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与反清势力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征战,各地相继陷入战火。同时正朔不明,国法家法难行,地方割据势力纷纷崛起,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因击败叶阿婆等其他地方割据势力有功,被明政府委以官职,“当事嘉其能,委守丰顺营”。明亡后,先后归附南明隆武政权朱聿健、永历政权朱由榔,被授为总兵官,“明亡,附桂王为总兵”,以“舟师驻南澳”。至明末清初,多次成为势豪的勒索对象。......
2023-08-30
白堠科举的成功,既是传统的继承,也有社区激烈竞争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
1.家学渊源的积累和书香风气的形成
早在明代嘉靖年间,杨氏八世祖杨淮就建筑了一座大书斋作为学堂,聘请福建名士陈令、陈仕贤等为师,教育子弟。至崇祯年间,有一批白堠人考中了秀才和举人。至清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积累到相当深厚的学术根底。他们多以“一经课子”、“一门共为师友”的方式相传授,并以书香门第相尚,因而比较容易取得成功。
杨州鹏(1614—1652)为庠生,其子阡、中、荷先后均考中庠生。次子杨缓亭(1637—1715)“卓然有大志,乡先生咸器重之,谓他日亢宗子也。奈数奇不售,遂绝意仕进。闭户读书,博涉经史,旁及星历、医卜诸书,自少壮迄衰老不倦。至于教训子孙,先德行而后文艺。以故诸子承父志,长登贤书,次克成均,季亦歌采芹,子孙鲜有败类。”[21]一门世代以读书科举为业,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杨士薰在顺治十一年(1654)被选为拔贡后,授以教职,但没有去就职,而希望考中科甲,出人头地,因此居家苦读,并以“一经课子”。从此子孙读书,悉属庭授,“吾以父子兄弟作师友,足矣,奚俟他求?”以父子兄弟作师友,互相切磋学问,共求进步。“故吾家不别延师,惟成教于父兄。”[22]在其教导下,儿子杨之徐10岁时就“出语惊其长老”,14岁时“县、府、道试皆第一”,17岁中举,30岁成进士。[23]
康熙三十八年(1699)杨之徐因“诖误”归家后,其舅父萧翱材已于康熙二十六年去世,他成为大埔县唯一的进士,是地方士绅的领袖。但他以反省为由,闭门课子,“亲训诸男”。而且还特意写《课儿谢事告白》,贴于书斋之门,以表其谢绝外事、专心教子的态度和决心:
自念生平,钝姿谅德;虚名半世,迄用无成。悔前修之不立,欲键户以省咎。不与公务,不听是非,不接宾客,不赴酒筵,不阅会文,不书扇面。一切辞谢,来则面拒。不知我者谓我也骄,其知我者鉴我思存。[24]
在杨之徐的教导和督促下,其次子梦时、三子绍时、五子缵绪、六子黼时等先后取得庠生、贡生等功名。
杨之徐次子杨梦时,生平刻意向学,教授子弟数十年不懈。“弟缵绪、黼时、演时俱入词林,子允玺登贤书,必蕃成进士,侄必振、必诜、德基、德征、锡恩、德瑞俱领乡荐,皆亲教之,见其成立者也。”[25]在他的教导下,众多子侄考中进士、举人,其家族因之成为大埔乃至粤东地区最显赫的科举世家。
雍正二年(1724)杨之徐五子杨缵绪由御史被革职回家时,之徐不以为忧,反以为喜,认为“今弟侄辈,年富力强,类多可造”,要求他以在京师所学,好好教导弟侄。“与弟侄辈讲论经史,评随文艺,屡年无宁晷。”“嗣后六叔父名黼时,丙辰成进士;七叔父名演时,乙丑成进士,具获馆选。府君同堂弟侄,数以科甲仕宦,联翩继起,皆府君为御史言旋时,裁成造就之力也。”晚年致仕归家后,也是“杜门日课子孙,读书作文”[26]。
杨缵绪的外甥本村人邱元遂,得杨缵绪的教导,6岁能文,13岁时考中秀才,被广东学政惠士奇称为“神童”。[27]
在世代相承的读书传统中,逐渐形成和总结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杨缓亭认为须“先德行而后文艺”[28]。杨士薰认为,读书首先要正品行,“人无品行,读书无益”[29]。其次要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君子读书,当从圣贤立身处寻取向上,非渔猎章句为书义。苟不明,就人伦日用间体贴,久之,自当冰释。”[30]“读书不学圣贤行事,虽万卷适滋过耳。圣贤书理,当就日用人事身体之。”[31]要求身体力行,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后来其子杨之徐等对此评价相当高因而被世代所继承:“此实吾父教法,不孝等常佩服于心而不敢忘者也。”[32]认为其为学的特色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其学本之躬行实践,不为辞章驰骛”[33]。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做人当从孝弟立定根基,异日居官,忠以事上,仁以利民。许多事业,皆从此处推行出去。即隐居伏处,亦不失为醇儒。若本实先拔,枝叶未有不伤者也。”[34]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其子孙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杨缵绪后来出任广州越秀书院山长时,就以此教育学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而萧宸捷则认为:
