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堂七魁：科举盛况揭秘

至乾隆年间，大埔形成了崇尚读书、科举的社会风气。士人重气节，好礼仪，只要取得功名，获得一定身份和地位，便一心以教读为业。“士矜气节而甘淡泊，一衿已青，而后不预外事，惟以授徒为业。书簏衣箧，不惮千里之行。一切武断乡曲、把持衙门诸恶习，百中无一二焉。”^[5]乡村儿童好学成风，乡塾学馆，遍布全县各地，即使三家之村，亦有学馆之设，文化普及程度相当高。“乡塾献岁延师开馆，腊尽解馆，几于寒暑不辍。至于蒙馆，则虽三家之村，竹篱茅舍，古木枯藤，蒙茸掩映，亦辄闻书声琅琅。”^[6]大埔读书求学之盛，以至乾隆九年（1744）大埔县令蔺在所编《大埔县志》中感慨地说：“明《郡志》云‘山瘠栽松柏，家贫好读书’，盖匪今斯今矣。”^[7]

大埔虽地处山区，经济落后，但科举好学之风却特盛。嘉庆初年大埔县令洪先焘在比较潮属各县后，亦指出：“潮之属，土瘠赋薄莫如埔，濯磨自喜亦莫如埔。”^[8]大埔崇儒好学，科举兴盛，成为潮州府属各县中的一大特色。而其中，又以白堠科举最盛。

1.“科名甲第相望”及其特点

白堠科举在清初萧翱材、杨之徐等人的鼓舞和引领下，康雍年间渐入佳境，至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成为全县科举最发达之地。其中以杨氏最为突出，被誉为岭南望族。“科名甲第相望，（白堠）关西一派，蔚为粤中望族。”^[9]

丁卯棘闱开铁网，杨家七子何济济。人号双珠出老蚌，德基锡恩宁馨儿；必诜德徵吾犹子，棣萼交辉光陆离。桂林老守霜入髻，闻信不觉扬双眉；上官同僚齐举贺，共道此事天下稀。文章遇合偶然耳，根深实遂良有以；忠厚传家世泽长，祖宗积庆非今始。^[10]

这是杨淮的六世孙杨缵绪为两个儿子德基、锡恩两个儿子同时中举而写的《为廷、砀两男竖旗祭祖祝文》中的一段。乾隆十二年（1747）八月，时任广西桂林府知府的杨缵绪接到家信，得知在刚刚结束的丁卯科乡试中，杨家有七人同时中举，其中两人是杨缵绪之子，其余五人是其叔伯侄子，因此获得“同堂七魁”之誉，整个府衙一片庆贺之声。兴奋之余，杨缵绪当即写成该文，着家人送回白堠老家，告祭先祖。

名闻天下的“同堂七魁”现象，在白堠确非偶然现象，而是清初以来各宗族所致力的一系列制度化建设的结果。同时，这一时期地方墟市经济的繁荣，也是重要因素。读书考中科举，虽可以赢得社会声誉和提高社会地位，令人向往，但要读书科举，则必须有相当的经济基础。^[11]纵观士绅的出身，并非都是世代相沿，而是有多种来源。由于白堠人多地少，生存资源稀缺，家无积累者便只有通过获取其他经济资源来支撑科举。墟市经济的发展，为白堠人获取资源提供了便利条件。很多人靠在墟中从事工商活动获得生活来源，支持子弟读书。

如杨成文（1680—1757），虽为读书人，但屡考不取，同时生有五子，家中生活困难，只好放弃业儒。以文化优势，遍览医书，精通医术，在墟市中开药铺为生，“时推为良医”^[12]。以从医积累的资金，支持其子孙继续科举业。结果其子杨大猷于乾隆元年考中举人，其孙杨在韶于乾隆三十三年也考中举人。

更常见的是在街头经商积累资金，为子孙读书业儒创造条件。如杨宗擢家贫如洗，后经商致富，子孙得以有条件读书科举，“孙俊章登乾隆己酉（五十四年）贤书”^[13]。

正是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促进了科举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白堠考中举人以上者以及考取时间列举如下：

进士：杨黼时、丘元遂（乾隆元年，1736），杨必蕃（乾隆七年），杨成梧、杨演时、杨文振（乾隆十年），杨天培（乾隆十三年），杨搢云（乾隆二十五年），杨中龙（嘉庆元年，1796）。其中杨黼时、杨演时被选为翰林。

