多嘉瑞为颂。即日瑞臣叔由郡回，言及大埔县知事陈沅与侄有旧谊。愚因想起遭此乱世，又处大次房膝下，派饷一事，族内祖尝皆已破产，犹不谅于强邻压迫愈甚，族人恐有离散之一日。然知事则实辖此职权者也，侄既与之有旧谊，请将痛苦之情函达，请下明令到区，蠲免贫民，以救族众，切盼。兹将历年压迫情形备述如下：

白堠区域，系白堠甲、白寨甲、大产甲三甲地方合并而成。民国十年（1921）彭玉书（湖南人）为区长时，办公债全区一千元，作十股匀摊。其白寨、大产二甲共摊三股，白堠乡摊七股。此七股中杨姓摊三股八分五厘，萧姓二股一分，丘姓八分，林姓一分，池、李、黄三姓各五厘（原函存据），尚属公平。殊十二年军饷，杨姓推翻前案，于白堠七股之例竟作十股摊派，以溪南溪北为限，溪北摊三股，萧、林各姓属之。溪南摊七股，计杨姓仅担五股，丘姓担任一股，仍一股则压池、李、陈各小姓负担，商店全无摊派。当时愚合陈、李二姓向民团局、警局分辩，无奈军队纷纷，杨姓人众，动辄借军队吓勒，公理不明。本族屈哑，派三四分不等（合计本族军饷、挑夫费、什费共派去毫洋八百余元）。

及十三年洪区长时，经余与李、陈二姓具呈求轻，又在县知事郑具呈求轻。经洪区长指定，凡派军饷挑夫，白堠乡之十股，池姓应派三分，不得增减（计是年共派去毫洋六百余元）。本年杨姓又翻前案，硬派本姓四分。愚向分辩，民团局办事杨姓人多（计杨静初系万生店之子，杨竹史、杨守梅等，爪牙甚多），动辄运动军队到家，吓拘吓抢。愚孤掌难鸣，欲逃不能，痛苦何如（计本年至现在已派去毫洋一千左右）。

现在殷富捐，杨姓又照四分之例摊派，本族要派一百四十七元五角。盖白堠之溪南，杨姓人丁七千余，丘姓人丁六百余，本族仅一百六七十而已。粮额杨姓三百余石，丘姓六十余石，本族仅池碧一户，二石余而已。商店杨姓十居九，丘姓十居一，本姓全无。本姓又无下等之殷富，皆赖耕作为生活。遭此苛派，不虐于官，实虐于邻，日夜筹思，无法可救。

侄与陈知事交游有日，万望将原委叙明，请陈知事设法，或指定各姓额数，或指定商家分担，或指定按粮按人丁分派，庶弱小贫民不致重困于豪强之下也。望侄台念祖宗艰难，际此危急，不惮烦劳，设一策以救族人，其功岂浅鲜哉！

再杨姓毒计，割开溪南北者，以为敢与抗者，惟萧姓也。今既割开，则溪南无敢与抗，亦无能与抗者矣。现丘姓亦附和杨姓。侄台写函与知事，字句间切祈斟酌，勿启衅强族为要。再愚意，欲侄台援原籍派殷富捐，科及贫民，本姓无殷富，大姓强与派，今本姓只得按丁分派，每人要六七毫，既侄台亦累苛派之苦的意思引起，庶有理由，可否？仍由主裁。遄此并颂。

再本乡邮政系杨姓，信息最会漏泄，侄回信要由萧某家转交。

愚　中莫　旧历八月廿二日启。^[287]

这是1925年农历8月22日白堠池姓族长池中莫为减轻村中摊派写给在潮州经商的池士湖的求救信。乡中摊派，向有惯例，此时为何变得如此严重？

1921年至1925年间，广东、福建新、旧军阀在粤东地区混战，军饷摊派各乡，由乡村各姓筹集。白堠以杨和萧姓为主，其中堠南以杨姓为主，另有池、李、丘、陈等姓。在落实摊派比例时，杨姓先支开可与之相抗衡的萧姓，凭据其势力，多次变更摊派比例，减少摊派量，而使池、李、陈等小姓多摊。各小姓感到严重不均，要求变更，但无可奈何，经济状态每况愈下，“族内祖尝皆已破产”。这封信是池姓族长池中莫听说在潮州做生意的族人池士湖与时任大埔县知事陈沅有交情，因而写信给他，要池士湖出面与陈沅交涉，“请陈知事设法，或指定各姓额数，或指定商家分担，或指定按粮按人丁分派，庶弱小贫民不致重困于豪强之下也”。制止杨姓的强硬摊派，减轻池姓的负担，以挽救池氏宗族于“离散”之中。

在这一事件中，原在清初可与杨姓平起平坐的池姓，此时完全受杨姓支配。杨姓依照自己的意愿，改变本来相对合理的摊派比例，强硬摊派弱小宗族，其在社区的支配地位，可见一斑。此虽为民国年间之事，实际反映了自清中叶以来杨、萧宗族为核心控制社区事务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