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业发展带动的农业贸易繁荣

白堠墟市店铺在康熙年间就有百余间，是仅次于县城茶阳和三河坝市的第三大墟市。墟市三天一墟，每当墟期，周边山区居民便蜂拥而至。“遇集期，则山间担炭薪、竹木、器物者，蜂拥至。”^[163]各地行商亦纷至沓来。货物以种类分行，墟市行类齐全。河边的柴行、竹行最大，牛行在黄沙坝，猪行在街尾，木炭行的木炭坪，鸡鸭等买卖在十字街，京果、渔盐、油米豆等在直街店铺。

据调查，传统以来，每当墟期，市场有三次高潮。第一次为早晨七八点，居于墟市附近的人上街购买新鲜蔬菜、肉等。第二次为十一二点钟，周边二三十里的山里人挑着山货来了，村人纷纷上街采买。至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山里人要回家，未卖完的东西只好贱卖，村人便纷纷上街“捡便宜”，从而出现第三次高潮。附近枫朗、湖寮等墟的墟市不过午，而白堠可以延至下午五六点，主要是赴白堠墟者人多，人群川流不息。^[164]

街上店铺，以杨姓人为主，多以祖宗公尝名义开办。其中以“下二房”人最多，在数百间店号中占了七成。至1932年按统一规划改造老街时，二房主要有三麟公、慎斋公、通议公等公尝投资，私人投资兴建的较少。丘姓只有两间店，位于上街头。外地人在此租店做生意的不少，如丰顺、五华等地人，在街上租店开药铺。^[165]

墟市入口以大米、油盐等为大宗，而出口除竹木、柴炭等山区产品外，还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利用市场发展起来的商品性农业——白堠烟业。

1.烟叶种植

闽粤地区种植烟草，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是我国种植烟草最早的地区之一。由于它“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并有“杀虫兼润苗根”的功效，更由于种植烟草比粮食作物获利丰厚，“一亩之收，可致田十亩”，因而乡民竞相种烟取利。^[166]初在闽西永定，不久便遍及闽西各县及至粤东大埔等地。至明末清初，吸烟成为社会习惯，已像茶、酒一样流行。因而烟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又以大埔邻县“上杭，永定为盛”^[167]。闽西烟叶的大量种植，使“福烟独著天下”，^[168]烟叶成为当地主要产品，运销各地。

而在大埔白堠，种植烟叶的高利润，对于人多地少的白堠人特别具有吸引力。由于墟市经济的发展，可以获得生产、生活各类商品的供应，许多原来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都改种烟叶，以求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至迟在康熙年间，已普遍种烟。

康熙五十五年（1716）正月初九，杨之徐在大宗祠担任宗族“会文”主持时，贴出的《会文引》提出：“春朝占春魁，莫大文章；家庙集家贤，洵称乐事。茶烟供奉，几凳自携。”^[169]宗族以公家的名义为参加会文的子弟提供茶水和烟叶，说明抽烟已像喝茶一样，成为当时白堠人的时尚。

烟叶的普遍种植，引起了一些有儒家农本观念的士绅的忧虑。当时杨姓人的族长，也是全县唯一有进士功名的著名士绅杨之徐，鉴于白堠乃至整个大埔山多田少、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于康熙五十五年春以地方士绅的名义，给县令周际春上了一个《禁种烟公呈》。其具体内容如下：从呈文内容可知，当时大埔种烟已相当普遍，“产稻之田，又半行种烟”。这使本来“一年本地所产之谷，已不足以供半年之食”的粮食问题变得更为紧张。种烟不仅与种稻争肥使稻田减产，而且租田种烟买谷完租更使县中稻谷流通数量减少。同时又遭连年歉收，邻邑遏籴，“谷价长涌，十室九空，民无聊生”。因此作为一方士绅领袖的杨之徐，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上书献策于县令，要求严禁种烟。

为种烟害稼乞天严禁，以广稻源，以活民命事。窃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菜不熟曰馑，谷不熟曰饥。饥馑洊臻，逃亡相继，则国非其国。

埔邑土瘠人贫，山多田少。一年本地所产之谷，已不足以供半年之食，势须仰给于邻县之上下游。而一逢米价腾贵，邻邑官民便行遏籴，汛舟之役，杳矣无闻，吾之民已坐而待毙矣。

迩来本县内产稻之田，又半行种烟。烟本无害于稻，然一年壅田之粪，聚于烟田，而稻田皆瘠。种烟者即收数倍之利，害且遍于千万家，何也？烟田利倍，贵价以买粪，即安得有粪及稻田？是不害之害，其害十倍，而人莫之见也。且以种稻之田半行种烟，稻已半收，而种烟之田又须纳稻，稻不益竭乎？