文举：萧纯佑、杨昶时、杨黼时（雍正十三年，1735），杨文振、杨必蕃、杨大猷、杨缵烈（乾隆元年），杨演时、杨维翰、杨必振（乾隆三年），丘将瓒（乾隆六年），杨天培、杨炯、李联馨（乾隆九年），杨振纪、杨锡恩、杨德基、杨缙铨、杨德徵、杨必诜、杨宫捷（副榜）（乾隆十二年），杨清裔（乾隆十七年），杨德瑞（乾隆十八年），萧光、杨搢云（乾隆二十一年），丘扆徽（乾隆二十四年），杨元彝、杨受傅、杨森、丘殿章（乾隆二十七年），杨为龙、萧虞、萧咸、李联章（乾隆三十年），杨寿磐、杨在韶、杨步鳌（乾隆三十三年），杨元兴、杨茂、杨麟书（乾隆三十五年），杨国光（钦赐）（乾隆三十六年），杨雍、杨晋蕃、杨飞熊、杨德彰（乾隆三十九年），杨大纯、杨光岳（乾隆四十二年），杨中迪、杨仲宣、杨德邵（乾隆四十五年），萧光国（乾隆五十一年），杨逢元（乾隆五十三年），杨襄、杨俊章（乾隆五十四年），杨中龙、萧秉璋（乾隆五十七年），杨应祖、杨尧佐（乾隆五十九年）。

武举：萧大光（乾隆五十四年）。

综观乾隆年间白堠的科举，有如下引人注目之处：

人数多，数量大，占全县的比重大。据嘉庆九年《大埔县志·选举志》统计，乾隆以前白堠共考中举人20人，占全县总数的35.7%；进士4人，占全县总数的50%。乾隆年间，地位进一步上升。白堠有翰林2人，占全县总数的66.7%；进士8人（其中杨姓7人），占全县57.1%；举人共52人（其中杨姓41人），占全县51%。在明代就有“父子进士”之称的茶阳显族饶氏，在乾隆以前仅考中进士1人，举人5人；这一时期虽有所恢复，也仅考中进士3人，举人7人，总数不及白堠杨姓的1/4，更无法与白堠地方相比。

乾隆九年，知县蔺对本县的科举盛况颇为自豪：

埔于潮，小属邑耳。考（崇祯）张（燮任县）志称，潮郡论才，至埔得真士。盖自建邑以来，科甲联翩，后先相望。士虽贫，力学竞劝。迄乾隆初元，捷南宫者二，隽贤书者十有二，副中者二。今秋合正副中凡得九人，皆冠潮各属焉。岂非都人士渐渍文教，秾至深沉，而人才不囿于地方与？余为都人士庆，尤为都人士之欣逢文治日隆庆也！^[14]

大埔虽为潮州府的小县，但科举却为全潮之冠。其所依据的科举考试情况，乾隆元年（1736）的进士2人，全为白堠人，举人12人，白堠占其4；乾隆九年举人9人，白堠占其3。足见白堠科举在全县的重要地位。

连续不断。自明末崇祯年间以来，历朝延续不断。据嘉庆《大埔县志》统计，白堠顺治年间中举人2人，进士1人；康熙年间中举人7人，进士3人；雍正年间中举人11人；至乾隆年间发展至鼎盛，期间共举行举人考试27科，其中白堠有人中举者达22科。

相对集中，社会影响大。入清以来，每次生员考试，白堠都有数人入学。甚至有一年全县共取中秀才12人，其中白堠杨姓竟占了10人，俗称“同榜十秀”。举人、进士考试同样相当突出。

同科中举，一向视为科举佳话，而在白堠地方，则相当普遍。康熙五十年（1711）白堠第一次三人同科中举时，引起社会轰动。但随后的连续同科中举现象，就显得很平常了。据统计，在“同堂七魁”之前，白堠人两人同科已4次，三人同科4次，四人同科1次。乾隆元年丙辰科，杨缵烈应恩科顺天乡试，中第三十一名举人，而是科“胞弟文振，侄大猷、必蕃，同捷粤榜，南北闱分道扬镳，艺林传为盛事”^[15]。最多的一次是7人同科中举，即“同堂七魁”——乾隆十二年（1747）丁卯科，杨振纪等7人同时考中举人，“科名称极盛”。^[16]此后至乾隆末年，又发生二人同科5次，三人同科3次，四人同科3次。

