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堠乡：教育制度化与宗族的支持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53]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宗族制度建构的完备，祖尝等共有经济普遍设立后，白堠各宗族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化建设，尽可能创造条件，支持子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59]而在白堠，主要通过宗族的制度化规定，由宗族为赴试者提供相当的奖赏，尽可能支持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奖励科举是宗族祖尝支出的一大特色，是白堠科举制度化的经济来源，为宗族科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传统中国社会，考中科举是社会成员提高社会地位的主要正途，也是宗族获取官府资源、提高社会影响和地位、取得支配地方社会权力的主要途径。在清初社会动荡、宗族未建构起来时，读书人没有公产资助，多经济困难。如杨之徐早年读书时，“家计困穷，府君（即杨之徐）与诸伯父易衣而出，计米而食，炊烟时断，昼夜攻书不少辍”^[51]。贫困之窘，可以想见。筹集出门参加考试的盘缠，亦是一大难事，需多方筹措，甚至卖田地为路费。杨之徐康熙十二年（1673）第一次参加童试，盘缠是其父杨士薰典卖养生田筹集的。“岁癸丑（十二年），不孝之徐年方志学，颇通文艺。时父四壁萧如，仅养生田数亩，不惜捐弃为之徐童试资。”^[52]康熙二十五年，举人杨之徐也是因为“家贫亲老，幼弟成群”，不想去参加会试，结果在其父的资助和推促下才成行，得以考中进士。而乡中的富户，亦以资助考试为善事，如杨琼：“赋性醇厚，气宇宽宏。乐善好施，家素封。凡族戚中有贫而勤学者，求必应，且时助薪火以济其乏。遇乡会（试），则倾囊赠之不惜。”^[53]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宗族制度建构的完备，祖尝等共有经济普遍设立后，白堠各宗族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化建设，尽可能创造条件，支持子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

1.创办学塾

白堠文化发达，考中科举者众多，与各宗族普遍设立学塾有关。如萧元绍（1613—1697），“善营创，饶有产业，建宅于梅树滩。又建书馆，延师训子孙读”^[54]。萧其寀经商致富后，于康熙三十年，“建室于大宗祠之左，池石麒先生赠名‘承启堂’。又于室之右建书斋，名‘从吾所’，延师训子”^[55]。岁贡萧凤翔于康熙五十八年，“建宅于田心，名安敦堂。前后共三进，左右起从屋，外门左手建望远楼，为家塾，诒燕诚远大也”^[56]。据调查，在近代教育改制前，萧氏学塾在20座以上，杨氏在30座以上，丘氏、池氏都在5座以上。而很多学塾，在康乾时期甚至更早时就已创立。众多学塾的建立，为宗族子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如杨淮于嘉靖年间所建大书斋，期间虽曾多次维修，但作为学塾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其所传子孙均可在其中读书。而杨氏四世祖小宗祠，则在杨之徐去职归田后，为教育全族子弟，尤其是困难子弟，于祠内倡设“义学”，由族中名儒主教，全族子弟都有资格免费就学。族中子弟要去考秀才，必须通过义学组织的“会考”才准出考。^[57]

2.鼓励奖赏

大埔离府城、省城、京城路途遥远，参加科考，需要一笔不小的盘缠。不少士子因经费短缺，而无法赴试。如雍正十一年（1733）大埔儒学梁嘉最指出：“埔虽小邑，人文薮也。地居山僻，去会城一千五百余里。三年大比，诸生多艰于资斧，赴乡试者仅十之五焉。”^[58]士子赴考缺费，不仅大埔如此，其他各地如江西等地，也出现这种现象。为此，各地有“宾兴会”之设，专门资助士子赴试。^[59]而在白堠，主要通过宗族的制度化规定，由宗族为赴试者提供相当的奖赏，尽可能支持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随着各姓祖尝等共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宗族及各房为提高社会地位，非常重视科举人才的培养，对参加科举考试和学业优秀者予以鼓励和相当优厚的奖赏。如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来，杨氏宗族规定，大宗孝祀祠尝产除了每年祭祀所需之外，“将其余者，用图式廓子姓之才，由初试为弟子员，贡于廷，举于乡，捷于南宫，道里之资，鼓励奖赏之用，俱于是出。”^[60]杨氏子孙“赴试须资斧，策名须奖励”，还可从小宗祠延庆堂尝产的余祭中得到资助。^[61]

除了宗族资助外，各房族亦有不少奖励。如下三房十世杨应试所立烝尝相当丰厚，共计有尝租200石5斗。其中“余祭租九十一石五斗，择贤能董理。自纳粮修田外，凡宗裔之香灯，值办之工食，甲科以下之分别旌赏，乡会试及作宦之路费，悉取给焉。”^[62]三房十二世杨士梁于康熙四十七年去世后所立之方训公尝田租达278石，除祭祀外，“又议递年存租若干，为奖励子孙进泮、科甲、荣任之赀。”^[63]正是有他这份丰厚的尝产作为支持，其家族后来读书科举，成效显著。县志所载其传记曰：

杨士梁，字文学，号伯亮。家素裕，动循礼法，为里闾所饮式。励志诗书，充邑庠生。庭训森严，老而弥笃。子行可、越可俱膺岁荐，孙时宪登雍正元年贤书，煌登七年贤书，焸应乾隆三年岁贡。咸登仕籍，不替家声。^[64]

