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堠乡的故事与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查阅族谱，杨安是克昌长子：“生于明永乐甲辰年（1424），卒于弘治辛酉年（1501），寿七十八，例授寿官、将仕郎，八与宾饮。”^[73]除捐得寿官、将仕郎官衔外，还八次参与县里举办的乡饮酒礼，确为一传奇式人物。杨安致富，约于成化年间。杨氏因此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当地素有“无昌不成杨”之说。不过，这一时期村中各姓普遍有发家致富的现象。如萧氏五世萧伟（1414—1476），“壮岁创家，称八万”^[74]；六世祖萧恭（1441—1507），“家号素封”^[75]。池姓六世英彦、质恒、淼庵三兄弟，也“富至万金”^[76]。整个白堠村落表现出特别兴盛、富裕的景象。

而在这一时期，当地社会却相当动荡，“贼乱”不断。成化二年（1466），因两广盗贼太多，形成严重社会问题，明宪宗连发“赦盗二诏”，认为盗贼为饥寒所迫，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免其本罪，有司不许违扰。”^[77]成化十四年，因这一带“壤连汀漳，丛岭险阻，寇盗啸聚”，官府为加强控制，从海阳县分拆了8个都而新设了饶平县。^[78]可见所谓“鬼子担银”，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可能与参与“寇盗”活动有关。而传说被虎吃，则可能是在参与“寇盗”活动时丧生。

大埔一带，自宋末以来为豪强所盘踞。元朝对粤东的控制，就是在平定以茶阳为中心的涂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至元二十一年（1284），长汀涂氏以盐徒来神泉司。于茶山下筑城聚众，号曰‘涂寨’，自称侍郎，据有上杭金丰、三饶、程乡等处岁赋。传弟涂侨，二十余年。安抚使月的迷失谕降之。”^[79]

元明间，大埔地方社会虽发生很大变化，但山民反叛官府的传统一直延续。成化初年，小靖土民曾秉宽与郑金龙、郑金牛聚众百十人，据岩洞。“尝出没流劫饶平、黄冈等村。潮州知府谢光见贼势猖獗，乃檄巡检魏志率总甲卢士雍、乡约正饶永九统引乡兵，擒获巨魁九十余名。解送总督府，诛之。地方稍宁。”^[80]在知府谢光诛杀首犯后，社会才稍微安定。

鉴于海阳县与福建汀漳接壤地区，依山阻水，“不逞之徒啸聚为乱”，为加强控制，成化十四年因两广都御史朱英疏请，拆海阳弦歌、宣化、信宁、隆眼城、洲、清远、苏湾、秋溪8都，建饶平县于弦歌都。^[81]但对于偏远山区，仍不足以控制。尤其是增设县治后，乡人负担加重，因而反抗更为频繁。

弘治末年，清远都的黄白眉及其党雷震、赖英、蔡成、温火烧等数百人，“起自本都平回、进灌。复与连境漳浦流贼合，延蔓作乱。依山谷筑营垒，分队流劫漳、泉等州，潮、揭等县。各郡乃上其事于监司。正德十二年（1517），参议张公简、佥事顾公应祥、都指挥黄某，约兵征剿。生擒黄白眉等首恶五人，凌迟于三河市，其党悉除。”^[82]

而雷震、温火烧等人起事的平回、进灌一带，多为白堠萧氏产业。萧伟：“壮岁创家，称八万。时土著饶平，自办饶之粮户者四。生四子，每分粮九十六石有奇。”^[83]萧恭为萧氏第一个庠生，中年后经商，获利甚厚，家号素封，在三饶、海阳及本地置买了很多田地山林。萧恭同学、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曾任江西布政司右参政的海阳人刘斐于正德五年（1510）冬月所撰《六世正直公墓志铭》说：

白堠恪庵萧公讳恭，字廷钦，潮郡庠儒也。始祖原籍江右泰和，有宋末年官于潮，乃卜居白堠。六传至恪庵公，博学能文，屡试秋闱不遇，以命自安。敦孝悌，笃宗族，睦里邻，而温和中有刚毅，正直不阿。凡族党有过，畏公知，因而革化者亦众。往于赴试旅寓中，获交其人矣。中年颇治生，家号素封。买置三饶、海阳田地及本处山林，受垦升科甚多。建宅于本村溪北凹头。正德改元之二年丁卯，卒于家。距生时寿六十有七，谥正直。^[84]

