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集团与地方社会：白堠乡地域史的故事

（一）大埔士绅的崛起与张琏集团的覆灭

官府在镇压张琏过程中，“四月十八日始临寨行诛，迄五月十三日获琏而告武”^[175]。前后不到一个月，声势浩大的“飞龙国”就遭到失败。在官军围攻过程中，张琏部众没有组织过一次有效的抵抗。平定“张琏之乱”，时人归功于统帅两广总督张臬、南赣巡抚陆稳等的指挥得当、措施得力，参将俞大猷等的谋略过人、作战勇敢。^[176]前人的研究也多持此说。^[177]通过细检材料，我们发现，官兵的迅速取胜，除官军大兵压境，采取了“以逸待劳”^[178]“先弱后强”^[179]等恰当战术外，实与当地士绅的崛起与积极参与有莫大之关系，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大埔茶阳乡官饶相和湖寮举人吴与言。

大埔建县前，盗贼群起，地方处于无序状态。为加强教化，消弭“盗贼”，在当地乡宦饶金的推动下，明政府于嘉靖五年（1526）洲、清远二都设立了大埔县，治所设在茶阳。世居茶阳、利用优越地理区位与官府搭上关系的饶氏家族，^[180]逐渐团聚县城，与官府建立起密切联系，开始了其崛起的过程：

族人自嘉靖丙戌建县后，方团居邑中。从前有避寇离散者，亦渐回保聚。未满十稔，三溪公遂科甲发祥。延绵及于本朝，重袂相接。^[181]

“三溪”为饶相之号。饶相生于正德七年（1512），嘉靖五年建大埔县时成为县庠生，嘉靖十二年充贡，十四年考中举人，十五年成进士，成为建县后考中的第一个进士。而在建县之前，饶相一家也有四处迁徙以避乱的经历。饶相，“五岁丙子，值地方弗靖，迁居于潮郡之金城……八岁己卯，以地方宁谧，复回故居”^[182]。

与茶阳几乎同时崛起的有湖寮廖、黄、吴等姓。湖寮地区的第一个读书出身的士绅是廖钦训（1489—1549）。明正德十六年，“经张公选入府学第一名庠生，开湖乡斯文之始”^[183]。“乡之歌采芹自公始。信学崇行，遵古以礼。”^[184]廖钦训成为乡中第一个秀才后，一生以在乡中教学为业，倡行儒家伦理，为湖寮人文的崛起，贡献巨大，因此死后被乡人谥号为“文源”。^[185]正如万历元年（1573）乡中进士黄扆对他的评价：“先生天资高朗，学有渊源。吾湖一乡，今日科甲源源，衣巾半埔邑，皆其所开先者也。”^[186]建县后湖寮人又聘请福建莆田人骆琬为塾师，结果黄扆（字及泉）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中举，三十五年中进士；吴与言（字少柏）于嘉靖四十年中举，四十四年中进士。湖寮（又名同仁）人文开始崛起。

饶相先后担任过户部主事、南昌知府等职，曾肃清鄱阳湖上的“盗贼”，颇有政绩。因家中“佃仆之难”父亲被囚，于嘉靖三十四年从饶州兵备副使任上致仕归家。回乡后的他并未消沉，而是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整顿地方社会秩序，“挟其所用世者，归隐于家，睦族教子，为闾里造福”^[187]。就当时而言，为家乡所造之“福”最大者当是平息动乱。大埔建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弹压经常“负固梗乱”^[188]的山民。建县后地方动乱仍然不断，先后有嘉靖二十一年“小靖贼首谢相、傅大满作乱”，二十三年产坑、看牛坪刘全之乱等。^[189]居家期间，深受“齐家治国”儒家观念影响，尤其是具有丰富平乱经验的饶相，便以平乱为己任。首先是“随捐俸增始祖及四代祭田，筑祠堂，修族谱，设义田、义学”^[190]。飨先赡族，赈乏旌贤，对其宗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合，以防范族人参与盗乱。其次是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因建县后地方差役繁重，遂向地方当局打报告，“请减合邑无名之徵”^[191]，以尽量减轻县民的经济压力，缓解官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矛盾。嘉靖三十七年后，与大埔相邻的饶平北部豪强张琏崛起，大埔北部小靖的豪强张公佑、南部木窖豪强萧晚等相继响应，对饶相整顿乡村社会的努力形成严重挑战，饶相积极参与对这些豪强侵扰的防范。

当张琏率部进攻他所居住的大埔县城茶阳时，他积极协助县令马淑芳守城。“邻寇张琏叛，率乡族防御，城得不坏。”^[192]当朝廷调动大军前来镇压时，饶相以乡官的身份，与官员密切合作，提出很多建议，“设奇调兵”^[193]。同时向具体负责粤东地方军事的岭东惠潮分守道冯皋谟推荐他的世交湖寮举人吴与言，使用反间计。冯皋谟因此“用吴孝廉说降雪峰”^[194]，结果果如所愿。据当日冯皋谟在大埔乌槎营中指挥作战时其幕僚钟秉文所记录的《乌槎幕府记》载：

大埔萧晚，贼中称萧雪峰，与饶平张琏、程乡林朝曦鼎立，伪自称三王。师集饶平，三巢俱震恐。先生曰：“兵法：‘攻瑕者，坚者瑕。’雪峰视琏犹瑕也，则先计取雪峰。”悬千金赏。密用乡官饶副使谋，以举人吴与言故雪峰佃主，令往说降之。俄顷，谈笑间而琏之右臂以孤。吴功成，不愿受赏。闻于朝，立棹楔旌之。^[195]

文中所言吴孝廉即吴与言，平生慷慨大义，因而在乡中颇有威望。甚至乡中之“盗”，亦多服其义，因而能多次拯救本乡于危难之中。在参与说服萧雪峰之前，吴已多次与这些所谓“贼”“盗”打交道，获得了一定声誉，而乡人多以“奇闻”视之。在他死后其友张鼎思收集其生平，在所撰《墓志铭》中曰：

公（吴与言）生平慷慨好义，有大节。待诸弟有恩，衣食婚嫁，悉以身任之。宗族待公举爨者，数十人。乡里有急，挺身周之。其最异者，丁母宜人忧时，正嘉靖末年倭人焚劫之后。大盗萧雪峰、罗袍与张琏等，出没海上，攻剽为奸。公移家城居，独率里人依龙潭寨，且耕且守。贼侦公入县，拥众向寨。公中途闻警，曰：“吾不反，寨不守矣。”促驾旋，独身对贼，谕以利害。贼感动，因以牛酒劳之。贼谓曰：“赤眉驰兵美里，黄巾不犯任闾，吾侪独无道耶？”遂散去，寨赖以完。^[196]