读书先在收放心。放心不收,则不能专心致志,虽日读书,无得也。至于用功,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日积月累,不可中止。既学之,而习其事。又思之,以求其理。先熟看书艺,而章旨节旨、字解句解之必明。次熟读时文,而篇法、股法、句法之必讲。次常做会文,而反正、开合、宾主、起伏、照应之必辨。志贵乎静,静则能入。功贵乎勤,勤则有功。心贵乎虚,虚则受益。读书如此,庶乎其可矣。[35]
从读书到用功再到科举,提出了系统性的指导原则。
对于一些学问高深的学者的研究心得,也相当重视。如杨缵绪从京城回到家后,杨之徐一再追问京城学者们的学习心得:
甲辰(雍正二年,1724)四月,不孝缵绪以不称职革任回籍。七月抵家,父子相见欢甚。随问:“京中大人君子,曾有指授汝以读书真种子者乎?”不孝缵绪对以发京前一夕,少宰仁和沈公特到寓所送行。教以读宋儒诸书,不如熟玩四书集注,盖此书是朱子一生精力所聚处,其他千言万语,大旨不出此。苟能玩索而体察之,身心受益不少。府君闻之喜甚,曰:“此分明指引程朱路也。”[36]
杨之徐以此为圭臬,要求子孙依此实践。同时自己也作出榜样,其子杨缵绪等对此深有体会:
府君于书无所不览,尤邃心于理学宗传。事事体认天理人欲,作斋聊云:“打破关,大梦方觉,营营求利非吾事;扎实地,一真自如,默默存心有鬼知。”不孝等常谨识于心,不敢忘。[37]
一些科举考试的成功者,甚至还把他们的读书和参加考试的经验,撰写成书,传授给子弟,使其少走弯路。如萧翱材在“居家塾课子侄”时,所著《读书作文诀》《课艺新编》等,成为当时学子们必备的教科书。
他们以读书为乐,“莫道门庭无乐事,读书守分得余研”[38]。杨之徐“生平好学嗜古,手不释卷。无论服官、闲居,虽应酬纷杂,未尝一日辍铅椠。目短视,至老能作小楷书。其手抄经史古文性理诸子百家言,以及帖括,不下万卷”[39]。一生著述甚丰,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他们以书香门第相尚,要求子孙世代相承。如萧宸捷在京师任翰林时,在为教训子孙所作的《邮示诸儿训》中,认为自己是“赖祖宗之庇,及吾父教训之功,年老始得成名,且邀恩列入词林”。但在翰林院坐馆,“教读无异平昔在乡里”。同时要求自己的子孙必须“日夜勤读精思,留心学业,以接书香。如此则光前裕后,为贤子,为萧孙,世承其美,大有造于家门也”[40]。希望子孙继续将其祖父以来所形成的书香门第传统传承下去。
2.竟争的社区环境
白堠虽仅为一方圆20余平方公里的山间盆地,但为多姓所聚居,其中大姓为隔河而居的杨、萧二姓,而丘、池、林、陈、李等姓也不小,还有连、钟等众多小姓。随着杨姓、萧姓的崛起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社区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地方事务支配权的重新分割,各姓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而变化不断。相互之间既世代通婚,关系密切,同时又一直存在竞争,甚至发生严重的械斗事件。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十六日杨、萧两姓为争雄地方,“陈戈围杀”[41]。而这一年萧宸捷、杨缵绪表叔侄同时任职于翰林院,应是白堠社区社会地位最显赫的时期。而械斗事件的发生,宗族之间的竞争态势不言而喻。对于这次械斗事件,杨氏宗族首领杨之徐感慨万千:“太史堠乡南北居,争雄角立势相屠;举目姻亲成敌国,古来休怪耳和余。”[42]
在激烈的社区竞争环境中,没有或很少有科举人才,则处于非常不利的社会地位。为了取得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各宗族都尽力支持子弟就学,培养自己的社会精英。萧氏开白堠文运,本以文试著称,但后来难敌杨氏,便另辟蹊径,大力发展武试,从而在武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能与杨氏相抗衡的社区力量。
