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清初以来,由于人口膨胀与生存资源的有限,导致宗族关系日趋紧张,各宗族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互相竞争,从而不断改变乡村的姓氏关系,形成以杨、萧为核心的地域性宗族社会。李兆新与杨之徐关系亦相当密切。李与杨共处堠南中村,两姓关系密切,有着悠久的通婚历史。禁婚,一直被认为是宗族之间关系最恶劣的表现。......
2023-08-30
早在东晋年间,官府就在大埔地方设立了行政机构,但长期废置,直至明嘉靖年间才重新建县。大埔古为百越之地,秦汉属南海郡揭阳县,东晋义熙九年(413)设义招县,为义安郡的五县之一,专门安置因动乱而迁居于此的“流民”。《宋书》载:“义招令,晋安帝义熙九年,以东官五营立。”[69]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引《南越志》云:“义招县,昔流人营也,义熙九年立为县。”[70]至隋大业三年(607),改义招县为万川县。[71]义招、万川县治均设在湖寮今名为古城村的地方。至唐武德四年(621),撤销万川县,属地并入海阳县(1914年改名为潮安县)。此后历宋、元及明前期,均为海阳县光德乡所辖。
图1-2 康乾年间大埔县地图(乾隆九年《大埔县志》)
至明成化十四年(1478),析海阳县8个都成立饶平县,大埔属焉。嘉靖五年(1526),政府以清远、洲2个都“东接汀漳,北抵程乡,皆峻岭高山,藏盗为害”[72]为由,从饶平析出设立大埔县,白堠属焉。清远、洲都在海阳当差时,只有里长各一名。“正统年间(1436—1449),有老人陈睹德建言,奏开添一里长。”[73]嘉靖五年(1526)大埔建县时,“止洲、清远二都。洲都原额里长二名,清远都里长一名,粮共三千七百余石,人户未及二千余户。因嘉靖初年遇例通融,粮、白相兼,洲都编作十一里,清远都编作九里。每一里长粮米未及二十石,人丁共凑五十余丁。”[74]全县共计20个里。
图1-3 嘉靖年间大埔县地图(嘉靖三十六年《大埔县志》)
但乡村通行以社计。在嘉靖《大埔县志》中,全县乡村共计32社,其中洲都17社,清远都15社。白堠一带共设3个社,即白堠社、白堠溪南社、白堠溪北社。其所辖之村落,白堠溪南社为车头方、圳头方、窟背方、西山下、下村方、坪头方、曲滩方、南阳方、溪背坪、九龙亭;白堠溪北社为石边上、梅树滩、鱼梁坪、张田坑、五斗背、凹头方、田心方、山下方、密赤方;白堠社为旧寨村、松柏坑、乌石坑、师姑坪、石镬村。[75](具体方位参见图1-3)
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全县总计21社2甲6月甲,裁去近6社。其中白堠三社合并为白堠社,其所辖村落与原三社的完全一致。[76]
至乾隆九年(1744)时,全县共设3社17甲,又裁去1社4月甲。白堠社改称为白堠甲,所辖村落除增添寨背坊外,其余完全一样。[77](具体方位参见图1-2)这种辖区状况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78]
从嘉靖五年(1526)建县至乾隆年间,大埔的社甲一直在减少。白堠地方由嘉靖三十六年的3社合并为1甲以后,其所辖范围一直相对固定,从而为研究白堠地方社会奠定了地理和行政基础。
本文的主要研究范围为白堠盆地,即这一区域的中心地带的村落历史变迁和姓氏关系。主要村庄包括车头方、圳头方、窟背方、西山下、下村方、坪头方、南阳方、石边上、梅树滩、凹头方、田心方、山下方。
白堠盆地的这些村庄,实已连成一片,因而一般俗称白堠村。相传因古时在村口马山上建有用白石、白色瓷土砌成的报警用的堠台,因而得名为“白堠”。民国以后,改名为百侯。[79]白堠村是传统以来当地人对白堠盆地村落的总称,正如民国《大埔县志》所载:
(百侯)全甲划分溪南、溪北两部……全甲四边皆山岭重叠,小村环列。中部一片平原,东西约十余里,南北约七八里,是为百侯村。村之南部有百侯墟,商店147间,营业颇盛。附墟为人烟最繁密处。警察区署、治安会、邮政局均设于此。[80]
具体而言,白堠村:“东接白寨甲,西接五斗背,全村以梅潭河划分溪南、溪北,其东部曰车头,曰坪头。居民溪南多杨姓,溪北及车头多萧姓,坪头多丘姓,共计12728人。”[81]
1949年以后,百侯村先后归属侯云区、百侯区、百侯人民公社管辖,1983年以后成为百侯镇的一部分。[82]百侯镇南接枫朗镇,西连湖寮镇,东为大东镇,北为西河镇。镇政府驻地侯南村,距茶阳旧县城约30公里,新县城(1961年迁)约10公里。
白堠村以一个约20平方公里的盆地为中心,包括周边的丘陵山地。清远河(今名梅潭河)将盆地划分为南北两半,俗称堠南、堠北,入口处称堠东,出口处称堠西,盆地方位四至分明。居民主要聚族而居,堠南以杨姓为主,还有丘、池、李、陈等小姓;堠北以萧姓为主,还有林、钟等小姓;堠东以萧姓为主,据称为堠北迁居者;堠西以杨姓为主,由堠南迁居者。四地以墟市为中心,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群体,互相通婚,形成共同性的社区观念——白堠村,包括四个大的“角落”及其周边众多的小自然村。
走进村落,祠堂、庙宇、民房、街市等,整个村落的全貌便显现于眼前。全村现有居民10357人[83],有杨、萧、丘、池四大姓和陈、林、李、钟等十多个小姓,其中杨姓5000余人,萧姓4000余人,丘姓300余人,池姓200余人,其余各姓100人以下。整个村落硕大,基本连接成片(村落概况参见图1-4、1-5、1-6、1-7)。全村有明清古建筑数百栋,庙宇数十座,墟市店铺百余间。当然,这是数百年来历史“层累”[84]的结果。要了解这一“层累”的过程,自然得考究村落发展和建构的历史。
图1-4 白堠全景(从西往东)
图1-5 白堠全景(从东往西)
图1-6 白堠堠南全景
图1-7 白堠村落示意图
【注释】
[1]相传因古时在村口马山上建有用白石、白色瓷土砌成的报警用的堠台,因而得名为“白堠”。民国初年以后,改名为百侯。(李德礼:《大埔部分地名考》,《大埔文史》第1辑,1984年,第90页。)本文主要研究明代至清乾嘉年间的历史,因此所涉百侯地名均用原名“白堠”。
[2]为节省篇幅及避免重复,本书关于帝王年号的标注,同一页同一帝王年号,除第一次出现作注之外,余下不注。
[3]陈天资:《东里志》卷1,《沿革纪》,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4年,第8页。陈天资,明正德年间生于饶平县宣化都上里(今大埕镇上东村)。嘉靖十四年登进士,钦选为户部给事中。后官至湖广左布政使,政绩卓著。嘉靖三十三年致仕归乡后,留心文献,采辑旧闻,搜罗遗逸,编成《东里志》。
[4]丘植:《槐庭诗集》,嘉庆二十五年刻本,第5页。
[5]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6页。