由此观之，吴与言在说降萧雪峰之前，就已和萧雪峰、罗袍等打过交道，并有一次成功的经历了。而对于这些豪强，吴与言等地方士绅并不以“寇”、“贼”视之。

三十八年己未，木窖陈村、郑吕养等聚众为寇乱，知县吴思立招抚之。初，陈村、郑吕养等聚众为寇，流劫福建漳州地方。湖寮生员蓝田学、孝廉吴与言、里排邬如晋等为地方虑，遣人致书谕以顺逆祸福，使之改过自新。贼大感悟，遂听抚招之说，散其余党焉。^[197]

其实此时的吴与言还是县学诸生，而不是举人。陈村等聚众流劫漳州，危害地方治安，在官府看来当然是“盗贼”了。而在当地士绅们看来，却被称之为“绿林”，是可以用义理来说服，而不是不讲道理的：

嘉靖三十八年（1559），木窖陈村、郑吕养等聚众为盗，肆螫于境。时（蓝田）学尚为诸生，偕孝廉吴与言、里正邬如晋，遣人寓书诸绿林，谕以顺逆祸福，令其三复自思。贼众感侮，受抚。^[198]

可见，在这些地方士绅眼中，盗贼并不是“无道”，而是讲道义之人，通过写信说明顺逆祸福之理就可以说服，进而解散。前事“以数语解龙潭之盗”也是例证。这可能也是乡绅们积极参与的缘由。而说降萧雪峰后，不愿意接受官府千金之赏，可能也是这个道理。

在这次大征中，吴与言不仅说降了萧雪峰，而且对于解决兵饷问题，出力尤多：

明年壬戌（四十一年），朝廷以岭南遣重兵讨之。时值岁凶，粮不继，人情汹汹，惧有他变，郡县束手。公为“条陈处置”上之，兵饷以足，大憝悉平。按抚为旌其门。^[199]

其所列条陈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据其传记中“条陈劝讨逆之师”^[200]而言，当为劝导官兵不要过于抢夺地方百姓，以防激起更大的事变。

由此观之，官军之所以能迅速平定张琏之乱，当地士绅的参与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正如时人对饶相的评价所言：“设奇调兵，节歼张琏、倭夷、罗袍、官桂诸巨寇。”^[201]

地方士绅积极参与镇压张琏之乱，并发挥重要作用，反映了他们对地方事务的强烈参与愿望，体现了其整合地方社会、建立地方社会秩序的努力，凸显出士绅在地方社会中开始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开始起支配作用。

（二）国家管制的强化

在杨舜参与张琏活动被镇压后，杨氏的发展面临着空前的社会抉择。因为官府平定“飞龙国”后，实行了一系列举措，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1.添设新县与巡检

轰动一时的“张琏之乱”被平定之后，政府为稳定在粤东地方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首先是增设新县，加强控制。

据《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载，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正月二十八日皇帝召集大臣商讨善后之策时，提督两广都御史张臬、纪功御史段顾言各条陈“善后事宜”。经户部讨论履实，认为可以执行的有三事，其中之一就是“添设县治”：

潮州、海阳之辟望，为倭奴入寇门户，宜设一全县，以增潮南之藩篱，应割都图者七。潮阳之水宜设裁减一县，以控扼海丰、惠来、长乐三县之要冲，应割都图者四。又程乡县之豪居，新设平远县，远隶江西不便，宜割程乡、兴宁田粮立为裁减县份，仍属广东。其原议割武平、安远里分，宜还各省……疏上允行。乃设澄海县于辟所，普宁县于水。^[202]

平定“张琏之乱”与新设三县之因果关系，地方志中亦有明确的记载：

先是饶平抚盗张琏以三饶叛，分部流劫江、闽二省。而海（阳）、程（乡）、潮（阳）、惠（阳）黠贼王伯宣、林朝曦、陈八、黄启荐等，复与连和，为掎角之势。于是督抚都御史张臬会兵剿之。及琏等伏诛，因建议善后之策。以海、程边地分置澄海、平远，而拆潮之羊乌、水、黄坑三都置县曰普宁。^[203]

粤东地方从明初的四县添置至明末的十县，时间长达近200年。其中一年中竟添设了三县，无疑是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一府之地短期内突添三县，反映当地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朝廷控制的强化。

朝廷不仅强化了县级行政控制，同时还加强了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首先表现为添设巡检等县府派出机构。

在平定“张琏之乱”过程中，随宜安插了胁从、降民“一万五千余”^[204]。为加强对动乱之区及“新民”的控制，明政府大量添设巡检司。据嘉靖皇帝《实录》记载：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二十二日，“添设广东岭脚社把总一员；白堠、大产、云落径、鹅埠头、乌槎、虎头砂、潘田、磁灶村各巡检一员；移潮州守备驻黄冈，柘林守备驻南澳”^[205]。

在此之前，大埔县仅大产、三河两个巡检司。平定张琏后，竟增添了白堠、乌槎、虎头砂三个巡检司。另外新添的海阳县潘田、磁灶村等巡检，饶平岭脚社把总，也在大埔县附近。大埔一地竟有一知县五巡检，足见这次动乱后朝廷对大埔乡村社会控制加强的程度。

其次，添置里图。

粤东地区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乱后，地广人稀，在明初重编里甲、调整县治时，整个地区仅设四县。随着人口的繁衍，山区的开发，经济的发展，新县不断添设，乡村基层社会组织里甲也不断增设，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如大埔在嘉靖五年建县之前仅三个里，建县后添至二十个里。^[206]朝廷在处理“张琏之乱”中通过的三大善后之策之一的“整顿里甲”，要求添置里图：

程乡县延袤千里，原额止十八图。豪猾营充千长、隘官名色，凌轹乡民，起盗之源，实由于此。惠、潮二府所属诸县皆然。宜及今大造之年，添设图分，增立里长，督办租役。其他名色，悉为除革。^[207]

不过，对照嘉靖前后各县的里甲数量，不但没有增多，反而有减少的趋势，因此添设里图之策并未得到实施。但地方政府为了减轻乡民负担，确实对里甲的田粮、人丁等进行了调整，使里甲之役趋于均匀。

2.创立条鞭投柜法与调整里甲

大埔县位于五岭之东，闽广之交，为隋唐万川县旧地，但历代废置不一。“入明渐被声教，凡百十余年，民之无良者犹恃险梗化。嘉靖五年（1526），守臣始请于朝，度地于神泉茶山之阳，设立县治。”^[208]