不仅社区宗族之间,而且房族之间竞争也同样相当激烈。杨氏人丁最多的是下三房(宗族构成详见本章第二节),也最富有,但在宗族中最有权势和地位的不是下三房,而是科举人才最多的下二房。而在下二房中同样竞争激烈。在清初的社会动荡中,杨士蔚参与“反清复明”活动,被杨士薰家人告发,结果杨士蔚及两个儿子被杀,后人称之为“无头公”。这一事件因杨士薰家族的科举鼎盛而杨士蔚家族无科举人才而鲜为人知。一直到第三代培养了本房的科举人才杨梦得、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后,才撰成《士蔚公尽节纪略》,公之于众,并为之平反。[43]
在地方事务处理和宗族利益划分上,只有多出科举人才,才能使本族本房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各族各房都尽力办好学塾,并对参加科举考试和学业优异者进行奖赏。
3.广泛的社会网络
白堠文人不仅在家乡互为师友,而且还走出家门,通过游学、为师等多种方式,广交学友,建立起广泛的社会网络,为提高学问和参加科举考试获得有利地位创造条件。
白堠各姓,互相通婚,互为姻亲,互为师友。如明末清初时的萧文明,很有学问,“与同里明经杨东皇、池斗墟为诗文友”[44]。其子礼部儒士萧国荣,与堠南第一个举人杨廷纪、庠生丘坤生联姻,“诗酒陶情”[45]。池延宗,“不事生产,惟舌耕自给,罗进士睿、萧太史宸捷皆出其门”[46]。而互为姻亲关系,也使科举考试有突出表现。萧翱材是杨之徐的舅舅,神童丘元遂是翰林杨缵绪的外甥,等等。使各宗姓之间能够在学问上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促进。
与外界密切的学术交往则一直没有停止过。顺治十二年(1655),萧翱材会试下第,应程乡县松口镇大儒李士淳三子其礎之请,在其家任塾师,从而结交了与李士淳交往密切的粤东学界,如程乡县举人萧墱、李晦庵、侯止庵,海阳举人陈衍虞等知名人士,“皆相友善,视为畏友”。而萧翱材的侄儿萧元溥、萧元涓等,也与陈衍虞、李悔庵、侯止庵成为“文章莫逆”。[47]
杨之徐在康熙十八年(1679)会试下第后,即到居于揭阳县的同宗杨钟岳任职的福建学政督学署中为幕僚,既得其指点,同时又结交了林公韫、方翌霄、宋十友等志同道合者,互相切磋学术,使其学问得以不断提高。对此杨之徐感受良多,并特意写下《三益论》。[48]
跨社区的通婚关系,也成为提高学问的重要途径。随着科举的成功,社会地位的提高,杨氏、萧氏等白堠各姓先后与茶阳饶氏,湖寮吴氏、蓝氏、罗氏、何氏,梓浒范氏,松口李氏,海阳通判府吴氏,海阳陈氏等粤东地方大姓建立了姻亲关系,为彼此的学问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杨之徐之所以对《朱子家礼》有深刻认识和理解,就被认为是学自其妻家茶阳饶氏,因他经常到茶阳饶氏宗祠中“观礼”。[49]这一时期大埔县考中进士者除白堠人外,枫朗人罗濬是杨之徐的外甥,维新人张作舟是杨之徐二兄的儿女亲家,党溪人李瑜是杨之徐儿子杨缵绪的儿女亲家,似乎都与白堠有不解之缘。这种现象的出现,实与通婚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
同年、师生关系也是白堠人经常利用的社会资源。白堠很多人考中科举,同时考中者称同年、同谱,同为天子门生,关系密切。既切磋学问,也为子孙、族人、亲属考中科举提供方便。如杨之徐考中举人、进士后,同门、座师很多。杨在去职回籍后,多次到江南、江西、福建、广州等地会晤为官的同年。既得到不菲的馈赠,又通过互相唱和,加深感情,从而为其子孙考中科举提供便利。其子侄中,不少就是在其同年或同年的朋友视学粤东时取中为生员的。其子缵绪及姻亲罗濬、张可梯等人在北京会试、选官、任官过程中,也得到他们的多方关照,使他们为官少了杨之徐当年的挫折。[50]这些资源的充分利用,为杨氏宗族乃至白堠村在乾隆年间达到科举的鼎盛铺通了坦途。
白堠科举的兴盛,既是各姓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结果,同时也是地方宗族重视、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建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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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白堠人能在这有限的名额中,过关斩将,屡占前茅,足见其在科举方面确有过人之处。白堠以一乡之地,考中科举人数占全县总数近半,可谓相当兴盛。同科中举,一向视为科举佳话。康熙五十年,白堠的萧宸捷、杨润时、杨辉玉第一次三人同科中举,引起轰动。[20]以自己家族为例,非常具体地描述了白堠被时人视为“邹鲁乡”的文化之盛。白堠科举成就的取得,与明末清初以来自身的传统以及一系列宗族性的制度化建设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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