即使在全国性的进士考试中，同科现象也不是例外。在“同堂七魁”之前两年的乾隆十年乙丑科，杨成梧、杨演时、杨文振“同捷南宫”，成为同榜进士，白堠杨氏“同榜三进士”就已经名闻全国了，其中杨演时还被点为翰林。“吾族人文炳蔚，于斯为盛。”^[17]

杨之徐之子杨缵绪于康熙六十年考中进士、被点翰林后，杨之徐的另外两个儿子杨黼时、杨演时先后于乾隆元年、十年先后成为进士和翰林，号称“一腹三翰院”“杨氏三株”。^[18]

科举人才不仅在时间上相对集中，而且在宗族、房族中也相对集中。在白堠，主要集中在杨、萧、池、丘、李五个姓，其他姓较少。而以杨姓最多，萧次之。杨姓第五世分四房，主要集中在二房克昌公房；克昌公房至第十世分五房，即“下五房”，又主要集中在大房简厚公房和二房达义公房，其他各房较少。而在达义公房中，又主要集中在杨士薰（十二世）家族。乾隆十二年（1747）的“同堂七魁”，就出现在这一房派中。杨缵绪的三个儿子，两个儿子中举，一个中副榜；杨黼时的四个儿子德徴、德瑞、德邵、德彰，全都考中举人。杨士薰所传下子孙，“孙曾以下成进士者五人”，“登贤书者十八人，贡监青衿七十余人，岭南衣冠之盛，所仅见也”。^[19]成为岭南地区有名的科举世家。堠北萧氏，主要集中在日宁公房（十世）和学诗公房（十世）。

2.民间传说：对杨氏科举崛起的解释

早年潘光旦等在研究江浙科举望族时，特别重视家世的影响，用西方的优生学理论为指导，对江南望族的发展进行了很有深度的研究。^[20]在考察白堠时，我们也注意到这种现象，即科举世家的婚姻，大多会在有科举功名的家族中选择，一方面可以相互支持，另一方面可以保证书香门第的传承。因此婚姻的选择成为科举世家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1]杨之徐家族科举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与县城科举世家饶氏的联姻。

杨之徐继妻饶氏，出身于明代有“父子进士”之誉的大埔茶阳，为湖广宝庆府通判饶球之孙女，岁贡饶宠佺之女，世为书香之家。饶氏被杨之徐娶为妻后，视前妻子女如己出，又生三男二女，教子有方。其子杨梦时等在她去世后所写的行述称：

时诚以一体相视，式好无尤，尤勤于教子。不孝缵绪甫四龄，便令随不孝又时等习句读，亲为夜课。八岁，命就外傅。母优礼塾师，如寅大宾，党闾诧为罕观。厥后训督不孝黼时、演时，倍加严谨，虽恩勤周匝，绝无姑息之习。常勖不孝又时等曰：“汝曹若弗励志诗书，坠尔祖父家声，何以为人！”^[22]

在饶氏亲自督责、尤其是隆师课子之下，子孙参加科举考试相当成功。儿子缵绪、黼时先后考中进士、点为翰林，儿子演时、孙子允玺、必蕃考中举人。饶氏于乾隆三年（1738）十月去世之时，缵绪在甘肃庆阳知府任上，黼时典试山西，孙子允玺任福建浦城县知县。教子成名，教子为官，可谓相当成功，奠定了杨之徐家族在白堠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

关于杨之徐家族科举的兴盛，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下面择其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家族科举的成功在当地社会的影响。

流传于大埔乃至粤东地区的著名典故“一腹三翰院”，就是指白堠杨之徐妻饶氏所生育的三个儿子都做了翰林后衍生出来的故事。

杨缵绪与其弟杨黼时、杨演时，在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先后考取了进士，而且都进入了翰林院。因为这是一件罕见的事，所以在民间传说里，就有“一腹三翰院”的故事。

相传，江西有个县隔河出了两个宰相，横直五里出了三个状元，十里之内出了九个进士，乾隆钦赐“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石碑，立于路旁。杨缵绪在陕西任按察使时，有一天，其母饶氏前往探望，途经该地，轿夫叫夫人下轿。饶氏便问为何要下轿，轿夫便告诉她原因。饶氏说不妨大胆前行。当地人拦轿责问，饶氏不慌不忙拍着肚皮回答：“你们地方是显贵，但是广在隔河，远在九里，哪比得上我小小肚皮‘一腹三翰院’？！”一打听，原来她所生的三个儿子都中了进士，且都是翰林。那些当地人觉得确实胜过他们，因而惭愧地退下让路。“一腹三翰院”的故事，因此传遍大江南北。^[23]