大埔县是从海阳县划出清远、洲两个都建成的，官府所登记的粮丁相当稀少。“洲都原额里长二名，清远都里长一名，粮共三千七百余石，人户未及二千余户。”在建县时，“遇例通融，粮、白相兼，洲都编作十一里，清远都编作九里。每一里长粮户未及二十石，人丁共凑五十余丁，中间见存者少，逃亡者多，丁粮稀少，莫过于此”^[209]。由三个里扩充为二十个里，乡民的负担大大加重。尤其是地处交通要道，官员差使往来频繁，百姓差役尤为繁重。贫民不堪忍受，不时与官府对抗。

乡官饶相认为：“建置以来，逮今三十年矣。额赋甚寡，宾使经往兹邑者日众，供输百倍于昔。”而当时的地方官风又相当腐败，“潮俗凡事上官宾使，大都以奢靡相尚，吏兹土者类浚民以媚上，剜肉医疮，无所怯惜”。因而导致贫民起事不断。“暴客盘据于汀潮之界，负固作孽，莫可究治。”“邑北有高山，产坑之民素习无良，岁久遂成盗薮，啸聚盘据，党与渐众，流毒千里之内。”^[210]

减轻县民的财政负担，稳定地方社会治安，成为当时地方官员的一大时政，为历任官员所致力。因生财之道有限，历任地方官员多以节省里甲即裁减经费作为裕民之策，甚至开创了“条鞭投柜法”。

冯皋谟在担任惠潮分守道期间，为了平盗，采取了一系列财税政策。“以岭外向来贪黩成风，盗端此起。今欲平寇，在先保民。为禁贪残，平赋役，上不得有非礼之受，下不敢为无名之供。”^[211]在经费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裁汰浮费，平均摊派。“裁省里甲浮费，酌处均徭力差，划除仓廒积蠹，著之章程，以垂永久。每岁节省潮惠民财，不下数万金。”^[212]其幕友钟秉文认为，后来实施条鞭法的依据，始于冯皋谟在潮州时的财政措施。“至今诸省一条鞭投柜法议，皆始自先生。”^[213]其好友冯梦祯也认为，后来的“条鞭投柜法”，就是他在潮州时所首创的。“今所行条鞭投柜法，公所创也。”^[214]认为因裁省地方经费而所实行的一些措施，成为后来万历年间张居正实施财政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和投柜法的源头。

为落实对付张琏的军事行动，广东监司特调碣石卫的官员郭龙冈署理大埔县事。他对于解决县内的财政难题，多有建树。“复因兵荒之余，丁口消耗，申请督府并里图以从省约。查处寄庄粮，各就近编里役管辖，不致贻累土著贫农。永为埔邑造无穷之福。”乡官饶相的评价是：“自建邑逮今几四十年，能裁省里甲洁己裕民者，无出侯之右。”^[215]得到当时绅民的肯定。

另一减轻县民负担的措施是整顿里甲。继郭龙冈而任大埔知县的张孔修，鉴于战后大埔乡村社会的凋零，也以整顿里甲以苏民困作为首务：

吾邑大埔自庚申（三十九年）以来，寇盗繁兴，加以师旅，饥馑接踵数载，荆榛满野，元气几丧矣……乃张侯自壬戌（四十一年）冬莅吾邑，承凋弊之余，即以爱养元元为首务。招抚流移，遂归于本业。简讼谍，慎招呼，罢不急之征。民有应募投兵者，恐沿习无良，力言当道追复农亩。各乡类有没官田，查系新民父兄物业，俱给回以为恒产。时当攒造，册弊视诸邑为最，侯力任其事，将逃绝丁口覆实开除，据现存人户通融编造为二百里，多寡虚实，秤量停匀，持廉秉公，可质诸神明而无愧。以故数十载积弊，一旦划除，将来由此而赋役均平，永无偏累，其垂惠邑民，岂浅浅哉。^[216]

而当时里甲值役，须承担县衙里的日常费用，役费相当繁重。以海阳县为例，嘉靖年间揭阳人兵部尚书翁万达为海阳知县朱宠所撰《去思碑》中有言：“往者县里甲直（值）官，供亿（一）日辄费十余金，重苦无恤，甚有不旋踵而贫窘死者，徭编则视货轻重。”^[217]

张孔修整顿里甲，根据全县现存人户通融编造为200个里长，每年轮值20个里长。据饶相嘉靖二十年（1541）《请拨大埔县都图疏》可知，大埔建县时的编制就是20里，200个里长，因而只是通融均平里甲，从实际上减少百姓的负担不均，而没有裁并里甲。

3.加强教化与乡社教育

由于山海交讧，地方多乱，大埔乡间社会风俗随之而发生变化。“吾邑大埔自庚申（嘉靖三十九年）以来，寇盗繁兴，加以师旅，饥馑接踵数载，荆榛满野，元气几丧矣。民见奸宄得志，强梗莫惩，多弃本业而恣浮荡，蔑训典而志淫邪，正气亦复不存。”^[218]民多好逸恶劳，不务正业。

有鉴于此，官府积极推行教化政策。县令郭龙冈在张琏被镇压后，“各社礼教不及，民用蹈于匪彝，侯为申明。置立社学，且量拨没官田土以赡社师。复议立乡约，宣扬圣谕，演为说文诗歌，颁布各社，期于遵行，以训迪民间子弟，良切风教”^[219]。

嘉靖四十一年接任的张孔修，也以教化为首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承凋弊之余，即以爱养元元为首务……乃立社学，以训民间子弟，择生儒有行谊者，资以没官田亩，以为社师。每月朔望，躬诣学宫，督课诸生，定为程式，亲为品题讲解。故士咸力学，而民知向方。夫由前言之，是仁政养民，能培元气者也。由后言之，是善道教民，能扶正气者也。教养兼举，令闻日彰，于是南赣督府大中丞陆公驰檄而崇奖之。^[220]

因措施得力，成效明显，张孔修得到南赣巡抚陆稳的褒奖。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一月，县令张孔修因御寇有功，抚民有方，政绩优异，被皇帝通令奖赏，“诏加……广东大埔县知县张孔修五品服色、俸级”^[221]。

经过几年卓有成效的整治教化，至隆庆初年在江西任兵备副使的吴与言回乡省亲时，所见的大埔乡村已是另一番景象了：

见其荒芜垦，田野治，多力作而鲜游惰，四民各一其业，暴客化而儒者立，流移者复薮泽，无荷戈之夫。闾阎里井，诵声相闻，崇礼让而寡争讼，绰有承平康阜之风。询诸乡之父老，咸曰：“此邑大夫刘侯之化也。”侯之莅任也，持己以廉，处家以俭，不通关节，不染苞苴，心事如青天白日。罢不急之征，省里甲之需，民有讼者反复开谕，苟得其情，徐从轻贳，终不加苦。尤倦倦于作兴士类，重礼让，崇教化，躬帅以德而缓刑罚，盖所谓善善长而恶恶短者也。是以民得躬亲亩亩，各复其本业，耻于游惰，寡讼而尚学，骎骎乎咸成淳厚之俗……埔民经大兵之后，咸畏威守分，力穑服勤，无啸聚弄兵之徒也。惩忿啬财，淳朴寡讼，鲜起灭珥笔之人也。差输以时完报，甘贫守艺，无奸宄豪侠之夫也。^[222]

