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堠村口的西山下地方，原有一座“义祠”，专门祭祀“义勇公”，相传建于明末清初。及三路夹攻，五人膺背受敌，众救不及，遂被害。乡民在五人牺牲后，专门设神牌供奉于村中社庙，名曰“义勇公”。“义勇公”形象的确立，塑造了白堠人“义”的品格，从而完全改变了明嘉靖年间“贼巢”的社会形象。......
2023-08-30
妇女生活习俗的变革：白堠乡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摘要】：清初白堠士绅以儒家伦理为指导，对传统乡村妇女的勤劳进行肯定和和褒扬，对溺女婴等歧视女性的陋习进行抨击，应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把下田耕作、上山樵采视为妇女的本分和天性，足见其社会影响之深刻。以妇女挑担为人生“大劫”，但在大埔地区则是常态。
粤东北山区的客家妇女，近代以来因其勤劳、社会地位高等个性，备受学者关注。[354]但追溯历史，当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清初白堠士绅以儒家伦理为指导，对传统乡村妇女的勤劳进行肯定和和褒扬，对溺女婴等歧视女性的陋习进行抨击，应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粤东北地方妇女的勤俭耐劳和从事耕作，备受世人关注和赞赏，但研究者多以为是近代成为“侨乡”后的产物。[355]如从一个较长历史时期来看，实为粤东地方的社会传统。如康熙年间，程乡县的妇女不仅要纺纱织布，而且还要裹饭同男子一起外出劳动：“妇女职丝枲，无嬉游。头不缠锦，足不裹帛，馌饷同夫子出入。”[356]。至乾隆年间，“中上人家，妇女纺织缝纫，粗衣薄妆，以贞淑相尚。至村乡妇妪，槌髻短裳，任田园诸务，采山负檐，蓬跣往来，未免鄙野。然而甘淡泊，服勤劳，其天性也”[357]。把下田耕作、上山樵采视为妇女的本分和天性，足见其社会影响之深刻。
大埔妇女亦如是。康雍年间，“妇女妆束淡素，椎髻跣足，不尚针刺。樵汲灌溉，勤苦倍于男子，不论贫富皆然”[358]。不论家庭贫富，妇女皆挽发赤脚，上山砍柴，下地耕种，足见其刻苦耐劳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她们除持家耕田外，甚至还外出挑担，补贴家用。吴震方《岭南杂记》载曰：“大埔石上、丰市妇女挑盐肩木，往来如织。雇夫过山，辄以女应。红颜落此，真在羼提劫中矣。”以妇女挑担为人生“大劫”，但在大埔地区则是常态。
妇女勤苦耐劳现象，自明末清初以来，在粤东北是普遍现象，如白堠妇女即是如此。下以具体个案为例：
萧翱材贵为进士，其妻杨氏也取得了七品孺人的品衔，但却依然要参加各种劳动。以致后来病逝后，萧翱材深怀愧意，认为是劳累至死。“念汝以杵以爨，以灌以汲云尔若者……汝十年来已从夫得孺人称，向以杵以爨云云者，不可累，汝身为之，而予曾不能食一妪以代汝。”[359]
杨之徐之母萧氏，为萧翱材之姊，“勤俭佐家计，一丝一粒，拮据靡遗。自奉则恶衣粗食，不喜华靡”。也正因为她的勤俭持家，使杨之徐之父“得苦志下帷，绝内顾忧”[360]。
杨之徐妻吴氏，“系出湖乡望族，为前明进士四川按察司副使讳与言公元孙女”，出身名门，但依然勤劳。在其子又时等后来的回忆文章《清诰赠太宜人先妣柔俭吴氏行略》中，以其祖母回忆的视角指出了吴氏的勤劳：“继王母尝语又时等曰：‘自汝母之归汝父也……汝父虽贵，汝母不以骄人。且初归时，尽废簪珥、钗钏以佐汝祖窘。家贫，不能置一力，一切井臼劳苦事，汝母身任，不少诿。稍暇，即业纺绩。”[361]当时其夫杨之徐已是举人，可谓是显贵人家，但因为家贫，不仅将嫁奁卖作家用，而且还要亲自参加劳动。
杨之徐中进士后，家虽富裕，并雇有佣人，但他还是强调家人要劳动。尤其是作为家庭妇女的儿媳们，更是认为应该经营家庭副业，以养成勤俭持家的儒家伦理。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所作《训儿妇》，就反映了这种观念，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白堠的普遍现象：