年来岁不丰登，鸠形鹄面，所在皆有。今且连年歉收，谷价长涌，十室九空，民无聊生。为今之计，莫若严禁种烟，悉令种稻，以多产粮食。他县之遏籴，我不得以操其权。本邑之树艺，我犹得而制其命。况产稻已多，借给于他邑者亦少，所谓救荒无策，不如备荒之策，莫此为善也。

天台爱民如子，仁心遍闻两都，倘有可以为民请命者，知无不竭力为之。敢献一得之愚，以佐民瘼之轸，伏望勅示严禁。通邑地方，不论高下田埔，一概不许种烟。如有种烟之民，不遵禁约者，许该地方人等，尽行芟锄。仍着各约保，指名呈报，重法严惩。庶将来有一分之救，而谷价得平减之宜，欢声动地，阴德齐天。^[170]

而这一时期朝中亦有禁烟之说^[171]。县令周际春根据杨之徐的意见，下令全县禁种烟叶。但因各地禁烟终无成效，“烟迄不能禁”^[172]，最后不了了之，大埔禁烟之令亦成虚文。

因烟利所在，村民一直在种烟。但至乾隆初年，又被禁止。乾隆九年（1744）所编撰的《大埔县志·物产志》“烟叶”条中称：“种出东洋，取叶晒干，切为细丝，吸其烟，食之辄醉。今奉文禁止，小民无复种者。”这主要是官府奉了朝中禁烟之令的结果。

种烟挤占良田，影响粮食生产，自康熙中期以来一直成为官员关注的问题。但毕竟是农家自己的趋利行为，因此官府一直持容忍态度，只是“劝戒”而已。如雍正五年（1727）三月皇帝的谕令：

雍正五年三月初二，谕内阁：至于烟叶一种，于生人日用，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者也。小民较量锱铢，但顾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故当图利之时，若令其舍多取寡，弃重就轻，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地方官遽绳之以法，则势有所难行，转滋纷扰。惟在良有司，勤勤恳恳，谆切劝谕，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穑为身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则群情踊跃，不待督课而皆尽力于南亩矣。^[173]

甚至雍正皇帝还以禁烟扰民为名，禁止官员“遽绳之以法”，采取过激行为，而只要求地方官员善为劝谕。还根据广西巡抚韩良辅所奏广东民众因种烟等而缺粮，特意“敕两省大吏悉心劝导，务使百姓尽力农事”^[174]。

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采取了过激行为，将农民所种之烟草尽行拔去。雍正对此严加斥责，认为这是“不能领会”谕旨的“愚劣官员”，因而再次下令，要求地方官员严格执行政策，并使官民共知：

雍正五年丁未，七月……又如民间向来多将膏腴之壤，栽种烟果，以图重利。朕虑其抛荒农务，谕令有司善为劝导，使知务本。谕上□日甚明，并非迫令一时改业也。今闻有将民间已种之烟叶，竟行拔去者。此时既不能树艺五谷，而已种之物，又复弃置，岂不农末两失，大负朕爱养百姓之初心耶！朕所降谕上□日，明白周详。而奉行者如此舛错，皆系愚劣官员，不能领会。且远乡僻壤之地，未曾晓谕周知，此皆地方大吏疏忽之咎。著将此谕上□日，遍传直省，务使远乡僻壤，咸共知之。^[175]

因种烟者愈来愈多，影响到社会稳定，至乾隆元年（1736），大学士方苞曾条陈禁烟，但“部议不准”^[176]。至乾隆八年六月，江西巡抚陈宏谋以“今日之耗农功而妨地利者，莫如种烟一事”为由，再次请求禁种烟草。其方法是：

城内仍许种烟，城外及各乡，概不许种。如有种者，责成乡保报官，将烟草入官。若云御瘴气风寒，自明代以来，未见尽为瘴疠风寒所侵。即今不吃烟者，未尝不入瘴乡，其非必不可少之物明甚。但已种之烟，全令拔除，未免失业。请豫行晓谕，以甲子年为始，令地方官，通行禁止。^[177]