在吴与言笔下，动乱平定十年后的大埔，已成为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知礼守法、按时交粮纳赋的和谐社会了。吴与言在南昌任职时就与县令刘汝翱打过交道，同时说的又是自己家乡，所言虽有溢美之嫌，但经过地方官员的努力，社会风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则是毫无疑问的。

（三）地方社会的转型

在官府强大压力的态势之下，白堠人如仍要与官府相抗衡，显然行不通，因而只能服从官府统治，与官府合作。而要和官府拉上关系，获得国家的社会资源，提高社会地位，取得控制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下，唯有走读书科举之路。茶阳饶氏、湖寮吴氏等，便是成功的典范。

建县前与白堠人一起行劫各地的湖寮人，建县后聘请福建科举最发达的莆田县^[223]文人骆琬为塾师，结果社会风气大变：

清远湖寮，先不知学。至嘉靖年间，莆田骆先生讳琬，号琢斋，教读清远，兴起一方文运。甲科黄及泉、吴少柏，皆出其门。自是户诵，科甲接踵，至今有小莆田之号，所自来也。^[224]

湖寮在正德后期即有秀才廖钦顺为师当地，但水平有限，影响不大。在精通科举制艺的骆琬的教育和指导下，湖寮人读书向学、接受教化，参加科举开始成为社会风尚，并很快产生社会效应。黄扆（字及泉）、吴与言（字少柏）先后考中举人和进士，湖寮（又名同仁）成为该县仅次于县城茶阳的第二个文化中心。骆琬因为功劳卓著，被当地人称为“斯文鼻祖”，俗称“开教先生”。后死于该地，一直受到当地人的隆重祭祀：

骆琬字琢斋，闽之莆田人，经术精湛。嘉靖间客寓同仁社，教授生徒。黄及泉、吴少柏皆出其门，自是科第接踵。溯其渊源，以先生为同仁斯文鼻祖焉。卒于寓所，遗冢在杨梅田北山之麓。明邑侯震泽王公置义田租谷二石，岁给清明扫墓之费。^[225]

因为骆琬的“开教”，与白堠相距20里的湖寮人没有参与张琏的“飞龙国”，因而未遭官军攻伐，未受损失。这无疑为白堠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官府积极推行教化的政策，也为白堠人重视科举创造了外部条件。县令郭龙冈在大兵镇压之后，为使当地人服从国家统治，普遍设立社学，积极在乡村推行教化政策：

各社礼教不及，民用蹈于匪彝，侯为申明，置立社学，且量拨没官田土以赡社师。复议立乡约，宣扬圣谕，演为说文诗歌，颁布各社，期于遵行，以训迪民间子弟，良切风教。^[226]

而对于读书科举的重要性，在白堠有着关系身家性命的传奇故事。在这次灾难中，杨淮之所以能够脱难，除身为富豪富有钱财外，相传最主要的是他曾有恩于几个读书人和为官者。陈令、陈仕贤、张彀等是在考中举人、进士后才任职为官，取得对国家资源的支配权和地方事务的处分权，从而挽救了杨家性命，这使杨淮深刻认识到读书科举的重要性。

早期控制乡村的豪强，在这次官府的镇压行动中基本被清除。白堠杨氏、萧氏等，从明代弘治年间起，就有人读书参加科举，但效果不显著，考中科举的人数少，士绅的社会影响小，乡村基本由豪强所控制。杨氏的第一个庠生杨凤（1445—1518），甚至在家乡难以安居，只好移居潮州府北门，后官至成都府经历。^[227]在官府镇压“张琏之乱”过程中，村中豪强受到沉重打击。

由于以上社会因素的影响，白堠人接受教化，服从官府统治成为大势所趋，读书科举成为提高社会地位的主要正途。为此，幸免于难的杨淮，不惜重金建筑了规模宏大的书院——“大书斋”（见下图2-1），并为子孙“延师教诲，劝学不辍”^[228]，希望他们能够走读书科举为官之路。

图2-1　杨淮所建之大书斋

嘉靖年间曾入国子监学习的监生杨善，虽屡受教官赞赏，却没有出去为官，可能与家乡及家族遭遇这一次事件有关。杨善，“幼遵父训，谨守绳墨，不逾尺寸。嘉靖甲寅（三十三年，1554）由廪生入国子监肆业，为郭司成所推许，例得官，不就。家居教子，甚有义方。祀先睦族，极尽其诚。好善乐施，尝倾襄以济人之急”^[229]。迁居潮州府北门、隆庆四年举人、后曾官至“京兆少尹”的堂弟杨泷，于万历年间为杨善所作《静春兄像赞》亦言：

吁嗟学士，仁义存心，忠厚用意，恂恂宗乡，怡怡昆季，终始典学，颐养林谷，襟怀洒落，器宇宏深，内不失己，外不失人，乡邦表帅，圣世逸民。^[230]

可见杨善在这一事件后，居家教子。后来其子世承、世亨先后成为庠生，成为杨氏最早的科举世家之一。同时“祀先睦族”，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家乡树立社会礼仪的典范，对家族进行整合，从而使白堠乡村社会逐渐转型。

至万历四年（1576）大埔县令李汝极为白堠人捐资设渡时，称白堠为“吾邑名乡”，表明白堠在官府视野中社会形象已明显改变，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至万历三十四年时，全乡杨、萧、池等姓的庠生已达15人^[231]，初步形成一个士绅群体。

这些士绅开始有意识地对传统乡村社会进行整合。其中迁居潮州北门的杨凤的孙子杨泷（1536—1604），隆庆四年（1570）中举，成为杨氏也是白堠的第一个举人。“筮仕武定府，历嘉兴、辰州别驾，左迁京兆少尹，三列荐剡，赠父如其官。署篆江浦……修泽宫，建文昌阁及浮屠，一时科甲蔚起。士民思慕，专祠祀之……创寺、阁于祖乡马佛山，以障颓澜。自此风气回，人文盛，骎骎乎登贤书者众矣。”^[232]