而在弘治、正德年间，三饶、大产等地山民反官府现象不断，萧恭与他们是什么关系，值得探究。

在《萧氏族谱》中，保留了两份正德二年潮州府知府的判词，就是在萧恭去世之前请求官府立的：

黄堂判照：

首垦人萧廷钦，年甲在籍，系饶平县清远都民。状首缘廷钦祖田一所，坐落本都土名进灌、许宅溪、赖家营等处，额米六十五亩，每亩登带秋粮正耗米六升七合，以兼重租在户。因进灌等地方生反，大兵征剿，本米迷失甚多，思无可补。只将三角塘山并双公坪、青草湖及赖家营、犁别寨、平山一套，山埔颇堪种作姜、薯、青蓝等物，山林竹木荫灌源泉，以为水车樵采之。诚恐外人越境砍伐，光洁阻荒，粮税贻累身家。势得具首赴仁主太老爷台前准首，乞给印信、判照、禁革、首垦界址。存留木植，以补粮差之用，仍不许越境人民砍伐。永世沾恩，诚为阴骘上首。

正德二年闰正月二十一日首垦人　萧

潮州府正堂批：本山竹木，止许采作水车之用，不许人民私去采伐。若有多余者，许山主同取，均分家用，毋得引惹别处流民采扰。如违，许呈究治。^[85]

作为重新圈占大片山林田土的依据“因进灌等地方生反，大兵征剿，本米迷失甚多”，指的是弘治末年至正德初，“上漳溪盗朱秉瑛作乱”。至正德二年（1507），“总督檄佥事胡某、都指挥黄某、知府张某率兵征讨，悉平其党”^[86]。在朱秉瑛起事之时，平回、进灌等地的黄白眉也开始起事。他们联合漳浦“流贼”，依山谷修筑营垒，成群结队流劫漳州、泉州、潮阳、揭阳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87]

萧廷钦即庠生萧恭，所居白堠与进灌、许宅溪等地有30里之遥，以祖遗田地山林因山民生乱、税粮遗失为由，又圈占了附近的三角塘山、双公坪、青草湖及赖家营、犁别寨、平山等大片山林土地。实际上此地的山民已经生乱，四出“抢劫”，官府无法控制。对于萧氏之请求，官府也就特别大方。

但萧氏如何管理和开发这一片山林田土，以完纳官府的差徭田赋，则不得而知。因为这一时期这一带山民的势力已相当大，活跃于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区，引起相当大的社会反响：

闽广贼首詹师富、温火烧等，恃险从逆，已将十年。党恶聚徒，动以万计。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渐无纪极。劫剽焚驱，数郡遭其荼毒；转输征调，三省为之骚然。^[88]

地方官员对此，一直无力清剿。直至正德十二年正月，担任总管三省八州府之地的南赣巡抚王阳明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出兵征剿福建象湖山的“贼首”詹师富和广东大产的“贼首”温火烧。两省合兵攻象湖山，却被大产人“劫杀”：

行据大溪哨指挥高伟呈报，统兵约会莲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适遇广东委官指挥王春等，领兵亦至彼境大伞地方。卑职与指挥覃桓、县丞纪镛，领兵前去会剿。不意大伞贼徒突出，卑职等奋勇抵战，覃桓、纪镛马陷深泥，与军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静等八名，俱被贼伤身死。卑职亦被戮二枪，势难抵敌，只得收兵暂回听候。缘象湖山系极高绝险，自来官兵所不能攻。今贼势日甚，若不添调狼兵，稍俟秋冬会举夹攻，恐生他变。^[89]

大伞，即大产，现名为大东。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福建按察司整饬兵备兼管分巡漳南道佥事胡琏、岭东兵备道顾应祥等奉南赣巡抚王阳明之令，联合出兵合攻象湖山，但在大产等地，却被打败。后用“缓兵之计”，直至三月下旬才基本平定：