当然，这只是传说。实际上她的小儿子是在乾隆十年考中进士点为翰林，此时饶氏已去世七年了。但这个传说本身，充分肯定了饶氏在培养子孙读书科举方面的突出成就，以及白堠科举地位的显赫。之所以会产生这个传说，可能是乾隆年间因村中科举和烟业经营相当成功，不少江西人被请来为杨姓人盖房子，在相互比对攀谈中而产生的。^[24]

关于饶氏，还有一个传说。相传，杨之徐一日前往茶阳探友，路经一屋，门前晾晒一草席，隐隐有三条龙形，甚奇。叩门而问，方知该屋主有一女年逾十八，自小尿床，皮肤粗糙有鳞片。联想所见，急忙求婚，当即被应许。选定佳日迎嫁时，天降暴雨，茶阳河水暴涨，人们都说是“龙女出嫁”。后饶氏所生杨缵绪等三子，全都考取进士，进了翰林院。^[25]

茶阳饶氏自明代饶相父子中进士以来，世人目之为科举世家，“鲤鱼跳龙门”，世享皇家恩泽。但至清代以来科举衰落，乾隆四十八年（1783）茶阳《饶氏族谱》的编者、十六世饶堂概括说：“余族自前明三溪公父子孙科甲蝉联，人文冠一郡，家势隆起。无何旋丁末造，家国如沸如羹，吾族基业科名，亦从而减损衰落。”^[26]而白堠杨氏却迅速崛起，成为大埔科举最成功的家族。“龙女出嫁”的故事，是乡村百姓对白堠杨氏三兄弟均中进士、点翰林的合理解释，也是对清初以来饶氏科举衰落、白堠杨氏崛起的一个解释。

3.成功者的个案

白堠人考中科举后，为官各地，多能廉洁奉公，因而获得较高的声誉，其中尤以杨姓为著。白堠杨氏自认是关西杨震的后代，为官时多以“清白四知”自识，清正廉洁，因而多有可称述者，从而为白堠赢得较高的社会称誉。下以杨缵绪、杨允玺、杨搢云为个案。

杨缵绪康熙六十年（1721）考中进士后，钦授翰林院清书庶吉士。而此前三年，他的表兄同村堠北人萧宸捷被选为庶吉士，此时“授编修，充省方盛典纂修官”^[27]。因有表兄关照，年龄最少的杨缵绪倍得同僚关心。后来杨缵绪去世后其子为他所撰行状提到这段经历：“时府君（即杨缵绪）年二十有五，在馆职，年最少。诸先辈见府君品行端方，学养醇粹，咸加爱敬。”雍正元年（1723）三月经考核合格，补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十一月，转浙江道监察御史，协理陕西道事。“正直不阿，为总宪、后相国高安朱公所器重。”^[28]但仕途顺畅的杨缵绪，却于雍正二年（1724）四月，“以焦弘勋案不画题，罢归里”^[29]。

所谓“焦弘勋案不画题”，乃是“庄亲王府中护卫焦弘勋交三法司会审，议大辟”，御史杨缵绪认为用律不当，判刑过重，“据例力争，不肯画题”^[30]。当时拒绝签字画押的御史还有山西阳城人田嘉谷。但因未及时上奏，拖延了时日，而被处罚。而杨缵绪与同僚田嘉谷两个汉御史敢于对抗满族大员，在当时朝中引起很大轰动，甚至雍正皇帝为此专门召集会议，并作了详细的批示。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三法司议奏侵隐庄亲王财产之府佐领下人焦弘勋拟绞监，秋后处决。奉上谕：‘杨缵绪、田家（嘉）谷俱有言职，风闻事件，向许奏闻。焦弘勋一案，三法司堂官俱已画题，伊等并不画题。若议罪之处，与伊等意见不合，即应另行启奏。伊等既不画题，又不另奏，非欲沽名即系徇私。尔等传谕杨缵绪、田家谷，令其明白回奏。此案既有御史二人不肯画题，该部不行声明，亦属不合。嗣后凡会稿事件，如有不画题者，尔部即行声明具奏。’”^[31]