多年在外为官后，杨泷重回祖乡，光宗耀祖，成为家乡威望最高者。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根据在江浦县建文昌阁和寺庙的成功经验，对原乡白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所谓“创寺、阁于祖乡马佛山”，是指将村中央杨安墓大坟顶后面庵下的端平寺移到村口的马山上，改名为马山寺。并在其旁建文昌阁，祀奉读书人所崇拜的文昌神，以提倡文教。端平寺原在堠南庵下，建于宋朝。嘉靖十一年（1532）秋，白堠溪南缘首杨厚、张凤捐“造大香炉一座，并带钟鼓，一应完成”^[233]。康熙辛卯年（五十年，1711）贡生杨凤来《江公祠祀略》云：

宋时有江廉夫妇原置地基一所，坐落堠南河唇边之中，因年老无嗣，将地建庵奉佛，额曰端平寺。至今犹沿旧传，称其地曰庵里。万历庚子（二十八年，1600）武定知州杨泷、乡饮宾杨森、博士员池士滔迁庵于河西马山之巅。^[234]

而在此之前，杨泷已于万历二十一年从潮州回到故乡重修始、二、三世祖坟^[235]，整合了杨氏族人。庠生萧端吉，发起萧氏族人捐资于万历二十七年建起了萧氏宗祠。^[236]建立祖坟、祖庙，集合族人依时祭祀祖先，确立了官府提倡的儒家宗法伦理，建构起了宗族社会。

至天启年间，白堠文教受到县令的嘉奖表扬。杨淮孙子杨应试（1552—1627），“隆师重道，义方训子，皆至诚至敬，不减古荀氏风。八子振振，列庠饩黉者五，各能成立，承继父志”。八个儿子中，竟有五个是县学生员。至晚年，县令苏建中（天启二年至四年任）“闻公齿德，请为乡饮正宾，匾奖曰‘三祝齐膺’”。还赠诗一首，内有“共说堠山公是鹤，还多渤海子如龙”^[237]之句。对其教育子孙的成就进行肯定和褒扬。

崇祯年间，白堠先后有杨廷纪（崇祯六年，1633）、丘大复（崇祯十二年）考中举人，白堠士绅的势力和影响进一步扩大。随着社会动乱的出现，白堠士绅成为对付地方“寇乱”的一支重要力量。（详见第三章）

可见，经过七八十年的教化后，白堠人已完全改变了以前的传统，地方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实现了社会转型，一批受过儒家正统思想训练的士绅正在崛起，并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很值得玩味的是，随着杨淮家族的崛起和势力的壮大，原与张琏关系密切的杨淮，在清嘉庆年间其后裔参与编修的《大埔县志》中，被塑造成为一个抵御张琏、保家卫乡的英雄和善士，被列于“耆德”门类。“杨淮……家素封，轻财好义。时值土寇张琏为害，淮罄家赀以守御，乡里赖安宁。”^[238]

可见，杨淮的故事和传说，一直在根据时势变化和社会需要，不断被其子孙塑造和演绎之中。

虽然白堠早期的历史多为传说，但通过将其置于地域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行解读，我们发现，从宋末到明末期间，白堠地方社会由一个官府管教不到的畲瑶之地，经过一系列变乱和官府加强控制之下，在地方士绅崛起后，逐渐接受教化，地方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实现了社会转型。白堠也因之成为中央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释】

[1]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祖先故事的结构及其意义》，《中国族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谢剑、房学嘉：《围不住的围龙屋——记一个客家宗族的复甦》（修订本），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2]典型的如周国茂：《民俗与行为模式》，载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8～188页。

[3]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叙事结构及其意义》，载《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

[4]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5期。

[5]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杨禹功，百侯侯南大巷口人，70多岁，退休干部，杨氏宗亲会负责人。对百侯历史相当了解，是笔者在百侯调查时的主要报告人。

[6]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5页。

[7]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耆德》，第1页。

[8]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1页。

[9]黄志环：《大姓姓氏录》，大埔县地方志丛书，2001年，第188页。

[10]大埔百侯杨氏族谱编委会：《大埔百侯杨氏族谱》卷1，2003年，第1页。

[11]2003年8月11日，在侯南村对杨启新的访谈。杨启新，百侯侯南人，70多岁，退休教师，居于池屋旁荣新居。

[12]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

[13]同上。

[14]2004年5月10日，在广州对百侯蕉里人张载炯的访谈。张载炯，80多岁，离休干部，有亲戚居于侯南，早年在侯南读书，对百侯一带历史相当了解。

[15]张韶元：大埔县百侯镇蕉里村《张府积厚堂族谱》，1997年，第4页。

[16]2004年5月10日，在广州对百侯中学校友会主要成员杨大炎、萧亭、杨开茂等的访谈。

[17]典型的如吴金夫：《三山国王文化透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贝闻喜、杨方笙：《三山国王丛谈》，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

[18]粤风：《大埔民间的祭神习俗》，《大埔文史》第7辑，1988年，第83页。

[19]郭汤盛：《大埔先贤诗文钞》，台湾先锋打字排版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第264页。

[20]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2年。

[21]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叙事结构及其意义》，载《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2]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谱传》，1935年稿本，第16页。

[23]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卷1，《世系》，第1页。

[24]池昭世：《池氏族谱》卷1，第1页，同治七年抄本。

[25]同上书，卷首，同治七年抄本。

[26]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历史研究》2006年6期。

[27]黄志环：《大埔县黄氏源流》，大埔县黄氏源流编委会，1997年，第45～46页。

[28]刘志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载《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

[29]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56～63期，1929年。

[30]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客家研究辑刊》1995年第1期。

[31]Chang Wing-hoi，Ordination Names in Hakka Cenealogies：A Religious Practice and Its Decline，in David Faure and Helen F.siu（eds.），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32]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33]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34]王相等：康熙《平和县志》卷12，光绪十五年刻本，第7～8页。

[35]据陈春声的研究，客家是一个带有近代学术色彩的族群概念，经历了很长的一系列的过程而被“制造”出来的。（参阅陈春声《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的思考》，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这个观点符合实际，但客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概念出现前亦一直客观存在，因此将未有自觉意识时期的客家加上引号，以示区别。

[36]陈支平：《从客家族谱所见之两个史实问题》，载陈支平、周雪香编《华南客家族群追寻与文化印象》，黄山书社，2005年，第418～419页。

[37]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0，《人物志·列女》，1943年，第1页。

[38]李德礼：《许夫人与飞天马》，载余耀南编《大埔县民间故事传说笑话集》，《大埔乡讯》社，1999年，第161～162页。按：近年来有研究认为许夫人为漳州人，言之凿凿。但大埔地方也有崇拜许夫人的传统，因此不排除大埔也有类似于许夫人经历的人，或漳州的许夫人曾转战于现大埔地方。