广东按察司分巡岭东道兵备佥事等官顾应祥等会呈：遵依本院案验，委官统领军兵，会同福建，克期进剿。随奉本院进兵方略，当即遵依，扬言班师。一面出其不意，从牛皮石、岭脚隘等处，分为三哨，鼓噪并进。贼瞻顾不暇，望风瓦解。节据指挥杨昂、王春，通判徐玑、陈策，义官余黄孟等各报称，于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克破古村、未窖（实为木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贼首张大背、刘乌嘴、萧干爻、范端、萧王即、萧五显、蓟钊、苏瑢、赖隆等，并擒斩首从贼犯。乘胜前进，会同福建官军，克期夹攻。间探知大伞贼徒溃围杀死指挥覃桓、县丞纪镛等情，当即进兵策应。各贼畏我兵势，烧巢奔走。生擒贼首罗圣钦，余贼退入箭灌大寨合势，乘险并力拒敌。蒙委知县张戬督同指挥张天杰分哨，由别路进兵，攻破白土村、赤石岩等巢，直捣箭灌大寨。诸贼迎战，我兵奋勇合击，遂破箭灌。当阵斩获首从贼犯共计二百二十四名颗，俘获贼属八十四名口，及牛马赃仗等物。各寨贼党闻风奔窜，已散复聚，愈相连结，各设机险，以死拒守。各职统兵分兵并进，于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罗、南山等巢，直捣洋竹洞、三角湖等处。前后大战十余，生擒贼首温火烧、张大背、雷振、蔡晟、赖英等，并擒斩贼犯共一千四十八名颗，俘获贼属八百三十八名口，夺获马牛、赃银、铜钱、衣帛、器仗、蕉纱等物。前后共计生擒大贼首一十四名，擒斩贼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颗，俘获贼属九百二十二名口，夺获水黄牛马一百三十九头匹，赃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件匹，葛蕉纱九十六斤一两，赃银三十二两四钱八分，铜钱一百四十二文，各开报到道收审。^[90]

这次战役以官军的全胜而告结束，历时十年的地方动乱，基本平定。不过从所缴获财物的种类和数量来看，这些人并不是富有的土豪，也不是一般的土匪，可能更多的是耕山的平民百姓，因灾荒为生存到外地“劫掠”而已。而这一带地区，被王阳明称之为“瑶寨”^[91]，当属正在开发地区，可能还存在着较为激烈的族群冲突问题。当然，也可能是不服从官府管辖的“化外之民”。^[92]

据实地调查，“箭灌”即“进灌”，“苦宅溪”即“许宅溪”，这些地方一直为萧氏的祖业，但却是温火烧、张大背、雷振、蔡晟、赖英等人的“老巢”。由此推知，萧氏可能正是这些山民的“窝主”。

据族谱记载，实际上进灌等处山林，萧氏并没有放弃。一直至民国年间，那些地方还是萧氏的产业——不过已不是萧恭上祖的祀产，而成为萧恭即正直公的祀产：

六世正直公田山一所，坐土进灌、许宅溪、赖家营、三角塘，山林竹木，并双公坪、青草湖、黎别寨、平山一套，山埔额米六十五亩，每亩登带秋粮正耗米六升七合正，共米四石三斗五升合正。^[93]

另外还有祀田三项，“共田种一石一斗，递年实纳大冬租一十石八斗正”，也位于赖家营炉下。^[94]

对照正德二年（1507）的“黄堂判照”，至民国年间这一带田山所纳赋税的面积和数量一直没有变化。当地人耕种或经营这些田产山林，一直须向白堠萧氏缴纳地租。如乾隆五年（1740）大产坪山坤斗坑杨氏为其五世祖昌荣公设置烝尝田业时，就明确规定须向白堠萧姓交纳税钱：

公坐买大产坪山窠仔里田居一座，田种一斗；又相连田种三斗，又游屋坑田种一斗，上岗仔田种一斗，共种六斗，共额租十八石正。又来二屋右仓间一间，每年罗家纳出税银一钱。其租谷昌荣公原坐二分，继溪公坐一分，内拨递年实纳谷七石帮贴纳粮。每年值办之需，仍十一石，永为二祖每逢春分日墓祭费用。又递年众要纳出税钱一百文，白堠萧亲收。此是烝尝田业志，予故谱内详记，则后人展谱知源矣。是为志。乾隆五年孟秋之月十三世孙达懿志。^[95]

杨昌荣的尝产田地共计6斗，租额18石，每年须向白堠萧氏宗族纳税钱100文，这是萧氏拥有这些产业之明证。在当地的田野调查，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即白堠萧姓是地主，每年须向白堠纳租税。^[96]

可见，萧氏一直没有放弃对山区大片山林的控制权。萧氏与官府及其与山民的关系，值得深思。黄挺在解读弘治十六年（1503）潮州府《本府告示》碑时难以理解的田主与山中的土著之间的关系问题^[97]，在这里也许有了答案。即萧姓士绅以向官府包纳税赋为条件，依靠官府的权势，圈占山中没有登记纳税的土地；再由萧氏依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向山民收租以缴纳赋税。

成化、正德年间白堠人的致富，可能与所控制的山民“流劫”各地有着密切的关系。杨安八次被请去参加乡饮酒礼，也反映了地方官府对此地居民的笼络态度。而白堠人的为“盗”习俗，还可从大埔建县的背景中得到反映。

