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白堠乡的故事

白堠人口，在清初经历了一个较快增长的过程。为分析的方便，选取杨氏为例进行统计。白堠杨氏，自建构宗族以来，分为大宗、小宗两大支派。康熙六年（1667）杨士薰所建四世祖名为小宗祠，他在追溯至崇祯八年（1635）杨世亨首创祠堂时，亦名宗祠，表明大宗、小宗两大支派的观念在明末即已存在。

在当地人心目中，父生子，每一子对于父亲来说，在分家时就是一房。每个人的名字分为三部分，活着时有父辈所取的名字，有自己所取的字号，死后有由族人取的谥号。生前称呼名字，死后称呼谥号。^[95]杨氏三世敬宗生德广、德旺二子，四世分为大宗德广、小宗德旺两大支派。小宗四世德旺生华、宁、贵三子，他们死后依次被谥为裕后、克昌、吾叟，其子孙依次被分为裕后、克昌、吾叟三房。五世杨华生圭、玉二子，死后依次被谥为淳笃、沉笃，六世分淳笃、沉笃二房，因后代人丁较少，仍合称裕后公房。五世杨宁生安、瑾、瑄三子，死后依次被谥为达尊、悫庵、尚德，其子孙被分为达尊、悫庵、尚德三房（俗称上三房）；五世杨贵生淋、兴、清三子，死后依次被谥为耆正、简毅、纯励，其子孙被分为耆正、简毅、纯励三房；六世杨安传至九世杨万，生应卿、应儒、应试、应辰、应隆五子，死后依次被谥为简厚、达义、仰泉、谨厚、俊吾，其子孙被分为简厚、达义、仰泉、谨厚、俊吾五房（俗称下五房）。杨之徐在康熙五十三年所撰《八世祖直斋公祭簿序》中提到：“敦义公（即杨万）五子二十九孙，传曾孙百余……故今有五大房之称。”^[96]五大房的观念，本为本房内部的称呼，后因人丁发展众多，社会影响扩大，渐为其他房派乃至全宗族所接受。这一现象在康熙五十三年就已出现。

据报告人称，白堠杨氏宗族人口众多，宗支发达，传统以来有“八大房”之称，即俗称的上三房和下五房。^[97]见诸记载的具体事例，如1924年3月旅外乡亲与族人议定的《原乡特设办事处维持公安》办法，就是由杨氏“八大房老成”商定的。^[98]存于堠南勉确公祠的尚德公房“勉确公祖业声明”^[99]，也是1929年正月由“八大房老成”署名。

图4-1　杨氏大宗、小宗、上三房分派示意图

图4-2　杨氏下五房分派示意图

不过查阅族谱，“八大房”并不是杨氏宗族的全部。如“八大房”，全部属小宗，并未包含大宗；而“上三房”，仅为五世裕后、克昌、吾叟三房中的克昌公房之后。杨氏宗族的房派分拆和房支结构概况，详见图4-1、图4-2。为分析方便，下以房派为依据，分别统计大宗、小宗以及各房的人丁数和所占的比例，说明明代嘉靖以来杨氏人口的发展情况。

1.十六世纪杨氏的人口

白堠《杨氏族谱》始修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由杨之徐二兄杨鲲云依据各房旧稿修成。“乃于综理烝尝之暇，取前人旧谱，忝酌再三。仍复旁咨博采，夙夜手辑，凡六阅月乃成。”^[100]。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杨之徐儿子杨缵绪又据旧谱再加重修。族中人丁登记，相对完整。