[39]广东省大埔县地名志委员会：《大埔县地名志》，1987年。

[40]2006年6月12日，在百侯南山对张晋忠的访谈。张晋忠，百侯南山人，30多岁，出租车司机。他说该传说是从父辈处听来的。这一说法后得到杨永汉的证实。杨永汉，百侯侯南楼下人，60多岁，退休教师，对百侯历史相当了解，是笔者在百侯调查时的主要报告人。

[41]张益祥：《南山杨林两位太公轶事》，《大埔文史》第20期，2002年，第114页。

[42]张益祥：《南山杨林两位太公轶事》，《大埔文史》第20期，2002年，第110～114页。

[43]2006年5月10日，在大埔湖寮对张益祥的访谈。张益祥，百侯南山人，80多岁，老中医。

[44]2006年6月12日，在百侯南山村对张晋忠的访谈。

[45]John Lagerwey，Notes on the Symbolic Life of a Hakka Village，载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3年。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等，1996年，第278页。

[46]刘克庄：《漳州谕畲》，《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四部丛刊本。

[47]雷弯山：《刀耕火种——“畲”字文化与畲族确认》，《龙岩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48]曾雄生：《唐宋时期的畲田与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古今农业》2005年第4期；屈文军：《元代的畲族》，《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49]赖扬石：《赖家与蓝家易地而居》，《大埔文史》第21辑，2003年，第224～225页。

[50]廖复一：《续修蓝氏族谱序》（万历四十四年），载蓝海文《大埔县蓝氏族谱》第1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第19页。

[51]肖文评：《明末清初粤东北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大埔县〈湖寮田山记〉研究为中心》，《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52]肖文评：《大埔县湖寮广福宫的传统庙会》，《客家研究辑刊》2005年1期。

[53]据温廷敬所编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记载，“儿孙”为“鬼为”。2006年7月3日中山大学与嘉应学院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探索客家族群记忆’研习营”活动在考察这一碑刻时，经郑振满教授现场辨认，“鬼为”二字当为“儿孙”二字。

[54]2003年10月5日，在侯北村对萧清耀、萧延麟的访谈。萧清耀，70多岁，原村干部，萧氏宗亲会主要成员之一，笔者在侯北村的主要报告人。萧延麟，70多岁，原村干部，萧氏宗亲会主要成员之一，笔者在侯北村的主要报告人。

[55]Chang Wing-hoi，The Deline of Ordin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akka Lineage in Changle County，载香港中文大学等编《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崇正总会，1994年；林国平、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120页；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客家研究辑刊》1995年第1期。

[56]丘玉辉：《百侯丘氏族谱》，大埔百侯丘氏族谱编委会，2004年，第60页。

[57]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96页。

[58]关于士绅的定义，尚多争议。本文采用张仲礼所定标准，即无论是通过科举“正途”，还是捐纳“异途”，只要取得功名，都可称为“士绅”。（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页。）

[59]杨缵烈：《本族族谱生卒考》，载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上，1929年，第10页。

[60]黄挺：《读弘治十六年潮州府〈本府告示〉碑札记》，《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37期，2004年10月。

[61]新加坡茶阳何氏公会：《粤埔上莒村何族成裕堂谱系》，1991年何乃权抄本，第64页。

[62]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2页。

[63]刘志伟：《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64]2003年10月18日，在侯南村对杨永汉的访谈。

[65]2003年10月19日，在侯南村对杨永汉、杨禹功的访谈。

[66]2003年10月18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杨永汉、杨添顺的访谈。杨添顺，70多岁，退休干部。其父曾任观音亭庙祝，小时随父在庙中，听闻乡中故事颇多。

[67]佚名：《祭始祖墓文》，载杨景璜编《大东杨氏族谱》，1923年稿本，第31页。

[68]杨永城：《百侯杨氏源流小考》，《大埔文史》第16期，1998年，第243～248页。

[69]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30，《人物·方技》，第20页。

[70]杨之徐：《五世祖春祭序》（康熙三十三年），《企南轩诗文集》卷1，雍正十三年刻本，第15～16页。

[71]杨之徐：《八世祖直斋公祭簿序》，《编年录》下编，第15页；乾隆《杨氏族谱》，《祀田备考》卷4，第27～28页。

[72]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3～4页。

[73]同上书，第5页。

[74]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谱传》，1935年稿本，第18页。

[75]刘斐：《六世正直公墓志铭》，大埔《萧氏族谱》卷20，《坟山墓志》，1935年稿本，第109页。

[76]池昭世：《抄录祖上遗簿并合议》，《池氏族谱》，同治七年抄本。

[77]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2年，第12页。

[78]刘抃：康熙《饶平县志》卷1，《建置》，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2年，第12页。

[79]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2年，第7页。

[8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9册，《广东下》，续修四库本，第45页。

[81]陈天资：《东里志》卷1，《沿革纪》，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4年，第7页。

[82]吴立思：《大埔县志》卷9，《杂志·寇贼》。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2000年，第181～182页。

[83]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谱传》，1935年稿本，第18页。

[84]刘斐：《六世正直公墓志铭》，载大埔《萧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109页。

[85]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131～132页。

[86]吴立思：嘉靖《大埔县志》卷9，《杂志·寇贼》，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2000年，第181页。

[87]同上书，第181～182页。

[88]王阳明：《闽广捷音疏》，《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06页。

[89]王阳明：《闽广捷音疏》，《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

[90]王阳明：《闽广捷音疏》，《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05～306页。

[91]王阳明：《添设平和县治疏》，《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19页。

[92]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1～102页。

[93]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102～103页。

[94]同④，第130～131页。

[95]杨达懿：《五世祖昌荣公烝尝田业志》，杨景璜《大东杨氏族谱》，1923年稿本，第5页。

[96]2006年11月20日，在大东坪山对杨远省的访谈。杨远省，50多岁，大东坪山人，公务员，对大东地方历史较为熟悉。

[97]黄挺：《读弘治十六年潮州府〈本府告示〉碑札记》，《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37期，2004年10月。

[98]江朝宗：《新建饶平县治记》，康熙《饶平县志》卷14，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2年，第1～2页。

[99]饶相：《奏拨大埔县都图疏》，康熙《大埔县志》卷5，《文纪》，第2～3页。

[100]唐立宗：《在政区与盗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2年；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101]《大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99，弘治八年四月辛巳条，第10页。

[102]何乔新：《新建巡抚院记》，载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67。

[103]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

[104]谈恺：《虔台续志》卷4，嘉靖三十四年刻本，第3页。

[105]陈天资：《东里志》卷1，《沿革纪》，第8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4年。