朝中大臣根据奏折进行分析，认为禁烟具有合理性：

查民间种烟一事。废可耕之地，营无益以妨农功，向来原有例禁。无如积习相沿，日以滋甚。如直隶、山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种植尤多，陇亩相望，谷土日耗。且种烟之地，多系肥饶。诚令改种蔬谷，则自八月收烟后，至来岁春，相隔半载，土气已复，并无不宜蔬谷之处。如或以不种则失业，改种则利轻，又当知烟无关于饥饱，原不必论其贵贱，自应禁止。惟城堡内闲隙之地，听其种植。城外则近城畸零菜圃，亦不必示禁。其野外土田阡陌相连之处，概不许种。^[178]

乾隆得到大臣们的意见后，也感到禁烟的紧迫性，因而当即下令“即照大学士所议行”^[179]。由此，城内仍允许种烟，但乡村则开始禁种烟草。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亦言：

乾隆八年（1743）议准。民间种烟一事，废可耕之地，营无益以妨农功，向来原有例禁。且种烟之地，多系肥饶，自应通行禁止。惟城堡以内闲隙之地，可以听其种植。城外则近城畸零菜园，愿分种烟者，亦可不必示禁。其野外山隰土田，阡陌相连，宜于蔬之谷处，一概不许种烟。凡向来种烟之地，应令改种蔬谷。^[180]

不少地方官在接到命令后，厉行禁止。如大埔县，烟草种植相当广泛，但在乾隆九年，“奉文禁止，小民无复种者”^[181]。

但在执行命令时，一些种烟大省感到压力很大。为此当时种烟最广的福建巡抚周学健于十二月特意上奏，提出厉行禁止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主张还是以劝谕为主：

查闽省种烟最广，民情又悍，猝加查禁，抗法必多。请设法从容劝谕。^[182]

乾隆皇帝为此所作的批复是：

大学士等所议陈宏谋折，原非尽令各省一概禁止种烟也，亦云因时制宜，劝谕而已。况闽省尤不能行止令，想汝错会意矣。^[183]

可见乾隆皇帝的本意，仍然只是劝谕而已，并无严禁之意。因此烟叶种植，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大埔地方的奉文禁烟，再一次无果而终。正如乾隆五十年（1785）十二月初二日乾隆针对御史富森阿所提禁种烟草问题所言：“烟草一项，不特遍天下皆然，即外藩诸部，亦无不相习成风……民间藉以贸易图利者，不可胜数。虽欲禁止，而势所不能，徒滋胥役藉端需索诸弊。究于实政，有何裨益？”^[184]因此各地种烟，并未严禁。

康熙以来，虽然具有道德责任心的杨之徐鼓动县令禁烟，但白堠地区的烟叶种植，一直没有间断。

烟叶种植对土壤、气候等有较高的要求。土壤要求在半山半洋（平地）之间，排水性好；半沙半泥之间，透水性强；半湿半热之间，气候适宜。同时要求精耕细作，需用大量的人力、肥力。这些条件白堠都能满足。尤其是白堠人多地少，要以有限的土地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种植烟叶无疑是最佳选择。因而烟叶种植在白堠、同仁一带，逐渐普及起来。

相传白堠家家户户都种烟，如八百丘、田心岗等一带良田，都种上了烟草。在长期的精耕细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烟叶为中心的作物轮作制度。“大宁、维新及同仁、白堠、石云等甲，早季多种烟叶，下季继以植芋，其收成为较丰。”^[185]在白堠实际上除了早季的烟和下季的芋外，还有一季水稻。烟草在春节过后栽种，间种芋头。五月收摘烟叶后，追加肥料培植芋头。芋头在七月收成后，再种水稻，至九月底十月初收割。如此实现了一年三收，既种粮又种烟，从而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使用率，收获更为丰盛。但主要收入是烟草，芋头则是特意培植的早芋头，产量也不低，既可当粮也可当菜。^[186]因此在康熙年间以来，白堠以盛产烟叶闻名于世。

嘉庆九年（1804）所编《大埔县志》，编者特意指出：“白堠、同仁一带，竟尚种烟，估客贩运江西发售。种烟之利，比稻加倍。”^[187]种烟能获“比稻加倍”的厚利，因而种烟在白堠一带已成为社会风气。在乾嘉时期，白堠等地成为粤东烟草种植的主要地区之一。