族谱虽然是修谱者对以往族史的追叙，但其依据还是历代以来有幸保留下来的原始记录以及口述史资料等，尤其是在当地定居后的发展历史，因而族谱中的人丁登记资料，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因此族谱作为反映一个家族发展史的第一手资料，详记族内人丁繁衍、婚配生育、生卒葬所等，被看成是家族的人口史档案。虽然有些族人因犯国法、族规而被黜出族而没有登记，但人数不会太多。因此可以根据族谱对族人的记录资料，统计历代族人的数量，了解家族人口的发展状况。但宋代欧阳修、苏轼所创立的近代系谱体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以男权父系为中心，因此所记录者，主要以男性为主，女性很少。因此统计家族人口数，须将男丁数依据一定的男女比例折算成全族的人口数。在统计人口时，已将迁居于白堠地区以外的人口剔除在外。

据乾隆《杨氏族谱》统计，嘉靖三十九年（1560）时，杨氏健在人丁，守素公派5人，裕后公派21人，克昌公派17人，吾叟公派29人，总计72丁。如以影响较大的《中国人口史·清时期》作者曹树基所用的男女人口性别比例110：100推算，^[101]则杨氏总人数为137人。在四十一年平定“张琏之乱”前后，杨氏人丁损失22人，超过20%。（详见第二章第三节）

此后白堠社会相对平稳，人口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万历四年（1576），县中乡官饶相在所撰《白堠永济渡碑记》中称，白堠南北，居民甚多。“白堠为吾邑名乡，在邑之东南。漳之支河自东而西，民居联络于河之南北，生齿颇繁。”^[102]说明当时白堠人口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以杨氏为例，据族谱统计，万历二十八年（1600），杨氏健在人丁共计104人。（详见表4-1）以男女人口性别比例为110：100推算，则杨氏总人数为199人。

表4-1　万历二十八年（1600）杨氏人丁数量统计

按：本表据乾隆二十六年杨缵绪所修《杨氏族谱》统计，以下各表均同。

表4-2　万历二十八年（1600）杨氏各房人丁所占百分比统计

其中人丁以克昌公派最多，为64丁，占总数的61.54%。其次为吾叟公派、裕后公派，各占18.27%和14.42%。大宗人数最少，仅占5.77%，主要迁往大产去了，留居白堠者不多。（详见表4-2）

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统计数字相比较，“张琏之乱”使杨氏房份发展的结构性变化。在嘉靖三十九年之前，人丁以三房吾叟公派最多，次为裕后公派，克昌公派最少。克昌公派人丁具体为达尊房6丁，悫庵房9丁，尚德房2丁。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时，克昌公派达尊房32丁，悫庵房9丁，尚德房23丁，合计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克昌公派的崛起，相传是克昌之子六世杨安（1424—1501）为父葬到“好风水”，从而兄弟3人各富至千金。但真正使该房兴盛的是杨安之孙杨淮。（详见第二章第三节）

2.清初的杨氏人口

在明末清初粤东地方长达50年的社会动乱过程中，白堠损失了部分人口，但损失情况不能估计过高。据族谱统计，在动乱前的崇祯十七年（1644），杨氏健在人丁为282人（详见表4-3），比44年前的104人增长了171.2%，年均增长6.16%，年均增长率为22.93‰。至康熙六年（1667）杨士薰主持建造小宗祠时，杨氏居于白堠的男丁共计493人（详见表4-4），比23年前增长了74.82%，年均增长7.60%，年均增长率为24.58‰。以上统计数据，大大超过曹树基推算的潮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5‰的速度。^[103]如以110：100的男女性别比例计算，则总人数达941人。康熙十三年发生“甲寅之变”时，在贡生杨士薰所倡建的宁远楼中，“一乡烟口，不下数百家，悉栖保楼中，赖以生全。”^[104]表明居于堠南的居民有几百户。以康熙六年杨氏的统计数字，再加上李、钟、陈等姓，则“数百家”并非妄语。虽为战乱，但因自保有力，乡中人口虽有损失，但人口总数还是增长较快。