养猪谷食一年肉，换柴每月一挑谷；篱园蔬菜随时种，一日三餐亦云足。常勤常俭教儿妇，奢侈懒惰风前烛；我不求人身自贵，安分循礼是所勗。[362]
这些言语，体现了士绅阶层对当地妇女之勤劳进行肯定和劝勉，同时反映了他们用儒家伦理和价值观对妇女形象的塑造。这种儒家观念，在变革传统溺女习俗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在闽粤赣山区，自明代以来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一直存在“溺女婴”的习俗。[363]白堠也不例外，杨之徐称之为是白堠四大恶习之一。对此，士绅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为消除这一恶习进行了种种努力。
康熙初年，白堠溺女成风。正如进士萧翱材所看到的情形：“生子而溺之，闻者必大骇，甚之怒于言色，为其不仁也。至于女，则习以为固然，不为怪。”“有人于此，举女多至二三，不忍溺。闻者必群起而笑之，曰：‘夫夫奚不智也？’”[364]生女不溺，反被人笑话，表明当时溺女之风相当兴盛。这一陋习引起了士绅的深深忧虑。康熙五年（1666），进士萧翱材为此特意作《溺女诫》，呼吁禁止溺女。认为溺女不仅是不仁不智之举，而且还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的灭亡。“凡女皆可勿生，凡生女皆可勿举，势必凡有子者皆无室，吾不知其子将何以能有子也，则人类绝矣。”[365]
杨之徐则以“天地自然之理”依据，对于这一恶习存在的理由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驳：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此天地自然之理也。一人之身，或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或男女俱无，亦阴阳一定之数。今之溺女者，岂不知我生之，我溺之，大残忍之事不可为哉？私意横胸，贵男而贱女。以为长育一女，又须三年，不如溺之，可早举男，此惑之甚者也。又有言，家贫无养女之资，故不举。假令其育女者，非女实男，亦将曰家贫无养男之资乎？又有言生女须嫁奁，无则取怨于人，故不举。然则生男何不曰人欲索聘而不举也？噫，子女一也，世俗之论，或彼或此，私意耳。彼谓女远离吾家，为他人妇，不若生子之亲切有力。彼焉知生子苟不肖，辱亲累族，反不若女子之贤有能善全其母族耶？[366]
杨之徐认为，男女是构成社会的基石，生男生女，自有定数。如果溺女，不仅太残忍，而且是逆天地自然之理。所谓溺女以速举男、“无养女之资”、女于家无益等理由，与生男相比较，并不能作为溺女的理由。
杨之徐的分析合情合理，尤其是从儒家“天理”的角度入手，对于溺女陋习进行批驳，有一定的警示作用。随着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中影响越来越大，此类现象后来在文献中就很少见到记载了。甚至在乾隆年间白堠丘氏还定下“不必溺女”的族规：“男子女子，皆吾子也。何以忍杀？天地生之，吾故杀之，逆天有咎。且富贵天定之，人为之，不养女者，何曾独富？故曰不必。”[367]
溺女现象减少后，“童养媳”习俗则渐为兴起。萧翱材在号召禁止溺女的同时，指出家贫不能养女，“虽鬻犹愈于溺”[368]，宁可卖掉也不能溺死。当然不是鼓励村民去贩卖人口，而是指有子之家可以“买”女做儿媳妇，这种现象逐渐为村人所接受。如杨之徐的七弟峨若，娶的就是童养媳：“父骑箕，汝才十四龄耳，已抚有而室。年十六生男，夫妻父子之缘俱早。”[369]这就导致了后来粤东北地区相当普遍的“童养媳”现象。[370]在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时，不少学者认为与家庭劳动力、山区环境、客家传统文化等因素有关[371]，而忽视了以前的“溺女婴”习俗以及有影响力的士绅的劝导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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