[6]Daniel Harrision Ku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VolumeⅠPhoenix Villa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City,1925;周大鸣译:《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宗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
[7]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
[8]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
[9]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10]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11]杨懋春:《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the Athlone Press,University of London,1966;Maurice Freedman,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the Athlone Press,University of London,1958;后者有中译本《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许斌、胡鸿保:《追寻村落——对两种不同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省思》,《思想战线》2005年3期。
[14]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15]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16]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页。
[17]常建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人文论丛》2002年。
[18]黄志繁:《二十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中国农史》2005年第1期。
[19]刘志伟、陈春声:《理解中国传统“经济”应重视典章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0]刘志伟:《区域史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载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序》,学林出版社,1999年。
[21]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22]张小军:《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从阳村宗族论民国基层社会》,《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23]许斌、胡鸿保:《追寻村落——对两种不同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省思》,《思想战线》2005年3期。
[24]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25]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6]庄英章:《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7]施振民:《祭祀圈与社会组织——彰化平原聚落发展模式的探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6辑,1975年。
[28]林美容:《乡土史与村庄史间》,台北:台原出版社,2000年。
[29]温原:《温丹铭先生生平》,《汕头文史》第3辑,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温丹铭著作及编校辑佚书目简介》,《汕头文史》第3辑,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温丹铭著作及编校辑佚书目简介〉补遗》,《汕头文史》第5辑,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
[30]黄挺:《潮汕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31]胡希张等:《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32]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33]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房学嘉、肖文评等:《客家文化导论》,花城出版社,2002年。
[34]黄挺:《潮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35]黄桂:《潮州的社会传统与经济发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36]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民间信仰与宋元以来韩江中下游地方社会的变迁》,台北《东吴历史学报》第14期,2005年12月;《明代社会转型——以明清之际潮州为例》,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6年。
[37]黄挺、杜经国:《宋至清闽粤赣边的交通及其经济联系》,《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2期;黄挺:《明清时期韩江流域经济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2期。
[38]刘正刚:《汀江流域与韩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2期。
[39]周建新、周琍:《明清以来粤东梅县墟市的发展形态与地方社会》,《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2期。
[40]研究概况可参阅相关研究综述的文章,如丘菊贤:《客家研究综述》,《嘉应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陈支平:《大陆客家研究的功利与学术趋向》,台北《客家文化研究通讯》1999年2期;等。