表4-3　崇祯十七年（1644）杨氏男丁数量统计　单位：丁

表4-4　康熙六年（1667）杨氏男丁数量统计

在清初粤东社会局势趋于稳定后，白堠各姓人口经历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其中以杨姓和萧姓尤为突出。据统计，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杨之徐纠合族人建造大宗祠时，杨氏男丁达885人（详见表4-5）。22年间增长了79.51%，年均增长8.16%，年均增长率为26.95‰。至康熙三十三年时，杨之徐在所撰《四世祖清隐公烝尝序》中指出：“溯吾始祖四十一郎，由闽汀之宁化县石壁村而卜居白堠，盖自宋之季。历元明迄清，阅四百载，子孙蕃衍，丁男千余。”^[105]杨氏男丁已超过千人。

表4-5　康熙二十八年（1689）杨氏男丁数量统计

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时，杨氏宗族“计丁二千有余”。^[106]证之族谱，除外迁于潮州、大产等地者不计外，康熙五十五年居于白堠者达1734丁（详见表4-6）。如加上与白堠有通谱联系的潮州城、汤坑、大产等地者，则丁数确在2000以上。各房具体人数以及所占百分比详见表4-7：

表4-6　康熙五十五年（1716）杨氏男丁数量统计

按：据乾隆二十六年杨缵绪所修族谱统计。所统计者均为居于白堠者，外迁者未计算在内。

表4-7　康熙五十五年（1716）杨氏男丁各房所占百分比统计表

由表4-6的统计数据，与嘉靖年间的统计数据相比较，大致可以发现以下突出之处：

首先，人口发展较快。从嘉靖三十九年（1560）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间，期间虽经历了明末清初的长期动乱，但在短短156年间，杨氏人口由原来72丁发展至1734丁，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因此对于动乱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可能不能估计过高。^[107]具体数据见表4-8：

表4-8　各房男丁发展比较

其次，人口发展不平衡。同样居于白堠，但各房派人丁发展的情形差异极大。在整个宗族中，大宗人口仅35丁，而小宗达1699丁，占全族的97.98%。小宗“上三房”中，以二房克昌公房人丁最多，达1303丁，占全族人丁的75.14%，当地俗语“无克不成杨”，确非虚语。其次为吾叟公房，为256丁，占全族的14.76%；大房最少，为140丁，占全族的8.07%。而在“下五房”中，以二房达义公派和三房仰泉公派人数最多，以316丁和285丁分居第一、二位，分别占全族人丁的16%以上。其次为大房简厚公派，有男丁157，占全族总数的9.05%。再次为四房、五房，各占全族人丁的5%以上。这种人丁发展的不平衡，表明各个房派之间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虽然同宗、同派甚至同房，但因各自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不同而发展情形也不同。

以克昌公房为例。克昌公房在嘉靖年间人丁最少，但至康熙五十五年时人丁跃居全族首位，占全宗族人丁总数的75.14%。其中主要是因为八世杨淮、九世杨善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所引起，为房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克昌公派中，又以下二房十世达义公一房发展最快。从十世杨达义（1550—1606）万历四年（1576）生第一个儿子算起，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时，健在人丁达316人。至雍正六年（1728）中秋节时，杨之徐在所撰《曾祖达义公祭簿序》称：“吾族人文蔚兴，达义公一房称最，现传孙丁四百十余人，亦足以志一时之盛。”^[108]从万历四年至雍正六年时，仅六代之间，由1人而传至男丁410余人^[109]。尤其是从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的短短12年间，竟增加了100多丁，增长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其背景，则是杨士薰家族科举的兴盛，多人考中了庠生、举人和进士，同时又创立和完善祖尝制度，为房族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除杨氏外，堠北萧氏人口发展也较快，康熙二十四年时有“逾千人”^[110]。池氏至雍正十二年时，“自鼻祖迄今传世十五，数逾六百有奇”^[111]。因而整个白堠的户口，则在千户以上。康熙三十一年正月程乡县松口人李其礎为堠北萧氏所撰《义田碑记》称：“白堠都隶清远，环溪南北，错居烟户以千数。”^[112]康熙四十年二月，杨之徐为募资修建本乡西山下溪口及曲滩二处桥梁和渡船，在所撰之《募建西山溪口石桥小引》也提到：“计我乡烟口，亦不下千余户。”^[113]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87岁的萧建邦为表彰侄儿遹自、资斡捐产添设渡船而撰写的《双合渡记》中，在说明添设渡口的理由时指出：“堠乡，一巨镇也。东水西流，遂分溪南北，为两社烟户丛居，以万计。”^[114]表明堠南、堠北所居之民在万人以上。

