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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30
清初,地处闽粤交通要道的大埔,军事调动频繁,百姓差役繁重。如清军在经过大埔时,一次就“派乡夫三百名”[278]。繁重的差役使余户难以承受,因此余户纷纷逃亡。“寻以寇氛未靖,里中派役,辄以小户当之,因而逃亡者无数。”[279]白堠各正户耆绅不忍见余户破产流亡,因而进行贴补和调剂。并谋求均当之计,以“五分均当”之法以应之:
迨康熙甲寅,时际沧桑。师旅频仍,夫役日益繁重,余户力苦难支,各里族不忍坐视,为均补以调剂之。奈奸猾之徒,侵欺误公,藉口苦乐不均,乘邑父母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行编图出甲之令,赴吁公庭,遂以清都地方与一例。乡绅衿依念曲从,因议堠甲里族正余户,酌量五分均当。我萧族统溪北、车头,则五年值其一,永以为例。[280]
白堠的“五分均当”,实在康熙二十二年知县宋嗣京实行“编图出甲之令”之前就出现了。据民国时期大埔著名学者温廷敬研究,白堠“五分均当”,始于康熙初年。“(康熙七年)白堠水灾,土堡倾圮,士蔚胞弟士熏亟倡建复。及堡成,而寇至,族众依以捍卫,一乡赖安。寻以御寇故,派役征费,小户多逃避。士薰乃合大小户作五股均摊,小户赖以安。甲寅(十三年),潮州镇刘进忠附耿精忠,改用永历年号,人心震动。”[281]
在此,温廷敬以“五分均当”始于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之前,不知何据。不过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是有可能的。现所见关于“五分均当”方法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变化的最完整的叙述,是堠南杨之徐的《编年录》:
康熙之二十年辛酉,因吾乡旧例,惟正余户办当地方公务,而萧、杨、池、林、陈、丘、李诸姓不与焉。公务派累难堪,正余户势不能支。吾父乃与萧右溪舅父、池石麟侍翁谋为均当之策。酌分五股轮流,杨一股,萧一股,池、林、陈一股,丘、李一股,原正户钟、危、郭、熊、连、黄、罗、宋、张、吴、鲍、梁、曾等姓共一股,自是正余户稍得宁居。至今乡人犹口碑吾父,不忘也。二十五年丙寅,应轮值杨姓。乙丑秋杪,吾父始与萧族议立合同,杨不取萧,萧不取杨,各听造化,不相派贴,以全二姓世缔姻亲之好。至三十年辛未,通乡复立合同,五股轮值,俱如萧、杨之议。惟上司及兵马大夫役,方仍合通乡派,永以为例。此举法良意美,吾乡之一大政也。又吾父创谋之力居多,故特笔志之。[282]
依杨之徐的说法,白堠的习惯是由正余户充当地方差务,当差者为正户,轮歇者为余户,而萧、杨、池、林、陈、丘、李等大姓不当地方差务。因差役繁重,正余户难以支撑,因此经乡中士绅商议,依各族能力大小,互相联合来承办。将全乡各姓依大小分成五股,轮流充当差务。这就改变了原来正余户的性质,扩大了承担差役的范围。对于减轻各正余户的力役负担,缓和各姓在承担差役上的矛盾,妥善处理各姓氏之间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为各姓和睦共处、共同促进地方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为“吾乡之一大政也”。
对于这一当地“大政”,在《县志》为杨士薰所立传记中亦有反映:
乡有烟户杂派,苦累小户。乃集合乡议,巨族独办,次联二三姓,或四五姓协办。五股匀值,不偏累下户贫民,时甚赖之。[283]
关于正余户的称谓,白堠士绅有着不同的理解。萧氏康熙三十一年(1692)的《义田碑记》认为萧、杨、池、丘、李为正户,其他小户为余户,由余户充当地方差务,正户不当。而杨之徐所言,大姓不当差,当差者均为小姓,当差时为正户,不当差为余户。《县志》则以小户、下户贫民称呼当差者,不当差者则为巨族、大姓。则正户余户的说法在不同人的视野中有不同的含义。结合其他文献(详见后文),大致可以认定,充当地方差役者为小户,是耕种大姓人田地的佃户。而大户为里甲户,则承担国家的赋役差徭,里甲正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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