雍正皇帝认为杨缵绪、田嘉谷的行为“非欲沽名即系徇私”，命令重审。同时对三法司所审案件不画题，可能还是第一次，因而作出了一些制度性的规定。

四月十九日，“九卿等遵会询问御史田嘉谷、杨缵绪，会议焦弘勋一案不肯画题又不另议缘由，具奏。又田嘉谷、杨缵绪各明白回奏。奉上谕：‘焦弘勋一案，田嘉谷、杨缵绪如何不画题？若有不慊意处，即当两议，或将不画题缘由缮折奏闻。不然，即应同三法司画题具奏。言官尚许风闻言事，乃在与议之例。既不两议，又不奏明缘由，又不画题，耽延命案，是属何心？因朕问及耽延之故，始知由伊等不画题所致。伊等既故为隐瞒，设朕不问及，不知伊等之不曾画题，竟照法司所议完结。伊等必退有后言，以为人命案件，三法司大臣官员不能详审定案，是以我等不曾画题，借此邀名干誉，无所不至。古人慎重民命，每戮一人，必谋之左右，谋之大夫，更谋之国人。今纵不能谋之国人，如何与议？官员内尚尔，议论不能全同。况朕自即位以来，屡经面谕大臣官员，务宜矢公矢慎，同寅协恭，不可少有偏私，拘执意见。如有于心不合之处，不妨奏闻，朕自有定夺。朕深望尔等之直言陈奏，尔等自应仰体朕心，直陈所见。今观田嘉谷、杨缵绪之所为，是专务虚声，自树党援，非愚昧无知，即其心叵测，此等人如何用得？事虽微小，亦不可不防微杜渐，此风断不可长。田嘉谷、杨缵绪着革职回籍。今尚在三年之内，故但令革职回籍。如三年后，大小臣工尚不能满汉一体，同心协力，犹有各执己见，邀誉盗名者，朕必治以重罪。’”^[32]

雍正对此事作了如此长的训词，可见这一事件在朝中闹得很大。当然，雍正对此案之所以如此重视，主要是其中牵涉到当时朝中满汉大臣对立问题。自满清入关建立帝国以来，满汉对立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杨缵绪之所以敢于在满族大员已审好的案件上不画题，除了本身的正直不阿和判案用律不当外，主要是得到了朝中汉族大员的支持，即所谓“自树党援”。其父杨之徐当年在河南光山县令任上做同考官时所荐取的门生汤之旭、李汝懋等，此时在朝中已有一定的地位；而同门同谱中，也有不少握有一定权势，他们都是杨缵绪的支持者。在这一事件中，同为御史的汤之旭受到降职处分，而中翰李汝懋、满城县令魏中立等纷纷致函向杨之徐问候。时任太常寺少卿的杨之徐同谱江南人沈宗敬由杨缵绪带回来的给杨之徐的《候札》中说：“公郎英年早发，历仕清班，以活人之婆心，遂致去官。虽于方寸无愧，而与情未能释然。然挽回无策，惟有耿耿已耳。圣祖聪察，后必召复。”^[33]支持维护之情，溢于言表。

据事后杨缵绪所撰《焦弘勋事始末》说，当时雍正皇帝正在气头上，本要重惩杨缵绪。重审得知实情后，“圣怒稍释。又闻得朱总宪讳轼，从中申救甚力。故御门下旨，止责沽名，不及徇私”^[34]。正是得到正受雍正宠幸的江西高安人朱轼营救，才以革职了事。“而左都御史朱轼方受眷，从中申救甚力，故得免重谴。”^[35]虽然最后雍正以杨缵绪是“专务虚声”“邀誉盗名”而进行了处罚，但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声誉，使他誉满京华，为其后来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至乾隆元年（1736），乾隆皇帝的师傅朱轼重新受到重用，掌管朝政。“凡世宗所谴谪贤直诸臣，咸召还起用。”杨缵绪以知府起用，先任陕西阶州直隶州知州，后任甘肃庆阳知府。乾隆四年丁内艰。七年起复为松江知府，九年调广西桂林知府。十五年任广西泗城知府。十九年升浙东金衢严道道员，“陛见热河，蒙天颜温语，奖励以‘三朝旧人’”。二十二年春，乾隆南巡，“奏封合宜，銮舆未抵京，即特命为西安按使”^[36]。二十四年十月，以年老致仕归家。