[41]劳格文:《客家传统社会丛书》,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联合出版,1995—2008年。
[42]谢剑、房学嘉:《围不住的围龙屋——记一个客家宗族的复甦》,台湾南华大学,1995年。
[43]房学嘉:《粤东古镇松口的社会变迁》,花城出版社,2002年。
[44]何国强:《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
[45]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46]如劳格文等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36卷,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5—2008;房学嘉等主编:《客家学丛书》,花城出版社,2002年;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
[47]黄志繁:《动乱、国家认同与“客家”文化——一个赣南聚落12—18世纪的变迁史》,《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第1期。
[48]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年2期。
[49]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历史·田野丛书总序》),《读书》2006年第9期。
[50]杨咏琴:《筹印编年录缘起》,杨之徐《编年录》下编《行述附》,1924年,第27页。
[51]肖文评:《清初粤东社会生活纪实——杨之徐和他的〈编年录〉》,香港《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35期,2004年4月。
[52]萧惠南:《萧氏椒远堂修谱说略》(1935),载萧学法《大埔县萧氏源流考》,大埔县萧氏源流考编纂委员会,1993年,第19页。
[53]蓝鼎元:《潮州府总图说》,《鹿洲初集》,四库全书本。
[54]吴立思:嘉靖《大埔县志》卷1,《天文志·气候》,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2000年,第3页。
[55]蓝鼎元:《大埔县图说》,《鹿洲初集》,四库全书本;同治《大埔县志》卷1,《图说》,第1页。
[56]吴立思:嘉靖《大埔县志》卷6,《兵刑志·关隘》。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2000年,第98页。
[57]王相:康熙《平和县志》卷1,《疆域志》,第20页。
[58]大埔县志编委会:《大埔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59]宋嗣京:康熙《埔阳志》卷1,《地纪》,第24~25页。
[60]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舆志·山川》,第28~29页。
[61]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2,《山川志·形势》,第14页。
[62]吴立思:《大埔县志》卷9,《杂志·寇贼》。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2000年,第181~182页。
[63]王阳明:《闽广捷音疏》,《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05~306页。
[64]郑明选:《南京兵部侍郎北川陆公行状》,黄宗羲《明文海》卷452,第4~5页。四库全书本。
[65]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6,《金石志》,1943年,第31页。
[66]蓝鼎元:《大埔县图说》,《鹿洲初集》,四库全书本;同治《大埔县志》卷1,《图说》,第1页。
[67]吴立思:嘉靖《大埔志》卷2,《地理志·街市》,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2000年,第29页。
[68]:乾隆《大埔县志》卷1,第45页。
[69]《宋书》卷38,《志第二十八》,百衲本。
[70]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0,第5页,续修四库本。
[71]魏徵:《隋书》卷31,《志第二六》。
[72]刘尧诲:《苍梧总督军门志》卷3,万历七年刻本,第27页。
[73]佚名:《罗氏明响公族谱序》(嘉靖十三年),载大麻镇下麻、洲瑞镇葵坑《罗氏族谱》,1985年抄本。
[74]饶相:《奏拨大埔县都图说》,宋嗣京《埔阳志》卷5,《文纪》,第2~3页。
[75]吴立思:嘉靖《大埔县志》卷2,《地理志·乡村》,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2000年,第26~27页。
[76]宋嗣京:《埔阳志》卷1,《地纪·乡市》,第33页。
[77]蔺:乾隆《大埔县志》卷1,《疆舆志·社甲(墟市附)》。
[78]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地理志》,第20~23页。
[79]李德礼:《大埔部分地名考》,《大埔文史》第1辑,1984年,第90页。
[80]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地理志》,第20~21页。
[81]同上,第21~22页。
[82]大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埔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56页。
[83]中共百侯镇委办公室:《百侯镇2003年年终基本情况表》,2003年12月。
[8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第52页。
有关白堠乡的故事 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的文章
至清初以来,由于人口膨胀与生存资源的有限,导致宗族关系日趋紧张,各宗族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互相竞争,从而不断改变乡村的姓氏关系,形成以杨、萧为核心的地域性宗族社会。李兆新与杨之徐关系亦相当密切。李与杨共处堠南中村,两姓关系密切,有着悠久的通婚历史。禁婚,一直被认为是宗族之间关系最恶劣的表现。......
