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堠乡宗族组织的建设及其重要性

面对清初的社会动荡，白堠士绅们知道，要团聚族人，约束村民，消除不稳定因素，使地方免于成为“盗区”，须重建社会秩序，确立一个等而有序的社会。而当时可以直接利用的，是顺治九年（1652）颁行的《六谕》和康熙九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143]对官方认可的宗族组织形式进行重构，“齐以礼法”^[144]，用官方提倡的儒家礼教来规范族人。

刘志伟在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时，认为祖先是当地宗族建构的“一种文化资源”。^[145]白堠士绅在清初建构宗族时，为团聚族人，充分利用了开基祖等祖先资源。《白虎通义·宗族》曰：“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有血缘关系的人相互之间是族人，但他们是否能成为一个社会群体，还要看他们是否有组织。《礼记》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146]祭礼是团聚族人最重要的方式，而始祖则是整合族人最重要的资源。“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自近祖溯之，以至始祖，世代虽远，而一脉相续。其分支别派，族姓至繁，而一气相通，何则本无二故也。明乎斯义，则追远报本，合族人以伸水木之思。”^[147]可以通过建立祭祀祖先的祠堂、坟墓，以“礼”组织族人进行祭祀，讲究木本水源，“追本报远”，达到团聚族人的目的。因而士绅以祭祀开基祖的名义，建祠堂，修祖坟，立祖尝，定期举行祭祀仪式，定昭穆，讲礼仪，将族人团聚于祖先周围，建立一个等而有序的社会。其中尤以建祠为最重要，正如科大卫的研究所揭示，“华南的所谓大族，不只是通过修族谱、控族产，更通过张扬的家族礼仪来维系。家族礼仪的中心，就是后来人们一般称为‘祠堂’……的建筑物”^[148]。

宗祠俗称祠堂，祠堂可分为两大类，合族祀者为宗祠，各房各支祀者为房祠、支祠。^[149]对于宗族的发展和整合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合族的宗祠，因此本文的讨论主要以宗祠为主。

1.重建宗祠

就现所见文献，白堠最早建祠堂的是萧氏。萧氏祠堂始建于明成化年间，但长期没有得到重视，至明末毁于战火。清初杨士薰的妹夫萧翱材中进士后，集合族人修建了小宗祠，重新整合了大小宗祠之间的关系。

被尊为六世祖的萧恭“博学能文，补郡庠士”，是萧氏第一个取得功名的人。他率兄弟八人“修祖祠”，于溪北之岸望楼下创立了萧氏第一座祠堂，但建后不久即毁于兵火：

吾族祠堂，上代有无，不可考。而今日之祀始祖名大宗者，则创自有明成化间，六世祖正直公兄弟八人也。无何，毁于兵火，虽稍葺之，仅足以庇一龛耳。四时祭祀，或遇风雨，拜跪无所，而趋跄骏奔左右。升降之仪，蔑如也。^[150]

后来祖祠虽有所修葺，因仅容一神龛，族人祭祖只流于形式，草草了事而已，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一直至万历年间，庠生萧端吉纠合族人，集资于原地重修。“迨万历己亥（二十七年，1599），十世孙端吉，倡率合族捐敛以重建之。端吉自捐银壹拾两，置簿合族分题，各捐有差。而祠宇乃复成，地名望楼下，当溪之岸，坐壬向丙。上下两堂，照墙、内庭深广相称，门向东。”^[151]

但该祠对宗族的整合作用，十分有限。在明末的粤东乡村社会中，土弁、豪强仍有相当大的支配势力，大房欺压小房，恃强凌弱等现象时有发生。萧翱材父亲的遭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萧翱材祖父萧以继万历三十四年八月去世时，“遗业颇厚”，留下很多产业。两个月后，萧翱材之父萧日宁出生。族中豪强欺其孤儿寡母，谋夺其产业，多次要谋杀萧日宁。对于此种经历和境遇，后来萧翱材回忆道：“当是时，遗业颇厚，家之疏属多强暴者，睹父生，不利吾祖母有子。”^[152]所谓“不利”，是隐语，在其父的传记中有明确的表达：“十世讳日宁，字文翼，号康侯，以继之次子……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十月初六子时生，距父殁已两月矣。有房孽利其产也，谋必死之，幸母能保护防。偶疏，被孽投之水，几毙者一而再而三，然终不死也。”^[153]载于乾隆《大埔县志》的关于其祖母邬氏的传记中亦提到：“邬氏抚一子，抱二孤，孀守矢志。有房孽恃父子兄弟之强，觊遗产而谋夺之，日迫改嫁。氏守志弥坚。孽计将死其孤而去之，逞凶者数。吴氏负而逃之舅家，乃获免。邬氏度孤与产不能两存，遂不惜豁产以厌孽腹，而孤保无恙，自是窭苦益甚。”^[154]由此可知，当时萧氏虽建立了宗族，但内部出现很多问题，存在许多不谐之音。萧翱材家的财产被族中强家霸占后，生活非常艰难，靠祖母邬氏做女红度日。

