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制度的完善与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据学者研究，至乾隆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地宗族发展已相当的成熟。因而清政府对宗族的政策，一方面是继续肯定和支持，从法律上扩展宗族上层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对某些地区过分膨胀、以至于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宗族势力进行抑制，如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年对广东和江西的祠堂和族产进行大规模的清查和限制。因而整顿和稳定宗族制度是朝廷的基本倾向，体现了既要利用又要防备，既要扶持又要限制的矛盾心理。^[100]

就白堠而言，与这一时期社会繁荣、人口增长相适应的，是士绅们利用对宗族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对宗族进行有力整合，使之符合儒家伦理而不至于涣散。因而宗族制度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因各宗族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宗族建设参差不齐。这一时期随着整个地区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繁荣，一些中小宗族先后崛起，从而使各族宗族建设呈现出一致性的倾向。

1.建祠合族

萧、杨等大姓在康熙年间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祠堂制度。这一时期崛起的一些宗族，也模仿萧、杨等大族，建祠合族，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丘姓。

在御史任上撤职归家的杨缵绪的指引和教导下，其外甥丘元遂于雍正十年（1732）考中举人，四年后又考中进士，社会地位大大提升。而此时的丘氏宗族，却分出了很多支派，各自建祠祭祀，互不统属。对此，士绅们认为于礼不合：

自二世祖入居潆溪，则祠于潆溪矣。其在白堠者，长（房）三世为绥成堂，次房四世为惇叙堂，六世为赉思堂，七世为继述堂，而始祖未有祠也。祀始祖者，潆溪则于二世祠，白堠则四世祠。而祠有所分，费有所属，未尝合族以礼之也。斯二者，皆非所以敦崇一本而尽亲亲之情者也。^[101]

丘元遂等认为，以前所建各祠均为私祠，是各房自建，而缺乏联合全族的大宗，提出了建大宗的设想：

祠之建也，所以妥祖灵而展孝思也，第均是祠也。统一族而合建者，是为大宗。有各世分建者，谓之私祠。是大宗者，所以联一本而纪宗功者也。大始祖赐进士任鸿胪寺卿诰赠光禄大夫枢密院使，即烋公，建祠于省城崇经堂。惟我大埔始祖念八公，肇基白堠，时值草创初开。二三世祖，际兵燹频仍，邻封鼎沸，流离播徙，未有宁居。厥后长房三世世兴公，立祠于绥成堂；二房三世清隐公子诚直公，于中村图度基址，而子孙遂奉为四世之私祠焉；三房仁覆公，世居横溪；四房廑黾公，世居长滩。至今派下十余世，虽各祀始二于其私祠，而大宗未立，春露秋霜之修，不能合一致荐，怀水源木本之思者，能不欷歔泪下耶！岁在丙辰（乾隆元年，1736），五世逸侃公之子孙，拟于逸侃公尝田内四方丘，合构为五世之私祠焉。间有练达者，欣然有志于大宗之谋。^[102]

为此，他们找到建始祖庙的理由，于丘元遂考中进士的乾隆元年创建了始祖祠，以始祖的名义开展合族活动：

夫古天子七庙，诸侯五，自大夫以下及士庶人，亦莫不皆有庙。要必以始祖庙为先，而推其原所自出，下至群昭群穆，亦得以各尽其情焉。则今日大宗祠之建，其容已乎？！族父老曰：“吾五世祖逸侃公尝田，方广各十余丈，可以为祠，其盍建诸。”于是族众因即其田以为基，定方置位，鸠工庇材。费出于各房，而轻重有等。力随乎公愿，而多寡有差。经始于丙辰三月，观成于丙辰十二月，轮与奂与，吾始祖遂于是有祠矣。人情数相亲，则胡越可联为一家；少所违，则乖离旋见于骨肉。自潆溪、长滩出于氏蔡孺人，白堠出于氏赵孺人，两地分居，人几疑不相属矣。而其实同为大五郎公之子，即同为念八郎公之孙，何可令其相睽也乎？故立始祖庙为大宗，则虽地隔人殊，皆可序其尊卑，别其长幼。蔼然一室之中，雍雍穆穆，而吾祖之式凭于上者，不既欢然于地下乎！^[103]