[10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9册，《广东下》，续修四库本，第45页。

[107]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卷7，《人物志》，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3年，第110页。

[108]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卷1，第11页。

[109]，音持，当地客家方言，杀的意思。

[110]刘永华在《17至18世纪闽西佃农的抗租、农村社会与乡民文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对傅衣凌《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佃农风潮》（见所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的统计作了订正，认为自明正统至崇祯的208年里（1436—1644），赣东南、闽西北以及一部分粤东的毗邻地区差不多每隔二年零八个月即有一次农民暴动。而广东更为频繁。汤维强根据地方志资料对明代11省的“盗乱”作的统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动乱的数量、频度，还是动乱所波及的州县，明代的广东都排在全国的首位，而且各种指标甚至比排在第二位的另一动乱大省福建多了一倍以上。转引自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7页。

[111]刘志伟：《明代广东地区的盗乱与“里甲制”》，载中山大学历史系编《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5～96页。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78页。

[112]饶宗颐：《论明史外国传记张琏逃往三佛齐之讹》，载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113]唐立宗：《在政区与盗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2年。

[114]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115]杨之徐：《编年录》下编，1924年，第13～15页；乾隆《杨氏族谱》，《祀田备考》卷4，第27～28页。

[116]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附录备考》卷6，第14～16页；杨子球：《杨辉公房谱》（下三房），1940年抄本，第16～19页。

[117]杨子球：《杨辉公房谱》（下三房），1940年抄本，第19页。

[118]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29，《人物志·义行》，1943年，第12页。

[119]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5页。

[120]2004年9月20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的访谈。

[121]2004年9月21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杨永汉的访谈。

[122]杨典祺：《家礼》第217课，民国抄本，第81页。

[123]刘志伟：《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6期。

[124]饶相：《奏拨大埔县都图疏》，康熙《埔阳志》卷5，《文纪》，第2页。

[125]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6，《外纪》，第15页。

[126]毛奇龄：《后鉴录》卷4，康熙年间刻西河合集本，第3页。

[127]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6，《外纪》，第15页。

[128]同上书，第15～16页。

[129]饶相：《赠少参养白冯公剿平潮寇迁秩回省序》，《三溪文集》上卷，光绪四年重刊本，第9页。

[130]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6，《外纪》，第16页。

[131]胡桂奇：《胡公行实不分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3册，1997年，第476～477页。

[132]钟兆斗：《乌槎幕府记》（《丰阳先生集》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22册，1997年，第5页。

[133]郑明选：《南京兵部侍郎北川陆公行状》，黄宗羲《明文海》卷452，四库全书本，第4～5页。

[134]胡桂奇：《胡公行实不分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3册，第491页。

[135]陈一堃：民国《连城县志》卷19，《祠祀》，第11～12页。

[136]胡桂奇：《胡公行实不分卷》，《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83册，第490页。

[137]林大春：《贺督府张公平逆奏功序》，《井丹诗文集》卷10，香港潮州会馆董事会影印本，1980年，第9～10页。

[138]黄佐：《岭东平三饶寇碑》，黄宗羲《明文海》卷69，四库全书本，第15页。

[139]胡桂奇：《胡公行实不分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3册，1997年，第490页。

[140]郭子章：《国朝平寇考下》，万历《潮中杂记》卷11，第3页。

[141]陈一堃：民国《连城县志》卷19，《祠祀》，第11～12页。

[142]陈一堃：民国《连城县志》卷1，《大事志》，第15～16页。

[143]徐尚忠：乾隆《连城县志》卷21，《列传》，第16页。

[144]杨傅：《复江西纪功御史段顾言等飞报擒获逆贼张琏等恭请献俘并议处善后事宜疏》，《杨襄毅公本兵疏议》卷9，续修四库本，第13页。

[145]杨启献：《潮汕杨姓》，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146]大埔百侯杨氏族谱编委会在2003年对乾隆族谱进行整理时，将每个人的出生时间全部换算成了公元纪年，因而为统计每一年人丁的存殁情况提供了方便。

[147]陈氏宗亲网：http：//www.chens.org.cn/shownews.asp？newsid=644，2004年3月19日。

[148]唐世济：《三省会剿程乡贼》，《重修虔台志》卷7，天启三年刻本，第19～21页。

[149]丘扆徽：《归厚堂记》（原名《惇叙堂记》）。载丘玉辉主编《大埔百侯丘氏族谱》，2004年，第64页。

[150]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1943年，第12页。

[151]杨之徐：《编年录》上编，1924年，第44页。

[152]黄志环：《大埔姓氏录》，大埔县地方志丛书，2003年，第373～374页。

[153]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1943年，第12页。

[154]大埔县刘氏族谱编委会：《刘氏族谱》，2002年，第207页。

[155]大埔县刘氏族谱编委会：《刘氏族谱》，2002年，第770页。

[156]吴宜燮：《龙溪县志》卷16，《人物》，乾隆二十七年修，光绪五年补刻本，第27页。

[157]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卷5，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3年，第15页。

[158]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4，《官师部》，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3年，第17页。

[159]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10，《职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43页。

[160]同⑤，第49页。

[161]郭文祥：康熙《福清县志》卷6，《名臣》，第12页。

[162]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98页。

[163]阮元：嘉庆《广东通志》卷20，《职官表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365页。

[164]金一凤：康熙《海阳县志》卷1，《兵防考》，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1年，第22页。

[165]林大春：《贺督府张公平逆奏功序》，《井丹诗文集》卷10，香港潮州会馆董事会影印，1980年，第9页。

[166]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3页。

[167]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3～4页。

[168]侯南杨凤来房：《历代祖考妣郎名逐（族）普（谱）》，不分页。杨思海1970年抄本。

[169]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杨添顺、杨永汉的访谈。

[170]侯南杨凤来房：《历代祖考妣郎名逐（族）普（谱）》，不分页。杨思海1970年抄本。

[171]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杨禹功、杨永汉的访谈。

[172]杨子球：《杨辉公房谱》（下三房），1940年抄本，第16～19页。

[173]杨行可：《八世祖直斋公烝尝起祭序》，乾隆《杨氏族谱》，《祀田备考》卷4，第29～30页。

[174]白堠溪南“端平寺”石香炉台盘石刻：“缘首杨厚、张凤同发诚心，随门普化，施主资财，良工采造大香炉一座，并带钟鼓，一应完成。特伸庆谶，各祈子孙，世代昌隆永远者。嘉靖壬辰拾壹年秋月吉诞题。”石香炉现存村口马山寺。刻文被温廷敬所编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第13页）收录。