而白堠盆地的耕地，包括水田和旱地，2003年统计为2965亩。^[115]这些土地，基本为明末以来所开垦和耕种。即使以10000人计算，平均每人不到0.3亩。而在清初潮州粮食的亩产量，据黄挺、杜经国的研究估计，每亩为406斤。^[116]依此计算，白堠平均每人所占粮食仅120斤。而人均口粮，有学者估计，“中数每口岁率食谷400斤”^[117]。白堠人均口粮的缺口达280斤，可见生存资源相当短缺。

3.人口外迁

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生存资源紧张，外迁成为应对问题的一种策略。自明末以来，白堠多有迁居外地者。康熙五十五年（1716）杨之徐“同年”郑际泰为杨氏族谱所撰《叙》中，就说杨氏“子姓繁殖，或世守旧基，或迁居异地。”^[118]至雍乾时外迁者更多，“族内移居异地颇多”^[119]。乾隆二十六年（1761）重修族谱时所定谱规，其中有一条称：“族内有迁居于郡城外县，或远方居住者，谱传必书明，以备遗逸。”^[120]因而可以根据族谱，探讨杨氏向外迁居的概况。

杨氏明中后期的移居，主要以清远河为依托。一是沿河而上，移居山区，开发山林。如八世杨茂、杨禄兄弟万历年间移居大产坤斗坑。^[121]一是沿河而下，移居潮州城、揭阳等地，从事教读、经商等。如七世杨凤（1455—1518）、八世杨迥等。

清初以后，杨氏繁衍较快，人多地少，生计问题成为村中大问题。族长杨之徐为此“日坐愁城”。^[122]在村中难以谋生者，便纷纷外迁。

清初人口的外迁，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除当地人口压力外，外界的吸引也是重要因素。一方面是政府的鼓励性招垦，另一方面也受诱惑性宣传的影响。

清政府康熙元年（1662）“迁界”时，广东沿海的大量人口被迫迁徙内地。及至“迁界令”解除时，许多人已客死他乡。在清政府看来，“复界”后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尽快复垦已荒芜的土地，保证赋税收入。由于大量迁居他处人口的死亡，以及不少人已在外地定居，因而复垦的人力相当有限，为此沿海地方政府积极推行鼓励招垦的措施。^[123]因此，在“复界”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招徕人口垦复田土，是许多地方官员的要务。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原来并非居住在迁界区域内的百姓也趁机迁到了沿海地区。^[124]另外，台湾收复后的开发，也相当具有吸引力。

因此无法在白堠村中立足者，便大量迁居外地。对于迁居状况，道光年间有族人回顾说：“方我祖之居于斯也，三世单微，四世始有昆季二人，至七八世而始昌，亘及九世十世而寝大。厥后人众族繁，移徙旁午。”^[125]与明中后期相比较，迁居之地有很大的扩展。除附近山区及潮州外，近者惠州、漳州，远者台湾、粤西、广西、海南，其中以迁居粤西的阳春居多。

不少族人出门后，杳无音信，与家乡失去联系，族谱上记为“远出”“久出未归”。如简厚公房十三世杨宗景子奕汉、阿律，“远出”。十四世杨大成第二、四子“远出”。尚德公房十三世杨兆浃、兆海兄弟，“俱远出”。^[126]吾叟公房十四世杨禅开、口开兄弟，杨兆寿、兆昌兄弟，于雍正年间“外出不归”。^[127]

