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地方化与正统性在白堠乡的地域史中的地位

地方化与正统性在白堠乡的地域史中的地位

【摘要】:据调查,其主神即是五显大帝。因而士绅在重新建构传统以来民间所信奉的神明系统时,有意地将其与本地历史结合在一起,使之经历了一个地方化与正统化的过程。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些神明被当作家神来祭祀的现象。据科大卫分析,这可能是为避免被认为是“淫祀”,有意将自己所崇信的神明作为祖宗带来的家神,因而与崇拜祖宗一样具有合法性。[493]无疑,以上传说将神明与地方历史结合在一起,成为士绅将神明正统化的重要依据。

白堠人普遍信奉的三山国王、五显大帝,“即清远从古崇祀之福神也”[482],民间社会认为是自古以来所信奉的神明。

所谓三山国王信仰,源自隋朝以来粤东揭阳霖田巾山的山神崇拜,“肇迹于隋,灵显于唐,受封于宋”[483]。元至顺三年(1332)七月,潮州路总管王元恭请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兼经延检讨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刘希孟所撰《潮州路贶三山国王庙记》称:“潮州路三山之神之祀,历代不忒。盖以有功于国,弘庇于民,式克至于今日……民实阴受神赐。潮之三邑,梅、惠二州,在在有祠。远近人士,岁时走集,莫敢遑宁。”[484]元朝时,三山国王成为粤东潮梅地区普遍信奉的神明。据陈春声的研究,三山国王信仰在潮州地区具有特别的地位,尽管明清时期三山国王未曾被王朝正式承认,但历次“毁淫祠”中,也未见有冲击三山国王庙的记载。[485]

五显神据说起于唐代,但宋代始见于记载,洪迈《夷坚志》中记载神迹颇多。五显神信仰流行于江西德兴、婺源一带,是兄弟五人为神。至南宋时,已经跨越地界,影响至京师临安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宋代重要的跨地区的民众神奉的神明。据《夷坚志》记录的一些故事,早期的神迹主要是施药治病、预测仕进、助人生财等,并没有什么特殊。因屡显灵异,每闻于朝,都得褒封,至宋末被封为王。宋人又将五显与佛教的华光如来五显灵官大帝混为一谈,因而五显又称为五显华光大帝。至于其姓氏,则有不同说法。《新搜神记》称为宋人丘永福的五个儿子;《铸鼎余闻》则称为南齐柴姓五兄弟;《清嘉录》则称:“姓顾,陈黄门侍郎野王之五子。”后来综合各种传说而成的佛教故事《南游记》,认为五显为佛教神,后投胎于南京徽州府婺源县萧家庄萧永富家,因而姓萧。[486]至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规定每年四月八日与九月二十八日官祭五显,从而将五显纳入祀典。

白堠杨氏三世祖杨敬宗等,于宣德元年(1426)捐资修建的兰砂甲大埔角西泉寺(位于今大埔县枫朗大埔角)[487]。据调查,其主神即是五显大帝。白堠村中所崇信的五显大帝,可能就是这个寺庙的分香。

但很明显,这些神明都不在大埔官府的祀典之内,“然已庙食其土,或实能为民御灾捍患,未可知也”。虽然官府对其合法性持怀疑态度,但还是默认了。而于乡村士绅而言,则要时时受到考量和质疑。因而士绅在重新建构传统以来民间所信奉的神明系统时,有意地将其与本地历史结合在一起,使之经历了一个地方化与正统化的过程。

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些神明被当作家神来祭祀的现象。如萧姓人认为五显大帝也姓萧,并认为是祖宗入乡定居时带来的,因而将五显大帝作为祖先神来看待;丘姓将李都衙神作为家神。而杨姓一些房族,将惭愧祖师、观音等供于家中,与祖先共聚一堂,成为家神。据科大卫分析,这可能是为避免被认为是“淫祀”,有意将自己所崇信的神明作为祖宗带来的家神,因而与崇拜祖宗一样具有合法性。[488]

关于村中神明的来历和传说,少有文字记载。不过多有“灵异”的传说,成为村民信奉的合法性依据。如上洋宫的三山国王,在崇祯三年(1630)抗击“流寇”时,被士绅作为号召乡人抗敌的旗帜:

恭迎明贶三山国王主盟,即清远从古崇祀之福神也。义旗一竖,荷戈者云集。祝神祈剿,三告皆吉。勖起等歃血誓师,握筹运饷,特立赏格,载约簿,条款森然,人争奋勇……夫二次杀贼,皆未时授首擒渠,信有之。山凹对垒,贼见我乡兵中有绯衣长髯、张黄盖、提大刀以当先者,此必三山国王之神威灵赫奕故。幺幺小丑,俱于白堠地方剿灭,从征乡兵,不损一丁,则神力显佑,为不诬。[489]

作为自古以来被奉为一方“福神”的三山国王,在社会动乱过程中成为团聚乡人抵御外敌的象征,为保卫白堠做出了贡献。

白堠人崇拜观音,相传也是有功于白堠人。观音庙位于村落水口地方,乡人俗称为“把水观音”,或“水口观音”。白堠人称倭寇为“红毛”,相传当年“红毛”来到白堠时,水口观音“显灵”,通过“童身”传话,让白堠人到高礤避难,因而白堠人没有受到很大损失。当“红毛”沿清远河到达南山村时,相传南山的杨、林太公也“显灵”,突然出现浓雾,使“红毛”看不见南山村落,因而一直沿河往大产过福建去了,也没有受到损失。[490]