在进士丘元遂的引领下，丘氏通过建始祖庙，把白堠、潆溪、长滩几个地方不同的支派，统合为一。为保证合族祭祀活动的正常进行，还创置了始祖祭产。“有祠则必有祀，吾祖尝费素微，时祭久缺。乃于乾隆四年，萃众敛财，以权生息，又增以进士健庵（即丘元遂）所捐银壹百元，其费既骎骎日上矣。”^[104]

丘元遂等通过建立始祖庙，把早就出了五服、已没有亲属关系的潆溪、长滩、白堠等地的丘氏族人又团聚在一起。这种合族行为，正如举人丘扆徽所言：“人情数相亲，则胡越可联为一家；少所违，则乖离旋见于骨肉。”通过始祖将各支派建立起密切关系后，塑造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感。

丘元遂等人的合族活动，对丘氏宗族发展影响很大。正如嘉庆《大埔县志》对他的评价：“创祀田，修祖祠，族人咸赖之。”^[105]族人因此形成了强烈的宗族认同感。丘植在嘉庆初年所著《我爱八章》中，具体描述了这种感受：

我爱一原堂，吾族溯基始；大宗联小宗，蕃衍永姓氏；慈孝同友恭，勉勉得所止。^[106]

通过大宗，把各个互不统属的小宗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和丘姓类似，堠南池氏于乾隆十年（1745）建大宗肇祯堂，李姓于乾隆十一年建大宗祠，与原来的小宗祠相配套，使祠堂制度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整合全族的态势。

2.修谱明礼

这一时期一方面人口繁衍，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另一方面兴起了编修族谱的热潮，或创修、或重修，各姓都修撰了族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乾隆七年岁贡萧凤翔在修撰萧氏族谱时所写《序言》所道：

吾族自始祖传至今，计丁口以千计，田土数里。而历世久远，住居星散，勿论视疏者涂人，五服内且有睹面而不相识者。盖谱之不修，世系莫考故也。^[107]

萧氏虽为强宗大族，但五服之内的族人都认不齐，因而人际关系、社会习俗日趋淡薄，视族人为途人，引起族绅们的忧虑。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修族谱，昭穆不清，辈分不明。其实萧氏族谱的修撰从明代中叶以来一直延续。“最初由五世孙手编于明成化间，后九世孙省斋公续修于明万历甲戌（二年，1574）。又后六十年（崇祯七年，1634），十二世孙然美公重修之。迨清雍正十年（1732），然美公之孙伦先公又重修之。”^[108]主要是没有印刷分发给族人，从而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效果。“上代虽有谱，未登梨枣，抄写有限，且多差讹，兼残缺不备。”^[109]

经贡生萧惕斋、俊章等人的努力，族谱得以修成并付印分发。对此，族长萧凤翔评价甚高，认为：

是举也，岂徒记乘也乎？实欲收族以尽亲亲之义也。既知亲亲，则上以祖宗，下以贤贤，宁有不知尊之敬之哉？人道之大，孰大于是？其首订世系，究流溯源，又别之以伯、仲、叔、季之派，昭穆井然，有条而不紊。次订谱传，凡德业闻望，与夫节孝可名一时者，表其实，以为后人劝，亲亲贤贤之道，在是矣。至历代庙祀，始无而今有者，无不详明其终始，俾后之人有所观感而兴起尊祖敬宗，宁外是与。若宠锡纶音，虽止荣身及亲，未编宗祖，然是彝是训，合族增光，故睹河洛者思禹绩，而祖宗之世泽存焉。观鼎彝者思武功，而子孙之世守系焉。此故因心广孝，因义尽忠，谱之为功，不亦大哉！至若合爱同敬，敦睦九族，又在同是谱者加之意焉。愿我族人，珍藏是谱，勿视为故纸，幸甚！^[110]

族绅们认为，编修族谱，追溯祖先源流，可以进一步明确族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尊祖敬宗，“因心广孝，因义尽忠”，将族人团聚于祖宗之下，建立符合儒家伦理的社会秩序。