以地点而言，以迁粤西、台湾者为最。因谋生而卒于台湾者达8例，“外出台湾”“久出台湾”者5例，而移居台湾者仅1例。迁居台湾者为达义房十四世杨宗岳（1670—1733），是杨之徐的堂侄，其曾祖父有6兄弟，祖父有3兄弟，父有4兄弟，自己又生了6个儿子，在家乡生活压力太大。康熙末年只好随族人到台湾谋生，考取了台湾郡庠生，成为当地的士绅。因此回家搬取家眷，将妻子蓝氏和四、五、六3个儿子迁居台湾诸罗县。后来长子盖、三子伪光也移居台湾。其中长子、三子、六子先后成为台湾的庠生和廪生，在当地很有身份和地位。只留老二在家乡，看守庐墓。

村民至台湾谋生者多，定居者少，与当时政府的移民政策有关。自施琅平台以后，清政府“严禁粤中惠、潮之民，不许渡台”^[128]。因此粤东居民迁台者，多从潮州樟林港等地偷渡，多为青壮年男子，从而使内地居民难以合法地移居台湾。这种情况，一直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解禁”后才改变。^[129]

村民多移居阳春，主要是受“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影响。其缘由，正如雍正六年（1728）正月初八日，广州将军署理巡抚印务臣石礼哈在名为《为议将回籍流民垦荒安插免再入川事》的奏报中所言：

窃粤东人民有从前挈家流入川省，经川陕督臣岳钟琪奏明……臣又访得有一种包揽棍徒，讹言川省米肉价贱，一去落业，立可富饶。每户得银包送。愚民被惑，不特贫者堕其局中，即有业者亦鬻产以求富足。现在檄查，勒令回籍。因思此等愚民赴川如归者，以传闻川中地土闲旷，易于谋生也。臣查粤省高、雷、廉三郡，尽有荒地可资耕种，而曾无一人就垦者……臣与督臣孔毓珣商议，将三郡荒地，内有不系沙砾可开垦者，尽行查出，分别是官是民，杜其争讼之端，宽以升科之限，将勒回入川男妇并各属有愿去开垦者，取具各官印结，一概迁就落业。积至多户，联成保甲，以为安置流民之所。至于籽种、牛具、口粮等费，其力有不能者，臣与督臣公同捐给。^[130]

针对粤民多受诱惑性宣传而多至四川的现象，广东督抚在少人开垦的粤西高、雷、廉三州划出地盘，提供口粮等，招人开垦。在这种政策性鼓励之下，白堠多有迁居粤西者。不过，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有不少移居粤西者。石礼哈所言，只不过是为了应付雍正皇帝的责备而已，并未反映当时广东内陆山区移民沿海的真实情况。^[131]

以迁居方式而言，有些是全家迁居。如简厚公房十三世杨珠（1688—？），生四子，与妻邱氏一起，“俱移阳春县”。^[132]裕后公房十三世杨忽（1653—1711）及所生三子成庄、成命、成汲，迁居于石子岭。杨珩（1658—1726）及所生五子，均定居于软桥房屋排。十四世杨芝万于康熙末年迁居广西博白。后来杨芝万回来，又将其长子及其子孙，都迁居于广西博白。^[133]乾隆二十四年（1759），杨芝万还将其父母的骨骸迁至博白安葬。^[134]十五世杨其森长子肇选及三子新、元、阿妹，移居广西郁林州七灌塘。^[135]

有些是个别迁居，大部居家。如尚德公房十四世杨允秀，杨文兰七子中的第四子，移居三河坝，其余都居于家乡。吾叟公房十三世杨五酉（1693—？），为杨士清五子中的第五子，移居阳春横岭寨。^[136]十三世杨士勤生6子，传16孙，其中一孙外出台湾，一孙移居江西，三孙移居阳春，其余都居于家乡。^[137]