同时设立学租、书田等专项经费，专门用于资助子弟读书应试。如萧其宽“立学租，为延师馆谷。置书田，以鼓励后进。又于郡城买置行馆五进，为子侄族人应试侨寓所。”^[65]杨之徐在六十岁分家析产时，专门提出一部分作为学租：“其上杨梅坑八分之一田租及屈尺塘租税银留作学租。俟子孙有游泮者，递年收贴灯油之需。游泮多人，一体匀收。”^[66]

杨缵绪于康熙六十年（1721）中进士选翰林后，其父杨之徐于“九月十八日为五男告祖竖旗，收贺金三百四十余金。”^[67]奖赏之重，可以想见。

各族甚至以族规的方式，对升学乃至考中科举进行奖励，并使之制度化。如雍正年间萧俊章所定《族规》言：

称奖贤才，所以鼓士气，以励操修也。凡族有孝子顺孙，贤妇淑女，皆宜于祖尝内酌量旌奖之。勤学有志上进者，亦然。岁月而会课，有居前列者，亦奖赏之。^[68]

同时，一些富有者，对族人求学、考试也予以大力资助。如萧其宽经商致富后，“族人乡会试者有资斧，皆其力也”^[69]。

奖励科举是宗族祖尝支出的一大特色，是白堠科举制度化的经济来源，为宗族科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3.组织文会

从康熙年间开始，白堠各姓都组织了文会。“文会者，预定会期，集诸童生命题作时文，评定甲乙，实一试场之雏形也。”^[70]对于考试前茅者，予以奖赏。岁贡李兆新（1633—1718）曾师从程乡县松口翰林李士淳，“老年回乡教读，引进后学。首创文会，作文不倦，文稿著作甚富”。在乡中倡办文会，促进文教的发展，贡献甚大，被乡中学界誉为“山斗”。^[71]其中以杨氏文会影响最大。杨氏文会设在小宗祠延庆堂，即义学所在地，由族中宿儒主持。

杨之徐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担任主持时，亲作《会文引》：

谨涓初九日，会文小宗祠。月属壬寅，正虎临春榜之会；日维甲子，实天开文运之期。各炫厥长，毋吝尔玉。笔歌墨舞，千言立就庭中；霞蔚云蒸，五色齐呈纸上。春朝占春魁，莫大文章；家庙集家贤，洵称乐事。茶烟供奉，几凳自携。祖悬旧赏成规，余赠案元三矢。^[72]

明确了会文的时间、地点、参加者以及奖赏，简明扼要，很有鼓动性。

在作会文时，要求参加者“当以虚心求益，勿为争胜炫长。除剽袭之陋弊，自出机杼；务沈潛之实功，洞极奥交”。“文与行随。礼让相先，温恭辨君子之器；德业相劝，礲错借他山之攻。心希合乎圣贤，学日进于光大，则辅仁不出会文之外，敬业即在乐群之中矣。”如果能做到这样，则“吾族会文，大是佳事。”对会文的意义评价相当高。^[73]

对于白堠杨氏会课的盛况和影响，杨之徐特作《宗祠会课三首》言之：

朔望频频细课文，英贤毕集乐为群；西崖一带霞光起，荡人才入笔底云。

吐辞风雅尚清新，谁后谁先迭主宾；博得管城三叠矢，文名啧啧播乡邻。

那愁鬼哭与神惊，直欲挥毫厌众英；小子新硎方发刃，榜头亦自爱微名。^[74]

每月初一、十五都进行会课，评品等第，训练子弟，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可谓用心良苦。这种会课制度，作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如乾隆十年（1745）杨之徐的孙子杨允玺从台湾知县任上致仕归家后，也做过会课的主持人，其所撰《延庆堂会课示文》曰：

吾族家运方兴，人材辈起。第弃瑕存瑾，器或雕而始成；较短挈长，美相形而愈出。尔久游仕路，初赋归来，乐观大器于成人，更思有造于小子。迩者探珠碧海，尚余照乘之光；采玉蓝田，未尽连城之选。谨涓桂月朔日，齐集祖祠，会以文章，绳其世德。堂名延庆，地成锦绣之堆；序应仲秋，笔灿天香之瑞。合生童而同课，笙簧和谐于一家；兼论孟而为文，纂组交修于一日。公评定自月旦，赏格优及前茅。果其吐玉含金，此日尽成宿学。行看攀龙附凤，他年定作伟人。早降是祈，先期以告。^[75]

其内容和要求，乃至希望，与乃祖杨之徐如出一辙。

在会课中，如果名列前茅，尤其是获得第一名者，则不仅可得到祖尝的奖赏，而且在社会上也被看高一头，多以秀才或举人视之。如果表现太差，则不让参加科举考试。因此乡人俗称之为“资格考试”，也称“选拔考试”。^[76]

而且杨氏的文会还是对外公开的，不仅杨姓人可以参加，附近其他各姓人也可参加。如雍正年间距白堠15里的枫朗坎厦人罗时宜，非常羡慕白堠的文风，并想与白堠文人交往，于是探明会期，参加文会。因其构思敏捷，且洋洋洒洒，蔚然大观，遂被主试者拔置冠军。白堠生童争相与之结交，后来他于乾隆元年考中举人。^[77]这种由宗族倡导的开放式的会文，不仅有利于读书人之间的学问切磋，而且有助于建立广泛的文人网络。

这种会课制度，一直持续到科举制度废除。它对于推动白堠文风的兴盛，应试水平的提高，科举文化的发达，起了重要作用。

白堠乡：教育制度化与宗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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