池氏在萧氏前一年第一次正式修谱，由贡生锡元，廪生池榘、池周炳负责，也是出于同样原因：

我族以旧有谱版，闻之老成，曾云犹溯及始祖之所自出，叙其昆季几人，记其分迁何地，如番禺石排村、揭阳池泉渡、海阳枫溪里、泉州同安县、永定金丰乡之类，罗罗清疏，最为明悉。缘为兵火焚毁，仅存残篇一页。又被蠹蚀尘蒙，字画几莫可辨。兹仍悠忽不修，族之人诚恐子孙繁衍，居址星散，再阅数十年之后，源流莫考，同祖一如涂人。乃通族合议，且就我堠始祖之派衍者，至一世以至十六世，次第列之于篇，嘱元以董其事。^[111]

而在理论上将编修族谱与整合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的是杨缵绪。他从陕西按察使任上致仕归家后，发现族内虽然科名鼎盛，但是族人更为繁杂，族人争斗之事不断，“敦庞和睦之谊，渐不如前”。特别是当时盗贼很多。“远乡恒苦盗，少年弟子多不谨。”^[112]认为要整合宗族，凝聚世道人心，关键还得学习传统儒家的做法，以张载的“宗法论”为指导，讲宗法，修族谱。因而纠合族绅，特意编修了族谱。其目的，在其谱序中有详细的表达：

噫，宗法之不行，久矣。《周礼·大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张横渠有云：“管摄天下之人心，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世族与宗法。”盖一族之中，齐以礼法，联以恩义，善相劝，过相规，忧喜相庆吊，贫困患难相赒恤，则仁让之风成矣。故唐宋以来，名门巨族，莫不修谱牒以明世系，俾其族人知其初本一人之身，油然自生合敬同爱之心而不容已。然则族谱之关系世道人心，岂细故哉！^[113]

认为通过修族谱，讲宗法，让族众明白族人均为一人所传，从而使彼此自然产生敬爱之心，形成“仁让”的社会风气，这是“关系世道人心”的大事。

杨氏族谱之修，始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杨缵绪归家时，“阅四十五年，族中丁口益蕃”。很多族人为生计所迫，迁居外地，从而使宗族变得涣散。甚至居于村中之族人也多不互识，视族人如路人。这些现象使以整顿族务为己任的杨缵绪很紧张，认识到修族谱的迫切性：

自丙申迄今，及今不修，则自高、曾以上，虽有谱可稽，而云祢蔓衍，服属长幼莫辨，不几相视如途人乎？……吾惧夫逾远逾疏，而渐流于薄也，故不敢辞劳而任斯役。^[114]

在杨缵绪的倡议和主持下，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八月开始修撰，至二十六年五月修成，历时九个月。族谱由原来的一册扩充至十二册，总字数达百余万言。其修撰的经过和所扩充的内容，在其所撰谱序中说得很清楚：

庚辰（二十五年）秋月，爰为续纂之议，各房分修，而余总其成。规模悉依旧谱，而生卒加详焉。其中稍为变通者，旧谱世系一卷，册页浩繁，今厘为二十卷，按卷寻系，一目了然，且使日后便于续增也。旧谱有祠记、祀业，而义田未设，先大夫文孝公商于众，始行建立，以赡族之茕独。今将所置田种若干，志祀业后，以垂久远，亦冀有贤达更拓而大之也。旧谱有恩命、谱传，而节孝不载，似犹阙录。今别为备考七卷，而节孝附焉，所以彰顺德、扬壸范也。族内移居异地颇多，惟编在旧谱者，仍录其子孙。若旧谱无征，不敢妄有牵引，诫慎之也。^[115]

这些扩充的内容，多是顺应时代变化而新增。增设“节孝”一门，是因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修谱之时，节孝问题还不是很突出，世风也淳厚。而至乾隆时期，世风日薄，为树立典范，杨缵绪便在节孝上做文章，所谓“所以彰顺德、扬壸范也”。增设“义田”一门，是族中茕独、贫困者日多，在杨之徐倡立义田后，希望族人拓大义田以更好地救济族人。杨缵绪所修族谱，成为乡中典范，各姓修谱，多以此作为参照。^[116]