大埔境内层峦叠嶂，县民环山以居。在明代中期以前，这一地区在行政上属海阳县辖地，因“僻远官府，政教弗逮”，山中所聚，多梗化之民。^[98]成化十四年（1478）设立饶平县后，这里依然是“法度不行，教化不及之地”^[99]。“盗贼”横行，官府难以控制，为“贼”为“盗”现象相当普遍。

这种现象在赣、闽、粤、湘边界地区是常态。^[100]为加强控制，朝廷于弘治八年（1495）在赣州设立南赣巡抚衙门，广东巡抚金泽被任命为首任南赣巡抚。《明孝宗实录》提到这件事的原委：

先是镇守江西太监邓原奏：“南、赣二府，界福建、广东、湖广之交，流贼出没，事无统一，难于追捕，以致盗贼猖獗，地方不宁。宜增设巡抚都御史一员，专以赣州为治所，兼理南安、赣州、建昌三府，及广东之潮、惠、南雄，福建之汀州，湖广之郴州等处捕盗事，其南赣兵备副使暂为裁革。”兵部覆奏，诏从其议。巡抚官命，吏部会推，故有是命。^[101]

为加强其事权，还要求“四省三司皆听节制”^[102]。成立这个特别行政区，就是为了专门控制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区八府之地的“盗贼”活动。^[103]大埔地区“盗贼”横行，引起南赣巡抚的特别关注。嘉靖二年（1523），南赣巡抚聂贤在请求朝廷设立大埔县时说：

洲、清远二都，东连福建平和县，北接上杭、永定二县，西距程乡，南抵海阳、饶平二县。地方旷荒，溪峒险隘，治教鲜及。是以盗起，必盘结于二都，而延及邻郡。屡经行剿，未几，漏网者复聚而据之。^[104]

可见大埔地方是当时该地域社会动乱的中心区域。而关于建县过程与白堠“盗贼”的关系，明万历年间饶平乡官陈天资所撰《东里志》说得更为明白：

饶平所（洲）、清（远）之民，恃其险远，负固梗乱。正德末，益肆猖獗，屡掠近地。白堠、胡寮大乡为甚。巡抚御史熊兰，因乡官饶金等呈议，奏增县治，以弹压之。于是分清远、洲二都，置大埔县。^[105]

茶阳乡官饶金之所以推动建县，与其经历有关。饶金为成化十三年（1477）举人，先后任汀州通判、剑门知州，后以疾致仕还乡。饶金居于茶阳大背湖村庐筀竹寨。嘉靖四年（1525），“程（乡）、赣（州）流贼数百人绕出大背湖山，遂围饶金宅，获金。掳至三河，复入东文部村，大肆劫掠，焚庐舍，杀数人。新寨社总急集乡人，追至万江峡中。贼示欲杀金以挟，乡人不敢击。与守至夜分，贼乃释饶金而走”^[106]。

清远、洲一带距饶平县城很远，地方偏僻，官员少到，“里僻多寇”。当时清远、洲之民，尤其是白堠、胡寮大乡之民，“恃其险远，负固梗乱”，相当猖獗。堂堂知州饶金居然也被“盗贼”所挟持，其他百姓的处境可想而知，因而百姓纷纷躲避，社会动荡不安。为稳定地方秩序，因此饶金“倡议立县治”^[107]。官府为弹压这些不稳定分子，同意饶金的建议，因而从饶平县将这两个都单独划出，建立大埔县。由此看来，大埔建县，与白堠人的为“盗”为“贼”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而完全有理由推测，所谓“鬼子担银”等发财故事，当是借助无法验证但却为广大民众信奉的“风水”致富的传说，隐藏了为“盗”致富的历史事实。关于这一点，还可从迁居和人丁的发展情况中得到验证。

据乾隆《杨氏族谱》对明代的有限记载，正统年间，杨安的堂兄杨永昆所生四子清、斌、昌、唐，都移居白富坪上，杨斌再移富宅溪。^[108]而此时的白富、富宅溪一带，正是温火烧等人聚以为“盗”的地方。

以族谱统计，在成化至嘉靖初年，杨氏人丁损失相当严重。如七世杨英（1480—1536），所生三子仕玑、仕奇、仕学，孙文通、牧、福、文岳、文强；杨雄所生子广、姐克，孙宗琼、宪、俊，俱不传。说明当时杨姓人的社会生存环境相当恶劣。换言之，可能因多以为“盗”谋生，遭到官府打压，因而人丁损失相当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