关于杨氏建筑祠堂祭祀祖先的历史，杨之徐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有一追述：

溯吾始祖四十一郎，由闽汀之宁化县石壁村而卜居白堠，盖自宋之季……二世、三世，俱以一人传绪。至四世，长房逸叟公与次房清隐公，兄弟二难，始别大小宗焉……清隐公勤俭起家，生子裕后公、克昌公、吾叟公，开三大房，皆能拮据贻谋，昌大厥后。兄弟和乐，不忍析居，爰就清隐公支分之溪南中土，卜吉经营，上栋下宇，规模肇兴，额其堂曰“有庆”，以祀我清隐公。此乃别子为祖，百世不迁者也。复于堂之左建筑从屋，子孙聚居者，二百余载，传八九世。丁口日增，祖祠地狭，岁时瞻拜，序立无所。乃按丁科银，付十世祖叔敏恪公，专权子母之息。其科银之簿，至今存也。敏恪公殚乃心力，勤劳祖事，广置祀田三百有九石。于明之崇祯乙亥年（1635），拓立宗祠，轮焕一新，是敏恪公之大有造于我祖也。^[155]

在这一追叙中，提出五世裕后、克昌、吾叟三兄弟，为祭祀其父清隐，建立有庆堂。并于堂左建房居住，聚居200余年。这一说法明显受“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观念^[156]的影响，完全是依儒家伦理进行的追叙。同时把有庆堂作为该房“不迁之祖”，从明初一直受到祭拜，实为建构宗祠寻找合理依据。实际上宗祠之建，应该是始于崇祯八年（1635），由敏恪公即杨世亨完成。《大埔县志》所载杨世亨的传记说：“杨世亨，明国学善仲子。弱冠采芹。事亲克孝。念上祖未有祠祀，倡族众捐赀独任其劳，权子母，置尝田三百余亩。创建大小宗祠。里族构讼，出一言排解之。人咸悦服。”^[157]乾隆《杨氏族谱》关于他的传记中亦说他“守先待后，无愧完人，创置祀田，真孝孙也”^[158]。对他如此高的评价，足见他为宗族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不过杨世亨所创建的，并不是大小宗祠，而只是小宗祠有庆堂。

萧、杨的宗祠建后不久，即遭明清鼎革之变，政权更替，战火不断。白堠遭受到沉重打击，萧氏的正直公祠、承事公祠、诒燕堂等祠堂，杨氏的有庆堂、观德堂等，均毁于战火，传统的祭祖活动，无法进行。同时世道不靖，“不清不明”，人心思乱。^[159]

作为宗族象征的祠堂，是宗族成员明世系、讲昭穆、崇礼让的神圣空间。士绅们非常明白祠堂的重要性，他们引用宋朝理学家程颐的话说：

物本乎天，人本于祖。故世代远，裔胤蕃，上溯所自，只根于一人之身。则营建宗祊，因之岁举时祭，用伸报本之诚，礼也，亦情也。^[160]

既然子孙都是由同一祖宗所传，而宗祠之建，可以聚合人心，因此建祠祭祀祖先相当重要，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人心不稳之时。因此那些认同清政府并获得功名的士绅，便急急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己任，其首选措施是重建宗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建祠堂。清初萧翱材考中进士回乡后，即倡建宗祠，于顺治十六年（1659）建成小宗祠；杨士薰也于康熙六年（1667）重建了小宗祠。

顺治八年萧翱材考中举人、顺治十五年考中进士后，成为大埔县地方社会身份最高者。回到家中后，鉴于当时社会的动荡及宗族内部的不和睦，在他的推动下，萧氏族绅以整顿宗族事务为己任，以尊祖敬宗为内容，对宗族进行了有力的整合，将族众团聚于祖宗的周围。

为此，士绅倡建宗祠，以崇祀祖宗为依据，聚合族众，使之不至于涣散。“宗祠之建，所以萃涣合漠也。”^[161]这是建构宗族的主要出发点和指导思想。而所建祖祠的奉祀对象，他们严格遵照朱子家礼，坚持“五世则迁”原则。