[175]黄佐：《岭东平三饶寇碑》，载郭子章万历《潮中杂记》卷11，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3年影印本，第9页。

[176]林大春：《贺督府张公平逆奏功序》，《井丹诗文集》卷10，第9～10页；黄佐：《岭东平三饶寇碑》，黄宗羲《明文海》卷69，四库全书本，第15页。

[177]《俞大猷研究》编委会：《俞大猷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

[178]《明史·俞大猷列传》：“四十年七月，诏移大猷南赣，合闽广兵讨之。时宗宪兼制江西，知琏远出，檄大猷急击。大猷谓：‘宜以潜师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数万众从一夫浪走哉。’乃疾引万五千人登柏嵩岭，俯瞰贼巢。琏果还救，大猷连击破之。”见《明史》卷212。

[179]《浙江通志·陆稳》：“（陆稳）会闽广兵讨琏。稳曰：‘群贼惟林赞为弱，破赞则破竹之势成矣。’乃首击赞，赞果降。继击袍、舜，皆就缚。”见雍正《浙江通志》卷172。

[180]刘志伟：《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6期。

[181]饶堂：乾隆《茶阳饶氏族谱》第8册，《汇志》，光绪三十二年重刊本，第104页。

[182]饶相：《三溪自述》，《三溪文集》下卷，光绪四年重刊本，第27页。

[183]大埔县廖氏源流编纂委员会：《大埔廖氏源流》，2002年，第603页。

[184]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4，《献纪》，第58页。

[185]大埔县廖氏源流编纂委员会：《大埔廖氏源流》，2002年，第603页。

[186]黄扆：《大埔湖寮长教乡武威郡敦本堂族谱序》，廖惠庵《大埔廖氏族谱》，1935年。

[187]舍粘：《贺宪副三溪饶老先生八旬寿序》，饶相《三溪诗草》，第6～7页。

[188]陈天资：《东里志》卷1，《沿革纪》，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4年，第8页。

[189]吴立思：嘉靖《大埔县志》卷9，《杂志·寇贼》，第3～4页。

[190]舍粘：《贺宪副三溪饶老先生八旬寿序》，饶相《三溪诗草》，第6～7页。

[191]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4，《献纪》，第48页。

[192]舍粘：《贺宪副三溪饶老先生八旬寿序》，饶相《三溪诗草》，第6～7页。

[193]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4，《献纪》，第48页。

[194]阮元：嘉庆《广东通志》卷244，《宦绩录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4265页。

[195]钟秉文：《丰阳先生集·附录乌槎幕府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7页。

[196]张鼎思：《明赐进士中宪大夫少柏吴公暨配刘恭人墓志铭》，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第29页。

[197]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6，《外纪》，第15页。

[198]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4，《献纪》，第53页。

[199]张鼎思：《明赐进士中宪大夫少柏吴公暨配刘恭人墓志铭》，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第29页。

[200]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4，《献纪》，第49页。

[201]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4，《献纪》，第48页。

[202]《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517，第4～5页。

[203]黄一龙：隆庆《潮阳县志》卷1，《建置沿革纪》，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5年，第10页。

[204]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潮州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3年，第24页。

[205]《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515。

[206]吴思立：嘉靖《大埔县志》卷2，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点校本，2000年，第4页。

[207]《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517，第4～5页。

[208]饶相：《贺邑侯困宇吴先生荣膺宪奖序》，《三溪文集》卷上，光绪四年重刊本，第18页。按：吴困宇即吴立思，嘉靖三十四至三十八年大埔县令。

[209]饶相：《奏拨大埔县都图疏》，康熙《埔阳志》卷5，《文纪》，第2页。

[210]饶相：《贺邑侯困宇吴先生荣膺宪奖序》，《三溪文集》卷上，光绪四年重刊本，第18～21页。

[211]钟秉文：《丰阳先生集·附录乌槎幕府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7页。

[212]饶相：《赠养白冯公迁粤台宪副序》，《三溪文集》卷上，光绪四年重刊本，第15～16页。

[213]钟秉文：《丰阳先生集·附录乌槎幕府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7页。

[214]冯梦祯：《冯丰阳墓铭》，《明文海》卷449，四库全书本，第38页。

[215]饶相：《郭侯去思碑记》，《三溪文集》卷下，光绪四年重刊本，第19页。

[216]饶相：《贺潮山张公荣奖序》，《三溪文集》卷上，光绪四年重刊本，第17页。

[217]卢蔚猷：光绪《海阳县志》卷32，《列传一·朱宠传·附翁万达撰去思碑》。

[218]饶相：《贺潮山张公荣奖序》，《三溪文集》卷上，光绪四年重刊本，第17页。

[219]饶相：《郭侯去思碑记》，《三溪文集》卷下，光绪四年重刊本，第19页。

[220]饶相：《贺潮山张公荣奖序》，《三溪文集》卷上，光绪四年重刊本，第17页。

[221]《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565。

[222]吴与言：《贺观吾刘侯荣奖序》，《三溪文集》卷上，光绪四年重刊本，第31～32页。按：刘汝翱，字观吾，隆庆二年至六年大埔县令。

[223]据谈迁《枣林杂俎》圣集《莆田科举之盛》记载，福建莆田一县，从洪武三年至嘉靖七年（1370—1528），共计52科，中举人者1110人，中进士者324人，其中有状元2人，探花4人，会元1人。

[224]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2，《政纪·义田总例》，第68页。

[225]蔺：乾隆《大埔县志》卷8，《人物志·寓贤》，第75页。

[226]饶相：《郭侯去思碑记》，《三溪文集》卷下，光绪四年重刊本，第19页。

[227]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4页。

[228]杨拔元：《八世祖直斋公行状》，乾隆《杨氏族谱》，《附录备考》卷6，第14～17页。

[229]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耆德》，第2页。

[230]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第108页。

[231]邬须明：《王公置渡遗爱碑》，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1943年，第31～32页。

[232]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4，《献纪》，第49～50页。

[233]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1943年，第13页。

[234]同上书，第13页。

[235]据笔者2009年2月6日实地考察，始祖四十一郎杨公墓碑刻：“万历二十一年仲春吉日建茔，宗孙泷等立石。”二世祖大一郎杨公墓碑刻：“元延祐七年（1320）仲秋吉日建茔，万历二十一年仲春宗孙泷等立石。”三世祖淳叟杨公墓碑刻：“宣德辛亥年孟冬吉日建茔，万历癸巳年宗孙泷等立石。”

[236]萧元溥：《大小宗祠堂记》，萧惠南大埔《萧氏族谱》卷20，1935年稿本，第86页。

[237]佚名：《十世应试》，杨缵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9～10页。

[238]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17，《人物志·耆德》，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