这次修谱，完全是杨缵绪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从而将族人团聚于始祖的名义之下，并通过订立谱规，新设纲目，对族人产生约束作用。

丘氏为了合族的需要，虽在乾隆元年（1736）已建祖祠，但族谱一直至乾隆三十三年才由贡生丘锡任修撰。虽然修谱须以“传信不传疑”为原则，但其目的非常明确：要使族人一展谱则木本水源之心油然而生，从而聚合族人。“其间脉络原委井然，世次不紊，今犹彰彰可考。故断以欧阳公之言，以所知者为始祖。合其昭穆，列其位次，使近者不疏，远者不紊，则脉正属联，一展卷而知吾某之所自出也，吾某之所自分也。庶饮水知源，握木得本，亲亲之心，或可油然而兴乎。”^[117]

概括起来，这一时期所修族谱不管是内容、体例还是社会功能，在士绅推动下，都更加丰富、完善和成熟。

其一，社会职能的强化。修谱收族以团结族人，是族谱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此外，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形势，族谱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雍正二年（1724）颁布的《圣谕广训》中，雍正皇帝对“笃宗族以昭雍睦”条进行解释时，明确提出了“修族谱以联疏远”的号召。因此，这一时期编修族谱成为士绅改造社会的工具。即在官府的提倡下，士绅编修族谱成为贯彻孝治思想的具体行为，族谱成了传达皇权意志的载体。

其二，族谱内容、体例的扩展与完善。由于士绅对修族谱的重视，族谱内容越来越丰富，体例越来越完善和成熟，如杨氏族谱，根据社会发展和伦理教育的需要，增加了“节孝”“义田”等内容。

士绅们的积极修谱，使族谱逐渐普及。丰富的内容和完善的体例，都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中心，表明了以族谱为特征所构建的宗族的成熟，说明儒家宗法伦理文化已深入基层社会，也充分体现了正统儒家思想的强化。而族谱详载族中士人功名事迹，表明士绅在基层社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角色。

3.改订族规

地方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为宗族控制族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族人有规可循，各族以明礼守法为原则，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先后制定和完善了族规，以规范族人的行为。

雍乾年间，贡生萧俊章等召集族绅，经过讨论，订立萧氏《族规》^[118]，布告族人，要求严格执行。《族规》共计12条，分别为立宗子、户首办粮、理烝尝、诚祭祀、戒斗殴、敬宗庙、称奖贤才、行周恤、谨称呼、谨归宁、谨出行、谨丧吊，明确了族人行为必须循礼守法的原则。

如户首办粮。以前轮房办粮，有的房户就依势只收粮不完粮，或多取，或不给收据。现规定必须集合族人在大宗祠内选择家资富裕、为人公正者担任办粮户首，花户须依例完纳。“轮房值当，以致包收不纳，官司责备绅衿，累祖尝赔贴；又有不依则例，深求多取者；又有已完无收字，责令重出者。今后务必合宗族在家庙择其殷实公正清慎者为之，本户绅衿以其名闻于官，免争任之弊。凡各花户粮米，依则例，遵限完纳，不得掯累。至已完不以收字为凭，任事者只就限追取，不许日后责令重出。”^[119]

戒斗殴。“所以息词讼，亦所以保身家性命而全和好也。凡族间有事，必先鸣之尊长，次房长处。不听，然后鸣之宗长，以理直之。又不听，然后鸣之约保，自有是非公论。若未投明而遽相斗殴者，房、宗长拿到宗庙中重责。不服者，合族攻之，呈官治之。若夫以强欺弱，以诈欺愚，习刀笔，唆词讼，出入衙门挟持长官者，皆坏我祖宗忠厚家声者也，宜公呈于官，重治之，屏绝之，可也。”^[120]明确提出了遵循“礼”的原则，即规定族人有纠纷先找尊长，次房长、宗长，族中解决不了再到乡约、保长。如果不经裁决就相斗，将受严惩。

诚祭祀。“祭祀必斋戒，诚敬必躬亲。有衣巾者尤必慎焉。入庙思敬，过墓思哀，礼也，亦情也。乃有遇祭祀不到者，有到而不着衣巾者，其忘祖亵慢孰甚焉！犯者必有罚。”^[121]