在种烟过程中，妇女往往比男子更善于经营。清末学者徐珂所编之《清稗类钞·风俗类》记大埔妇女说：“（大埔）盛行种烟，亦多由女子料理。种烟、晒烟等法，往往较男子为优。”^[188]

而且在村民的民俗活动中，亦多有反映。如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后，烟叶收摘之前的关键时候，种烟的村民便举行祈烟福活动，祈求神明保护所种之烟获得丰收。下以两份疏文为例：

祈烟福疏文种烟祈福疏

伏以万物不齐，一草一木，均属造物之恩培。资生有托，惟大惟乔，恒赖神灵之庇护。信某等于本村各种烟树，以为岁计。朝斯夕斯，勤劳倍切于耕；或百或千，粪土更多于禾稼。值今清阳时令，目前固有芃灼之象；诚恐时光乍转，异日或有黄萎之虞。因思无感不通，仰冀神力以托命，有神斯格，爰集众信而预祈：当发起之日，则枝枝高干；遇收摘之时，则叶叶厚实。烟虫则沉埋不生，毋致生枝而叶落；烟瘟则远逐他方，毋令此生而彼危。庶几神灵之培植，免民之枉费，与农人同歌乐，岁而庆有年也。某等不胜感恩之至。谨奉疏以闻。

伏以三时不害，丰稔实赖神功；庶草咸蕃，长养均资帝德。某等以稼圃之余力，种烟草于中田，久托福庇，岁收蕃芜。兹值登畅荣之候，益赖呵护之灵。各醵肴以荐馨同，明禋以祈禳：惟愿雨阳应候，彼此均沾；成熟届期，繁叶尽茂。屏蟊贼兮远去，人羡蓁蓁；羌旱溢兮永免，亩维彧彧。及时是艾，丰不让于多余；善贾出售，利遍赐于三倍。某等无任感恩戴德，欢呼恳切之至。谨奉疏以闻。^[189]

从疏文中可知，村民以种烟作为谋生的主要收入，并花费了比种水稻多得多的劳力和肥料，因担心收成不好，故作福祈求神明消除烟虫、烟瘟等灾难，保证获得好收成，卖个好价钱。白堠人种烟普遍，每年祈烟福亦成为村民的主要民俗活动之一。

同时白堠人充分利用烟叶种植量大这一资源优势，发展烟叶加工和贩运业。不少人因此而发财致富，买田造屋，如杨梦广、杨梦奇、杨宗擢等，促进了白堠经济的繁荣。这可能也是当初杨之徐所没有想到的。

2.烟叶加工和销售

随着烟叶的大量生产，加工烟叶的烟丝工场开始出现。其中较大的烟丝场有“益兴”“捷足”“贵和”等，由杨梦奇、杨宗擢等创办。将烟叶加工成烟丝有一系列工序，主要有撕烟、卷烟、刨烟等，而最关键的是刨烟。刨烟师傅多从汀江上游的产烟名地永定湖坑等地聘请，还有一些来自五华、兴宁及附近湖寮、大麻、恭州等乡村。本村没有刨烟师傅，因为刨烟须有专门技术，这些师傅不会传给本地人。本村人多在烟厂做撕烟、卷烟等没有技术含量的工序。^[190]

白堠所产烟叶不敷，主要从著名烟叶产地永定的岐岭、平和的九峰、韶关的南雄等地采购，雇人挑回。烟叶经加工成烟丝后，再按质量分等级，经过包装后加盖烟厂名号印记，销往外地。

为了扩大销路，一些烟商又至潮州等地开设商号，扩大经营。当时潮州的烟业，基本为大埔人所控制。白堠所产烟丝，不仅大量销往潮州，而且销往江西、广州等地，成为“潮烟”的主要生产基地。当时东江、湖南、江西等地人所抽水烟筒、旱烟筒的黄烟丝，很多就是白堠所产。潮州名产“潮烟”，顾名思义，出产于潮州。但潮州本地不产烟叶，所产多自韩江中上游地区。相传潮州人喜欢抽白堠所产之条丝烟，味淡，不像其他旱烟味道浓，火气重，因此白堠烟丝在潮州销路很好。^[191]