堠北萧氏在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只剩下祀奉开基祖的大宗，所有祖先都附祀其中。族无分统，反而涣散。萧翱材登进士后，鉴于第四世的三派中以乐耕公派最盛，人文蔚起，而无专祠，“乃谋诸族，建祠于尝田内，为小宗，在本村乾上”^[162]。于顺治十六年（1659）模仿茶阳饶氏宗族，纠合族人于乐耕公尝田乾上湖洋田内建造祠堂，名为小宗祠，“以祀四世祖乐耕公及四子八孙也”^[163]，祀奉四世祖乐耕公，从祀五、六、七世祖。大宗则专祀开基祖，从祀二、三、四世祖，于族有功德者则配祀其中。从而确立了大小宗制度，使族人各有所统，确立了等而有序的社会秩序。他所建立的大小宗制，在当地影响很大。后来白堠杨、池、丘以及湖寮何、罗等各姓纷纷模仿，建立自己的大小宗祠。

大小宗祠建好后，萧翱材等定期组织族人进行祭祀活动。庠生萧梦鸣特作《书祠堂记后》，指出了其社会意义：

宗庙之祭，固以报本，亦以萃涣。故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堂上堂下，言情以礼，而后洽益相观，以善其终也。”今祠堂与祭者，当人人兴亲睦之思，而合爱同敬于礼仪，笑语之间，斯可以为孝子慈孙矣。^[164]

在萧翱材的努力下，用官方提倡的儒家伦理，使用建构宗族的方式，将族人团聚于祖宗名下，重构了社会秩序，成为应付社会变革的重要措施，使萧氏族人能够在清初的社会动荡中聚而不散。

在萧氏建宗祠开始组织祭祖活动后，杨氏因人丁兴旺，为统合族人，贡生杨士薰以恢复祠堂为己任。在贡生杨士薰倡导下，于康熙六年（1667）重建了小宗祠。其子杨之冀等为其父所撰《行状》言：

吾族支蕃衍，旧有祖祠，鼎革之秋，毁于兵火，神几怨恫，无宁宇矣。父慨然曰：“此吾责也。”康熙丁未（六年，1667），乃集族人，计费鸠工，竭力经营。俾庙貌重新，祀事聿举。^[165]

具体重修原因及重修过程，其子杨之徐回忆说：

（杨世亨）建祠未几，遽值鼎革，沧桑变易，栋宇颓废者二十余年。众子孙不忍孝思之无所展也，于清之顺治十二年（1656）丙申，将清隐公祀租所入，停祭三年，累积拓增。迄康熙六年（1667）丁未，吾父南麓始会族众，诹日重建，庙貌如故，轩豁过之。瞻拜其下者，仁人孝子之思，复油然兴矣。^[166]

在社会还不是很稳定的局势下，族绅以敬宗收族为己任，通过各种途径积累资金，重修了小宗祠，规模比过去更为高大。并开始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社会效果显著，族人“仁人孝子之思，复油然兴矣”。

对于建筑该祖祠所起的社会作用，其子杨之徐在康熙二十三年所作的《父命作四世祖祭簿跋》又有进一步的揭示：

今幸赖祖宗之灵，子孙之福，祠宇焕然，岁事具举，莫不加额相庆，曰：“洵为吾族观美矣。”虽然善作者贵善成，克初者惟克终。若吾族之人，各体祖宗之心，知今日实叨祖功宗德，以有兹蕃衍，庶几力行孝弟，睦族和家，安分而力业，急公而畏法，戒浇薄争竞之风，习温恭谅值之行，行见世世子孙承祀惟永，岂徒恪守前业而已？其所以显扬祖宗、恢宏祀典者，正未有艾。若其不然，一夫为非，一姓效尤；一家作孽，一族受祸，吾又焉知祖宗之祠宇、祀田其能终为吾族有耶？

噫！积善有余庆，积恶有余殃。我祖宗既以积善而兴，子孙顾以积恶而亡，静夜思之，岂不怵惕！但愿人人思为贤子孝孙，无为毁宗辱祖。一言一行，一起一居，皆如祖考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祭簿之存，虽谓吾祖至今存焉可也。^[167]