做地方大员二十余年，仕途顺利。而且为官各地，清廉正直，尽心尽职，颇多政绩。任松江知府时，改革盐法，民甚便之。设法惩禁扛孀、阻葬、打降等恶习，“风为少息”。桂林知府任上，“为陆妇李氏雪冤，上官韪之”。泗城知府任上，“捐俸创云峰书院以造士。摄镇安地，毗连交阯，绵亘千里。相度关隘，因其险厄，建栅设卡，募兵戍守，边境以安”。陕西按察使任上，“在任三年，悉心平反，多所昭雪”^[37]。他之所以能为官多年，而且多为称道，就是因为“不受夜金，可以问心无愧”。而且认为，“欲励清操，恒如妇人保全名节”^[38]。因而能秉公处理公务。

杨允玺是杨之徐孙子，杨缵绪侄子，雍正二年（1724）举人，雍正八年明通进士。任福建浦城县令时，“革陋规，兴文教，弭盗安民，百废俱举”。乾隆七年调署台湾县令，革除当地每年杂派厝饷，减轻百姓负担。“台有厝饷千余金，为郑芝龙窃据时苛派，允玺详请豁之。”当时大陆移民台湾者众多，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杨允玺妥善处理土著与寄籍、粤人与闽人的关系，械斗之风得到遏止。“台无土著，多闽粤人寄籍，生熟番杂处。其中好勇斗狠，虽睚眦之忿，必操戈相向。允玺禁于未然，惩其已犯，风稍息。”后积劳成疾，任满回籍时，“台人立碑铭德”^[39]。至今台湾仍有纪念他的庙宇。

杨搢云是杨缵绪堂侄，乾隆二十一年（1756）举人，二十六年成进士，曾任甘肃环县县令。甘肃地处西北，灾情经常发生。乾隆三十九年四月，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灾荒连年，仓储不足，要求捐监粮米赈灾，得到朝廷批准，在甘肃各地开捐。王亶望采取了与以往捐监不同的办法，让监生把应捐的谷粮折为银子，但银子却落到了贪官手中。为了充分利用捐监获利的机会，私吞更多的银子，王亶望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将预定单发给各县，由各县照单开赈。换句话说，各县想报多少，就报多少。王亶望调任后，接任的王廷赞的做法与王亶望如出一辙。经查，至乾隆四十六年初，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所谓监粮有名无实。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冒赈案”案发。乾隆皇帝认为：“甘省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40]因此在结案时，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113人，追缴赃银281万余两，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总督勒尔谨被赐令自尽，两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被正法。随后又陆续将侵贪赈银千两以上的官员程栋、陈严祖等56名贪官正法，震动全国。^[41]

在大案发生时任职环县知县的杨搢云，因坚决拒绝参与“冒赈事”而显得更为清正廉洁，时称“清白大令”。^[42]杨搢云坚持“不欺君、不枉民”的为官原则，为上官所不喜，但“置不顾”。“顷之大计，考下下。”一方面是不善事上官，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不参与巡抚的“冒赈事”。“甘抚以地多偏灾，请开事例为救荒计。朝廷报可。及开例，委干属巡视州县。州县即无灾，必诡言需赈若干。准给，乃上与下分肥。果有灾，卒亦无赈。巡至环，大夫（即杨搢云）谢曰：‘无之。’不礼于干属。归告大府：‘此强项令，实风汉，不可与计事，勿再往。’以故环无灾无赈。”去任后不久，冒赈事发。“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冒赈事发，天子震怒。逮前甘藩司某正法，自巡抚以下至州县，亡虑百数十人，咸得罪身刑，家籍没。于是知环县事杨大夫以廉特闻，且群服其坚守卓识，为不可及云。”^[43]这一事件使他广受赞誉。

他居乡后，成为乡族首领。处理家族事务，如同为官之时，从而为杨氏宗族赢得很高的社会评价。“寡嗜欲，淡荣利，行乎心之所安，遇事当为义形于色，人不可干以私。家居二十余年，族人子弟无有一事讼于官者。至今大埔人论门第品望，首称杨大夫家。”^[44]

可能也正是因为以儒家伦理为立身之本，为官之道，因而在官场上不善钻营，使白堠人虽在科举上颇为成功，但在政坛上却少见闻人，呈现出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