蔡洪生教授曾经指出，在清代国内市场上，有三种显誉大江南北的潮州货——潮州白糖、潮烟和潮蓝。潮烟即刘鹗在《老残游记》第五回所描述的“兰花潮烟”，是用泽兰子拌制而成，专供吸水烟之用的皮烟丝。^[192]据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黄挺教授介绍，潮烟在潮州名为“乌烟”，又名“盖露烟”，专供擦牙齿之用，能使牙齿洁白，并能除齿病。使用者以烟丝拧成药丸状，擦齿后仍将丸状贴放在耳朵边，以便随时取用。潮烟因有这些功效，远近闻名。^[193]但所需原料烟叶的种植，据文献记载，清代潮州沿海只有潮阳一县，而粤东北的大埔、镇平、平远以及闽西南的永定、上杭等地则有较大面积的种植。潮阳所产烟叶，虽然条丝好，色乌味厚，但产量少，需从韩江上游地区大量买入，在潮州加工。因此黄挺认为，“‘潮烟’这种名牌货，实际上是闽粤赣经济区域内地域分工的成果”^[194]。这是符合事实的。但原料的大量购入，为外地商人控制这一行业提供了机会。据研究，潮州“乌烟”的生产和销售，以白堠人在潮州开设的“贵和”烟丝行最多和最为著名。^[195]而潮州“贵和”烟丝行，即杨宗擢在白堠所开“贵和”烟丝行的分号。

从乾隆以来，烟丝一直是白堠的主要输出产品。白堠墟“入口米为大宗，出口烟丝、柴炭为大宗”^[196]。至民国初年，“黄烟、水烟各项，以白堠出产最多，次为县城，出品少数。运销省城、上海、南洋，每年约值二十万元”^[197]。

1934年广东民政厅所编印的《广东全省地方纪要》亦指出：“大埔农产，以百侯烟叶最为著名。”

可见，白堠的烟叶，自康乾以来，一直是大埔乃至粤东地方的著名特产。

3.烟商个案：杨梦奇、杨宗擢、杨梦广

白堠商人中，最有名的是二房的杨梦奇（1669—1787），村人尊称三麟公。相传他经营烟叶，开办烟丝批发行，发财经富，资产达百余万两银子。“公生平愿实业，后于潮州城竹木门内开张‘捷足’烟丝行，发达百余万金。七十多岁才建起高堂大厦文明毓秀昭许堂是也。”^[198]雍乾年间他至潮州开设“捷足”烟丝行，经营烟叶生意，获得丰厚利润。先后娶了几房妻子，盖起了诏许堂（即文明毓秀，见图5-1）、眷顾堂等大屋，成为可以与村中官宦相埒的人物。为提高社会地位，他于42岁捐资“入监”时，还为11岁的儿子秩觉购得“监生”功名。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又“例授明经”，购得贡生功名。^[199]

图5-1　杨梦奇所建昭许堂大屋

白堠墟市店铺原来分布零乱，不集中。相传在杨梦奇致富后，投入巨资改造白堠街，建了几十间店，将白堠墟店铺连成一体，从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街市。同时还为村民做了许多善事。相传他打造了许多石磨，租给乡人磨豆腐、豆干、米粄等，每天的租金是一块豆干或粄。为支持乡人经商，还提供资金。^[200]

致富不忘族人，大埔县令洪先焘以其“义行”，特意为其立传：“杨梦奇，号醒溪。少贫，胸次豁达，每以远大自期。效货殖，家累巨万。子弟中有善经纪者，辄与资本，一时咸赖焉。至立尝业，建祖祠，皆捐赀不吝。以子秩觉，赠中宪大夫。”^[201]

而民间传说，梦奇是借其叔父杨缵绪之势致富的。相传杨梦奇年轻时，整天在街上睡屠桌板，无所事事，到处吹拉弹唱，生活困难，为村人所讥。经人指点，梦奇至浙江找到任道员的叔叔杨缵绪，但仍然四处溜达，无所事事。时值乾隆皇帝下江南，运河封航，商人货物无法搬运，损失惨重。有商人得知他是浙江道员的侄子后，就和他商量，只要能让商船放行就给钱。梦奇把事情告诉婶婶后，她同情他，就骗其夫说小孩受惊生病，有鬼作怪，需要有官印才能镇邪。因此用官印在白布上盖了很多印。商人把盖了印的白布搭在船上，河上官兵见后，没有阻拦，梦奇因此赚到了第一笔钱财。赚钱后的他雄心勃勃，到福建去做生油生意，准备收购到潮州去卖，但这一生意已全被潮州商人包了，无法插足。平和县的本家听说侄子来做生意，就把他接到家里，告诉他说还有竹箩一项没有被包。因此在本家的帮助下，他把竹箩全包了。潮州人没办法，只好和他合伙一起做生油生意。后来发现加工烟叶利润更大，就在潮州竹木门开“捷足”烟丝场，从家乡及各地收购烟叶，加工出售，获利丰厚。在家乡盖了大房子和许多店铺。^[202]