2023-08-30
据嘉靖三十六年知县吴立思所编《大埔县志》来看,大埔的差役制度,已实行了“均平法”“均徭法”。具体到村落,则因各地传统的不同而又有所差别。[276]大埔建县以来,白堠人户分为正户、余户两类,相传在嘉靖五年修建大埔县城时,清远都的里排正户因出力尤多,因此正户获得免服力役的优待,地方差役由余户承担。而在东南地区,清军与台湾的郑军之间一直在福建和广东沿海进行激烈的争夺。在白堠达尊公子孙,共为一户,曰士捷。......
2023-08-30
杨氏现为白堠乡村中最大的宗族,有成员5000余人。关于杨氏祖先的传说,以始祖四十一郎、六世祖杨安和八世祖杨淮最多。但实际上,杨淮是明代中后期大埔县清远河流域的一方势豪。本章以杨淮为中心,追溯其始迁祖四十一郎、六世祖杨安,以传说为引子,通过解读传说,揭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形,展现从宋末到明末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
2023-08-30
杨之徐等士绅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影响建构乡村社会的同时,对于整个村落兴盛的社会形象,亦着意进行塑造。在与各地文人互相唱和过程中,不断挖掘当地人文,进而创造出独特的人文景观,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堠乡十二景”的创造。但白堠杨之徐,在晚年竟创出“堠乡十二景”,并附以诗歌,言之凿凿,使人闻后,无不向往。赋役制度和村民的传统生计亦发生很大变化。......
2023-08-30
关于杨淮和“杨李”的故事,民间一直有各种版本流传,至今仍为村民津津乐道。山寇张琏为乱,新泉公被本乡李某杀死。敦义公困顿讼狱者数年,卒之获解脱于理刑某公,而李氏凶首伏法诛。经过一番曲折后,终于将“凶手”绳之以法,只是一般案件,而并非什么“惊天”大案。遂大噪,拔刀杀人,害同姓住下村者近百人。时新泉公病,乘舆而行,为贼所及,遂殒命。......
2023-08-30
有着丰富而多样的实物、文献和传说的白堠村落,能够满足“总体史”研究的要求。自法国年鉴学派提出“总体史”的研究旨趣以来,“总体史”成为历史学研究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但如何实现,则见仁见智。有着长时期丰富材料积累的村落史研究,可以较好地体现“总体史”的追求。年鉴学派史学对“总体史”目标的设定,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
2023-08-30
清与反清势力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征战,各地相继陷入战火。同时正朔不明,国法家法难行,地方割据势力纷纷崛起,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因击败叶阿婆等其他地方割据势力有功,被明政府委以官职,“当事嘉其能,委守丰顺营”。明亡后,先后归附南明隆武政权朱聿健、永历政权朱由榔,被授为总兵官,“明亡,附桂王为总兵”,以“舟师驻南澳”。至明末清初,多次成为势豪的勒索对象。......
2023-08-30
自明末崇祯年间杨廷纪、丘大复考中举人后,白堠科举开始兴起。白堠科举的兴起,使乡村形成了一个士绅阶层,为重建乡村社会奠定了基础。白堠科举的崛起,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自身的传统。自“杨舜事件”杨淮重视读书科举以来,白堠开始形成重视文教的传统,逐渐积累至深厚的家学渊源。在清朝大埔县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中,白堠就有人考中了举人和秀才,从而为科举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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