杨之徐所言，完全是一种劝导和教训的口味，这是有针对性的。该年台湾郑氏归附清政府，长期造成粤东地方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因素消除，因此举人杨之徐借撰四世祖清隐公祭簿之机，表述了他的观点。认为社会已经安定，宗族也已建立和发展起来了。族人如要保守祖宗祠堂、祭产，要世代相承，就必须以祖宗功德相号召，要求子孙“力行孝弟，睦族和家，安分而力业，急公而畏法”，否则将会出现“一夫为非，一姓效尤；一家作孽，一族受祸”现象，从而“毁宗辱祖”，子孙无以生存。

2.修葺祖坟

郑振满在研究福建宗族时，发现墓祭亦是士绅整合族人的重要方式之一。^[168]白堠士绅在建祠堂祭祀祖先的同时，也重视墓祭。通过重修祖坟祭祀始祖，以达到收族的目的。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混乱，祖坟无法祭扫。时势稳定后，士绅即组织族人重修祖坟，祭祀先祖。萧氏祖坟位于本村马鞍山，虽历代祭扫不替，但因无祭产，坟墓倾圮，无力修复。至萧翱材中进士后，为团聚族人，即倡导族人设祭产，定期祭祀。并积资生放，至康熙七年（1668）重修一新。为重其事，萧翱材请同榜进士饶平人谢元瀛特作《肇基祖墓志铭》：

有宋进士中宪大夫讳淳，字季川，于序念三，系自江右泰和南溪萧觉公之十三世孙。历官福建漳州刺史，迁潮州路总管，解官卜居于白堠。初住溪南，寻迁溪北凹头，此凹头萧氏之基所由肇也。公之墓在本村下圳坪马鞍山，历年久，所遗田产不全，子若孙当雨露既濡，携樽楹以奠。虽碑表岘如，而坟茔坠毁，岂无孝思而兴重修之念者，多因循而未举耳。至国朝戊戌（顺治十五年，1658），有余同榜进士讳翱材者，乃集族议修墓，捐敛买置祀田。康熙戊申（七年），择吉举事，重修换碑筑灰，先朝大守之墓乃焕然一新。从此寒食上墓，展吉蠲之献，躬后土之修，每岁不失。牺牲则备也，粢盛则丰也，子孙之登坟者济济焉。礼仪式度，非若前日之简率也。萧之族，自是益兴而莫可量矣。夫自宋季而至今，四百有余年，其冢坟之湮没者无算。而萧氏始祖之墓，复宛然如昔，非甚盛德，焉能若此哉！^[169]

从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八年，潮州沿海地区正经历着“迁海”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居民流离失所。而白堠萧氏，在士绅们的倡导和努力下，从顺治十五年开始集资“生放”，至康熙七年重修始祖坟，每年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牺牲则备也，粢盛则丰也，子孙之登坟者济济焉。礼仪式度，非若前日之简率也。”谢氏认为，经此努力，统合之后的萧氏之族，“自是益兴而莫可量矣”。

杨士薰亦以整顿族务为己任，于康熙十年（1671）与族绅杨闱、杨士彦等修复了位于曹碓坑的杨氏始祖坟，组织族人祭祀始祖。

3.创立始祖祖尝

《礼记》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祖宗，是最重要的“礼”。因而通过尊祖敬宗来规范族人行为，树立道德观念，建立社会秩序，颇受士绅重视：

礼制之设，祭祀亦綦重矣，要皆起于报本反始之一念。而岁时之祭，老幼咸在，如所谓序昭穆者，序齿者，辨贤者，端赖乎此。盖一祖之生，体相关切，本至亲也。迨世远族繁，遂有见面不相识者。故于时祭，齐集祠、墓，上以尽诚敬，下以序昭穆，辨齿德，教以孝弟，期以和睦，勉以勤俭，彬彬者。于是乎观礼后生小子，亦有所感发而兴起焉。若是乎祭，固其重也。^[170]

萧翱材中进士前，萧氏的始、二、三世祖没有祖尝，祭祀祖先活动没有物质保障。为了凝聚族人，萧翱材便以修缮始祖坟墓的机会，倡议族人捐资购买祀田。“至国朝戊戌（顺治十五年，1658），有余同榜进士讳翱材者，乃集族议修墓，捐敛买置祀田。”^[171]于顺治十五年以凑份子的形式，创立了始、二、三始祖祖尝，建立起祖尝等公共产业，为制度化地祭祀祖先奠定了经济基础。

以杨士薰、萧翱材、杨之徐为首的地方士绅，不仅通过重建宗族组织确立了宗族内部等而有序的社会秩序，而且为重建乡村社会秩序进行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