敬宗庙。“宗庙乃俎豆之地，非干戈之场。岁时祭告，上有祖，下有父兄伯叔。先时宜斋戒，临期当洞洞属属，昭昭穆穆。或有怀夙恨而汇于此地者，不敬祖，不睦族，莫此为甚。犯者登即扭向祖前重责。不服，公罚其三年不得与祭。改则贷之。怙终不悔者，永不得与祭。”^[122]宗祠是祖宗灵魂之所在，是讲究礼法、明确上下尊卑秩序的地方，对祖宗必须尊敬，遇祭祀必须肃整到场，否则将受到严惩。明确了尊祖敬宗的原则。

谨称呼。“凡宗族相呼，昭穆不可混。如称伯叔、祖伯叔，以行不以名。兄弟相呼，则以字名加于兄弟之上。”^[123]明确了宗族内部的辈分和等级关系。

行周恤。“昔人助婚嫁，赙丧葬，不必亲旧，仁爱之心然也。凡族有贫苦者，用念一本之情，量行周恤之义，使婚姻有赖，死丧有资，推之先祖先公之心，未必无此意也。其他房有丁微而一线之脉者，尤宜亟助之。”^[124]明确了族人之间必须患难相恤的道理。

萧俊章为富商萧其寀之子。萧其寀曾捐赠田产资助渡口、设立义田，在白堠乡中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与地位。萧其寀于雍正三年（1725）去世后，时为贡生的萧俊章成为族长，并经营义田。这些族规是族长萧俊章召集族人在大宗祠制定并公之于众的，要求族人遵守。族规内容详细，涉及面广，要求严格，是宗族成员日常生活的准则，从而成为强化宗族组织、增强内部团结的重要措施，体现了族绅为改变不良社会风气的努力，同时也为士绅“合法”地控制族人提供了依据。

杨缵绪在致仕归家后，针对杨氏宗族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对族规进行了调整。

杨缵绪为官多年，兄弟子侄多人考中科举，成为白堠最有权势的家族。同时家大业大，家人繁多，如何维系家族成为面临的首要问题。杨缵绪退职归家后，首先对家族进行了整合。他没有学张公艺的“忍”，而是把其父“学吃亏”的家规庭训重新提出来。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以二兄梦时要求为其父杨之徐所立祭产作“起祭序”的机会，他指出：“世俗骨肉乖离，皆起于锱铢之利。衅端一开，同气成仇，根本先拔，则枝叶从之。‘学吃亏’三字，实治家之良药也。”要求子孙牢记“学吃亏”的治家良方，提出“毋恃强而争胜，毋逞志以营私；以孝弟忠信立身，以勤俭退让保家”作为家训，^[125]使子孙永远牢记。

同时对宗族进行了有力的整合。在编修族谱后，“复立淫、赌、斗、惰四戒”^[126]。当时杨氏族大人繁，成为地方的一大势力，好吃懒做、男盗女娼、好勇斗狠、设局赌博等现象屡见不鲜。因而杨缵绪依据现实，以儒家伦理为指导，以在外为官30余年所见所闻之经历，现身说法，倡立“戒淫、戒赌、戒斗、戒惰”四戒。^[127]其言入情入理，成为整合宗族行为标准的主要依据。

同时还作座右铭，作为族人为人处世和教导子孙的教条：

做人惟敬恕二字，可以慎枢机，平物我，须将旦昼所行，在清夜屋漏中，检查数遍；读书有经史两种，尽堪养德性，扩见闻，要把圣贤的话，从自己身心内，体勘一番。

子孙幼小，当教之孝弟忠信，后来加学问工夫，便成豪杰；身世周旋，常存一宽厚和平，暗中获天人佑助，必有休详。^[128]

这些调节和管理族人的规约，成为族人行动的指南。而各族普遍存在的祠堂，则是其具体实施的主要机构和场所。

这一时期，由于人口增多，萧、池、丘等各姓相应都进行了宗族制度方面的建设。

4.族产发展及其分享方式

随着地方经济的繁荣，族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清世宗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明确提出要“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体现这些用途的族田，因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如王检《请除尝租之锢弊疏》中指出：“广东人民率多聚族而居，每族皆建宗祠，随祠置有祭田，名为尝租。”^[129]