对照历史，杨缵绪任浙江金衢严道为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754—1757），乾隆皇帝二十二年春游江南。而杨梦奇早在乾隆五年（1740）就已赚到钱捐买了监生功名。可见梦奇经营烟业致富，非未借助杨缵绪的官势。

另一个大烟商是“下四房”的杨宗擢（1686—1770），又名协强。他生活于一个大家庭中，其父有兄弟八人，自己有兄弟四人。在朋友的帮助下，经营烟业，发家致富，家资巨万。先后于村中盖起了三栋大房子——老楼子、百忍楼、德星堂。死后被族人取谥号“创裕”，以表彰他一生艰苦创业，创造富裕生活的经历。

关于其经商致富，民间有很多传说。相传协强年轻时家境贫寒，除农田耕作外，还以打担为生。一次在往高陂挑担时，在吊梨凹凉亭拾获一支二尺长的旱烟筒。因为人忠厚，便在凉亭等候失主。后果有人前来寻找，问他是否捡到一支精致的铜烟筒。协强答道：“铜的没捡到，金的倒捡到一支。”当失主说明不敢直说的原因后，协强当即奉还。失主系一富商，见协强忠厚老实，遂资助他经商。先开油行，又开烟厂，因而发家致富。^[203]

村中还传说，他早年家中一贫如洗，无房居住，协强就住在祖屋“奕世隆居”的厅下。有一年年三十房众祭祖，把他的锅、碗、铺盖等全扔到屋外。协强很生气，就在年三十晚出门。走到庵下时被好友拦下，认为要出门也应过完年再走。年后朋友送他三两银子作本钱，并建议他做香油生意，挑油到各神庙去卖。白堠附近神庙多，求神的多，因而生意不错。赚到钱有了资本后，收购白堠出产的烟叶，开设烟丝场，加工烟丝，运销各地，获利丰厚，因而发家致富。^[204]

他经商致富后乐于助人，捐赠祖尝，同时供子孙读书，后来其孙子杨俊章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考中举人。乡人称赞他品德高尚，县志将他列入“耆德”门：

杨宗擢，号健亭，白堠人。少孤家贫，胸次潇洒，不以贫累。及壮，效货殖，家称饶焉。抑然自下，横逆之加，处之泰然。族戚中有求者，应之无吝色。他如建祖祠，增祀业，继绝存亡，周饥赈贫，垂老不倦。以孙俊章登乾隆己酉贤书，援例赠文林郎。卒年八十有五。^[205]

鉴于家中住房紧张，致富后的他首先买地基于观音亭后面十字巷东边的小巷子里，于乾隆初年建造了“百忍楼”。之所以以“百忍”为楼名，是协强积累几十年为人处世之经验，要求子孙读书要勤奋刻苦，忍受寂寞；经商要以和为贵，忍让为先。教育儿孙要谦恭礼让，不要惹是生非。认为百事和为贵，“百忍全家福，家和万事兴”。后代子孙多遵循教导，形成经商的传统。^[206]

白堠街著名的“益兴”烟庄，则是由下二房杨梦广（1700—？）开办经营的。杨梦广与其父杨成占都是读书人，但没有考取功名，家中生活贫困。杨梦广“少贫亲老，无以为养，遂弃儒就商”^[207]。相传在白堠墟下街尾地方与人合伙开大商铺，名为“益兴”烟庄，专营烟叶的收集与批发，并生产烟丝。因为经营得法，获利颇多。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在行弓下地方买地盖房，盖了九厅十八井的“安敦堂”（见图5-2）大屋。该烟庄一直经营至清末，因竞争激烈，转营客栈生意，名为“益兴客栈”。^[208]

图5-2　杨梦广所建安敦堂大屋

经过康雍以来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以韩江干流为中心的粤闽赣南经济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海上贸易的兴盛，促进了以白堠为中心的清远河流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白堠人充分利用市场网络和经济区域分工，大力发展烟叶种植、加工和运销，不仅给白堠地方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为白堠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白堠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白堠因之成为“大埔最繁荣名胜之乡”^[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