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以杨之徐为首的地方士绅,对乡村社会变革起了推动作用。本章讨论,以杨之徐为中心展开。至康熙三十四年37岁时,被任命为河南汝宁府光山县知县。既是进士,又任过县令,回到家乡的杨之徐自然地成为宗族的首领。为了团聚族人,杨之徐回乡担任宗族领袖后,以儒家伦理“名教”为标准处理族中事务。......
2023-08-30
康熙以来,每次生员考试,白堠都有数人入学。如康熙三十二年,“是科县庠八士,半属我家,三胞兄与焉”[5]。全县取中庠生八人,杨姓竟占其半。杨之徐二兄杨凤来在为其子侄提忠告的《训诸犹子持满说》中亦提到:“两年间县、府、道三试,夺帜接踵,凡六七见,可谓显矣。”[6]
所谓“是科县庠八士”,全县取中名额似乎太少,这与清初的科举制度变化有关。清初因各地庠生录取太滥,为加强控制,清政府对各州县等级和学额人数进行了重新认定。康熙八年冬广东督学“较士”于潮州、重新认定县学等级时,大埔县学被定为“下县”。“先是学宫进取颇滥,至是命礼臣分别天下人才差数,定州县大、小、中三等,著为例。大州县额取十五名,中者十二名,小者八名,外各量送府庠。”[7]实际上,这种学额等级的划分不一定依据各地人才发展情况而定,而主要取决于“行政单位的重要性和级别”[8]。所谓“重要性”,实即对朝廷财赋贡献的大小,往往税粮大县也成为学额大县,如海阳、揭阳等县。大埔为财赋小县,定为小县是常理之中的事。
县学名额有限,考试人多,为考中科举,因而出现冒籍他县的现象。清初对冒籍控制不严。如清初程乡县(今梅县)学定为中县,但名额仍偏少,考生多冒籍他县。《谈梅》云:“闻之族老,明季及国初潮属有数县文风未盛,多有不能如额者。学使者往往以此邑之有余,补彼邑之不足。程乡一邑,常取进三四十名,谓之‘通榜’。”[9]对此,光绪《嘉应州志》编者温仲和特作案语:“《寓贤志·惠士奇传》云:先是程乡能文,士多淹滞。辛卯癸丑间,冒籍之禁未严。潮属通考,士奇莅岁科试,程之入泮者百余人,士气始扬,此即通榜之证。”[10]
康熙年间,程乡县“人多勤学,俗鲜佚游”,“比屋皆诵读之声,合境悉衣冠之气。从前以中学定额,进庠止一十二名。迩来以总角操觚,应试至六千余卷,衡文者常有金弃玉遗之惜,穷经者每多途遥日暮之悲。”[11]康雍间任广东学政的惠士奇允许他们冒籍到潮州府所属各县应考,以致“程乡进泮百余人,士气始扬”。“嘉人知穷经读古,实倡自士奇。[12]”
大埔冒籍他县者亦多。如康熙十九年(1680)冬,白堠进士萧翱材就曾带着子侄到惠州府兴宁县去参加生童考试。“庚申冬,吾携侄辈应试,有齐昌之役。”[13]杨之徐之子杨缵绪先是在大埔县考秀才,但没有考中。后冒籍澄海县,竟以第一名录取。[14]
各县学额的设定,不仅生童多冒籍他县,学官亦可根据实情进行调配,因此清初县学等级的划定,并无实际意义。但随着社会的稳定,人文的发展,因冒籍相攻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雍正七年(1729),朝廷正式下文,严禁冒籍。“奉文府州县学文武生员,旧有冒籍冒姓,俱拨归本籍,改复原姓。”[15]而在此前五年,大埔县学,因人文兴盛,已由小学升格为中学。
由于各地人文的发展,至雍正二年对各州县学额等第进行了调整。雍正皇帝发布的上谕曰:
迩年文教广被,由我圣祖仁皇帝寿考作人,山陬海澨,莫不读书稽古。直省应试童子,人多额少,有垂老不获一衿者。其令督抚、学臣查明实在,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为中学,中学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数取录。督抚等务宜秉公详查,不得徇私冒滥。[16]
依此命令,大埔县因人文兴盛,经大埔县令崔懋呈请,广东督学惠士奇核查奏准,由小学升格为中学:
雍正二年(1724),奉上谕,督抚会同学臣查明实在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照府学额数取录。知县崔懋申请督学惠士奇,题升中学。额定取录县学十二名,送府庠者无定数;额定廪生二十名,增生如之;额定二年岁贡一人。[17]
白堠人能在这有限的名额中,过关斩将,屡占前茅,足见其在科举方面确有过人之处。这也表现在更高一级的举人和进士考试中。
这一时期,白堠先后有杨漱弓(康熙三十五年,1696),萧宸捷、杨润时、杨辉玉(康熙五十年),杨缵绪、杨绪英(康熙五十六年),杨树敏、杨时宪(雍正元年),杨景灏、杨允玺(雍正二年),杨成梧、萧大中、杨煌(雍正七年)考中举人,占全县举人总数32人的40.6%。其中萧宸捷、杨缵绪考中进士,占全县进士的40%。白堠以一乡之地,考中科举人数占全县总数近半,可谓相当兴盛。
同科中举,一向视为科举佳话。康熙五十年,白堠的萧宸捷、杨润时、杨辉玉第一次三人同科中举,引起轰动。堠北萧宸捷于康熙五十七年考中进士,被点为翰林。三年后,堠南进士杨之徐之子杨缵绪亦做了翰林,“太史堠乡南北居”,[18]一乡两翰林,而且还是表叔侄,轰动社会。杨之徐本人亦赢得“父子进士”的称誉。
对于白堠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盛况,早在康熙三十八年,从海阳通判府迁居大埔湖寮的吴六奇之子吴达源,就有“景彼堠山真烈烈,世间英才常不绝”[19]之说。康熙四十八年,杨之徐在自己生日那天,见白堠文化蒸蒸日上,便结合自己的经历,情不自禁地吟道:
功名富贵不妄求,饱言仁义施广誉;白堠夙称邹鲁乡,昆友十人事不常。训子义方犹在耳,满庭诗礼庇余庆;弟兄切思年方壮,游泮科名累相望。[20]
以自己家族为例,非常具体地描述了白堠被时人视为“邹鲁乡”的文化之盛。
白堠科举成就的取得,与明末清初以来自身的传统以及一系列宗族性的制度化建设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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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堠科举的成功,既是传统的继承,也有社区激烈竞争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他们多以“一经课子”、“一门共为师友”的方式相传授,并以书香门第相尚,因而比较容易取得成功。[21]一门世代以读书科举为业,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不与公务,不听是非,不接宾客,不赴酒筵,不阅会文,不书扇面。[34]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其子孙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35]从读书到用功再到科举,提出了系统性的指导原则。......
202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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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30
康熙以来,白堠人金榜题名不断,科举获得相当成功。但另外一面,成功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是也是难以想象的。科举功名的取得,虽有如杨之徐等少年得志者,但更多的是付出长期努力的代价。至雍正末年,竟占了相当一部分。在一系列制度化措施的支持和鼓励下,白堠科举在康雍年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随着科举人才的崛起,这批士绅在乡居过程中,以正统儒家理念重新整合清初以来的地方社会,从而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2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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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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