为建立族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应付自然灾害等，这一时期各族尝产都有所增加，其中以杨氏最为突出。

随着杨氏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尝产的普遍设立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正如杨麟书在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时所言：“古者士大夫，锡圭田以奉祭祀。后世巨室大族，以及编户，稍有余力者，莫不有烝尝之设。烝尝，即圭田遗意也。”^[130]把尝田等同于古代的圭田。

进士杨天培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所撰《孝祀祠尝簿序》，对烝尝的合理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

古者田禄之人，出于官，卿以下有圭田。后世无有也，牺牲不成，粢盛不洁，不敢以祭。一二世德之家，无忘前代，聚族以谋之，累世以营之，取足供粢盛、牺牲之用，凡以隆昭报也。诗曰：“莫莫葛藟，施于条枚。”葛藟尚庇其本根，而况于人哉！今之制，不必尽合于古，然缘情起义，孝子仁人之用心，亦可见矣。^[131]

认为宗族尝产源自古代的圭田，但是时代变迁，圭田之制不存，因此宗族便“缘情起义”，以“孝子仁人之用心”，设立尝田以祀先祖。

烝尝于团聚族人有重要作用：“祖有尝田，所以敦孝也。礼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等而下之至于礽。稽一、二、五、九之推，是皆人心所务尽，不以一代旷者也。自太平日久，游优于重熙累洽之化，人各安其氏族，保世滋大，支分派别，非各立烝尝，享祀何以不忒。”^[132]

康熙年间随着人口增多，尝田开始大量出现。至乾隆年间，则已发展至相当完备，而且相当丰厚。杨清裔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所撰《裕后公祭田序》中有一概括：

吾族自始迁祖已下，代有祀田。春秋时享，及清明上冢，牲牺、酒醴之费，取给于斯。又以其余，助子姓办公项，奖科名，赡贫穷。多者一二百亩，少亦不下数十亩，惠至渥也。^[133]

在族人的努力下，始祖以下的历代祖先，都设有祀田。但各代祖尝数量不定，“大者六七百石、三四百石，下至六七十、三四十”^[134]。

至乾隆二十六年，杨氏宗族及各房派所立尝产，据统计载于族谱者共计65份（已剔除迁居大产的克昌公派悫庵公房尝产1份），每年收尝谷744189斤。以全族人丁3840丁计算，平均每丁达193.8斤，基本可以维持生存。具体数据详见表5-8（具体详情参见附录1）：

表5-8　各房尝产份数、总量、丁均尝产统计（乾隆二十六年）

（续上表）

说明：据乾隆二十六年杨缵绪所编《杨氏族谱》统计。

如表所列，杨氏祖尝人均丁谷最多的不是最显赫的达义公派，而是诚善公派和简厚公派。诚善公派因有嘉靖年间杨氏第一个监生杨善的经营，至明末清初又得世承、世亨、世培、绍震、绍霖、松龄等一批有功名子孙的传承，至康乾年间又得时茂（即经营义田的于倡）、时化等人的经营和发展，使其族产一直较为丰厚，总量和人均数量最多。达尊公长房简厚公派因杨漱弓康熙三十五年（1696）中举人后，为官期间获利不少，子孙又多有功名，因而尝产总数和人均数均居第二。

祖尝除用于祭祀祖先外，其余部分即作为余祭，用于完纳公差、奖励科举以及赈济族人等。每当青黄不接时，便以男丁为依据，开仓分发丁子谷。因而祖尝为族人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

尝产不是每人都可享受，而要依据是否“有份”。“份”的含义则分为几种，一种是祖先去世时自立的尝产，则可依自然血缘关系，凡是其所传子孙均有权利分得一份。一是子孙后代为祖先所立的尝产，则要根据在创立时是否参与“凑份子”进行了投资，或者得到被转让的份子，如果没有“份子”，则本人及子孙均没有资格分享。如果是全族性的祖尝，如大宗尝产，则全族子孙均有份。^[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