有些则是大部迁居，留下一子看守家园庐墓。俗谓“长子不离灶”，作为嫡长子，须承担守护家庙、祭祀祖宗的责任和义务，因而不得外迁。^[138]如简厚公房十四世杨大成，长子奕祚居家，第二、四子“远出”，第五子一家移居揭阳。但不少留下的是庶子。如简厚公房十四世协祖共生四子，除第四子桂生外，其余均外出。^[139]

在迁居外地定居过程中，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一般情况下是一家迁居一处，以便互相照应。如吾叟公房九世杨文司一家，“移居高州”。十世杨惟藩、惟屏兄弟，移居罗定州。甚至互相牵引，从而使不少族人定居在一起，以增强力量应对自然和社会困难，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如吾叟公房十三世杨五酉，于乾隆初年移居阳春横岭寨后，两个儿子协福、协对和侄儿崇、庆、茶、协三、协对、秀等，也相继移居于此。^[140]

但也有的是分迁不同地方。如裕后公房十三世杨嘉发长子起万移居诏安，次子移居龙岩。嘉德（1654—1718）生四子，其中长子宗佶（1680—？）移居潮郡，第四子宗佑（1696—？）移居江西。^[141]

人口的较快增长，除迫使部分族人外迁外，还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族大人繁，支派繁多，关系复杂，争斗事件屡现，社会秩序混乱。

白堠地方，一直有“相斗”的传统。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杨之徐把“乐斗”视为白堠的四大恶习之一。“好斗者，人之常情。义在为父兄者，有以制之。今则不然，子弟与人斗，父兄私自喜曰：‘吾子弟有勇力，可相助陵侮人也。’子弟欣然行之，罔知顾忌。卒也，恃子弟之强以斗人，竟反以自斗其父兄，良可哀已。”^[142]虽经有声望的族长——其父杨士薰整合，情况好转。但自其父去世后，族人相斗事件，屡有发生。如杨之徐康熙三十七年从河南光山县令上退职归家时，所见之情景是“族党人浩繁，斗争相贼残”^[143]。族人互斗现象相当普遍，社会秩序混乱。

其次是严重的生活资源短缺。人口增长较快，而田土增加有限，尤其是在山多田少的大埔山区，导致生存资源非常紧张。对此，作为“一乡之望”的士绅们，深以为虑。如回乡后担任族长的杨之徐，不只一次地感叹：“迩来家口浩繁，贫病交功，日坐愁城。”^[144]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如何建立乡村社会秩序，处理好宗族发展与生存资源有限的矛盾，为族人建立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以有效地控制族人，促进地方社会的发展，成为士绅们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

康熙三十七年去职家居的杨之徐，无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便继承其父当族长的传统，以“修身齐家”为理想，在“读书课子”之余，以调理族事为己任。在他的调理下，宗族关系逐渐好转。所处理宗族事务的效果，在其兄仪廷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赠给他的题扇诗中有所反映：

同室乡邻争怨讼，勤劳排解不贪钱。

终朝有事化无事，载道讴声感激传。

事或难谐力理就，捐襄休教祸迟延。^[145]

其三兄杨凤来，也说他“劳攘勤解释，旦暮不暖席。周旋得活全，今历十余年”^[146]。对他经常调解族人纷争的行为充满肯定和赞扬。

但族大人繁，使他倍感压力。其子杨缵绪康熙六十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时，他喜不自禁，但寄给其子的信却说：“祖宗生我我生儿，门户担荷更仗谁；俗弊族繁贫日甚，义田乡校急维持。”^[147]希望儿子能够担当起革除俗弊、振兴门户的责任。所谓“义田乡校”，指的是为了建立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担任族长的杨之徐等人利用国家鼓励建立宗族的政策，借助传统儒家宗族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建构，实现宗族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