追溯历史,“倭寇”确实来过处于山区的大埔。在“飞龙国国王”张琏授意下,嘉靖三十九年(1560)五月,海阳“贼首”王伯宣“入海道倭犯潮”[491]。“三十九年夏六月,倭奴入境,知县马俶芳败之。后再入寇,至冬十一月乃退。初倭奴数百由县境大黄坑抵双坑,屯扎四月(日)。趋湖寮,攻破河头,屯扎十日,大肆杀毁。知县马俶芳动调产坑抚民关相、沐教抚民陈村等,抵河头,分左右翼夹击,贼大败。斩首数十级,余党奔窜出境。至八月,又有二千余贼复大举入寇,初屯三河月余。进屯湖寮古城月余,趋莒村、双坑,抵枫朗,共屯月余。至十一月始迤逦出境。凡经屯劫之地,横尸遍野,掳掠子女、焚毁民居无数,惨不可言,亦埔地之一大劫运也。”[492]“倭寇”由韩江溯河而上至大埔三河、湖寮等地,使当地人损失惨重。依地理路线而言,倭寇由双坑至枫朗须经过白堠,而且确实进了白堠,并造成了一定损失。如堠南下村后来成为六世杨玉(1488—1524)专祠的孝庆堂,相传建于明代,下堂就被“倭寇”拆毁。“孝庆堂为我六世祖沈笃公专祠,推祀五世祖裕后公,诒谋宏远,垂裕后昆。明季倭寇拆去下堂。”[493]

无疑,以上传说将神明与地方历史结合在一起,成为士绅将神明正统化的重要依据。士绅以儒家伦理整合乡中寺庙,使之趋于正统化,始于明末。堠北秀才萧端吉(1560—1645),“承父支分业,力为规划,遂至巨万。气概端方,度量闳廓,乐善好施,济困扶危,绰有长者风”。家产丰厚,“捐望楼下地一块,为社坛”。[494]于堠北望楼下地方,建立了社坛,奉五显大帝为社神作福,成为一乡祈福之所。族中老成萧学诗(1552—1623),“勤学励操修,怜恤贫寡,解忿息争。喜闻己过,亦好规谏人,多导人以善”。于明末,“倡起福会,买置田租,以供新正朔五日坛福祀。后人德之,书名配享”。[495]为使乡中每年举办的祈福活动正规化,组织了福会,由士绅主持,并捐资置产,以每年所收租谷作为祈福活动的主要经费,从而使村民的祈福活动纳入到正统化的范畴之内。堠北萧氏以五显大帝为主神举行的福会活动,至今仍在举行(见图4-7、4-8、4-9、4-10)。

图4-7 堠北鸳鸯祠前的太平福福场

图4-8 太平福福场贡品

图4-9 太平福主神五显大帝

图4-10 太平福上疏表

康熙年间,随着白堠经济文化的发展,乡中士绅对传统以来的民间信仰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担任乡约正的堠南贡生杨凤来:

乡俗正月迎神,四月田会,五月龙舟,轮值福首者,苦于无费。公(凤来)鸠众置买青坑田租,所入铢积寸累,建江公祠,而孤魂之香火有托。他如修葺桥道、神庙古刹,不可胜纪。[496]

杨凤来倡捐置产,为乡中的神明活动置买田产,所收租谷为每年正月的迎神赛会、四月的田会,五月的龙舟会等神明祭祀活动提供经费,对传统的神庙古刹进行修整,从而使村中的民间信仰活动得以正常化和制度化。

在杨之徐康熙年间主持祈福活动所撰写的祈福文中,将白堠民众传统信仰的三山国王和五显大帝(见图4-11、4-12)当作掌管地方的社神,从而具有合法性和正统性。如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秋季的《方社会祈秋福疏》文中称:

食毛践土,明神之诒。春有祈也,秋则报之。堠之南里,伊谁是司?三山五显,无择人斯。[497]

图4-11 堠南下洋宫

图4-12 下洋宫五显大帝

这种观念,在其子杨缵绪乾隆二十六年(1761)所撰的《募修五显大帝三山国王双庙簿序》中有更明确的表达:

按《礼》,天子为群姓立社曰大社,其自为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其自为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即今所谓里社也。白堠一乡,居民数百户,例得立社。而历代相沿崇祀者,有两宫福主,一曰五显大帝,一曰明贶三山国王。其名号与社异,而水旱祈祷、秋冬报赛之举,咸在于是,其制与社同。明季沧桑,伏莽之戎,所在抢攘,屡显神威,保障一方。殆祭法所谓“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者乎?![498]

杨缵绪从儒家经典《礼记》中寻找依据,认为白堠一乡数百户,按例应该设立社庙。村中历代所崇祀的五显大帝和明贶三山国王,名号虽不是社神,但“其制与社同”,而且庙内都附有五谷神,从而使三山国王与五显大帝都具有社神的色彩。尤其是它们在明末动乱之际,“屡显神威,保障一方”,为保家卫乡、保护一方百姓做出了突出贡献,承担起了“捍患御灾”的角色,因而应当受到村民的祭祀。

通过杨之徐等士绅的塑造,传统以来所信奉的地方福神三山国王和五显大帝,成为国家祀典所认可的乡村社神,从而具有了合法性和正统性。因而村中作福、打醮等迎神赛会,三山国王、五显大帝成为活动的主神,被村民世代所祀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