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春秋韬略》：通达权变的思想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孔子的谋略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通达权变的思想中，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毋必毋固”，即不绝对肯定什么，也不拘泥固执什么。孔子还将这种思想进一步提炼成四个字：毋必毋固。这种“毋必毋固”的观点显然已含有对任何外在权威的否定，这与孔子一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这正是孔子思想的精华所在。

孔子的谋略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通达权变的思想中，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毋必毋固”，即不绝对肯定什么，也不拘泥固执什么。

过去我们一提起孔子，都认为他是一个满口只讲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似乎与“权术”“诡道”“圆通”有很大一段距离。其实这是对孔子的一种偏见，甚至可以说，这是对孔子思想中最精华部分的一种忽视。

正因为孔子具有这种“毋必毋固”的通达权变，才使得他能超越前人而提出自己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仁学思想”，才使得他能在危机四伏的动乱社会里安身立命，才使得他的理论学说具有那么大的应变力和生命力，能在二千多年的各种环境下于各类人群中（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华夏和“蛮夷”）久传不竭。

一、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是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为当时君子立的一条处世原则。

何谓“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应该像器皿那样只有某种限定的功能，因为器皿一旦被制成，从形式到内容就定格下来了，不变、僵死，便成了它永久的特性，故君子不为。

我们知道孔子讲礼讲义，讲仁讲德，讲这类千年不可更改的大道至理，却很少知道（或并不充分重视）孔子亦讲变讲通，讲权讲术，讲那些应物变化的“不器”之法。后学诸儒过分地强调了前者，往往使“孔学”流于呆板、僵化。这个道统有余、变通不足的“孔子”正是我们后人以自己之“器”去揣摩、去理解的“孔子”。

其实孔子的权变思想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得非常丰富，正是它使得孔子能在各种限制和藩篱中“从心所欲”、出入自如，正是它给孔学带来了生动的多样性、实在的可行性和鲜活的生命力。

对《论语》稍加留意，我们便会发现孔子的言与言之间、言与行之间、行与行之间存在着一些并不一致的地方。我们知道孔子一贯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即隐，并且认为“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篇》）但是两次“叛臣贼子”召孔子去做官，孔子却欣然前往。

一次是费邑的反叛者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未加思索就答应下来了。子路很不高兴，劝阻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解释道，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是白白地召我吗？“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另一次是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肸据中牟反叛，亦召孔子去。子路力劝道，以前我听您说过，君子是不去亲自干坏事的人那里的。而如今佛肸谋反，您却要去他那里，为什么要这样呢？孔子说，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你知道吗：“不曰坚乎，磨而不磷（薄）；不曰白乎，涅（染黑）而不缁（黑色）。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篇》）

当自己所设的堤防妨碍自己的行动时，孔子用一句“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就巧妙地跨越了过去。出淤泥而不染，只要守住了心中那块“圣地”，守住了“为东周”的理想，与几个叛乱分子厮混几天，又有何妨？况且举世混浊，要想学蛟龙和凤凰那样，非清水不游，非梧桐不止，那只能像匏瓜那样系而不食，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了。

《吕氏春秋·举难》所载一例，可以说是对孔子这种圆通灵活处世哲学的很好注解。孔子为了接近当时鲁国的当权者季氏，以便向季氏晓谕自己所倡的大道，竟不惜折节辱身寄养于季氏门下，此举受到鲁国上上下下的非议，而孔子不以为然——

孔子曰：“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鱼食乎浊而游乎浊。今丘上不及龙，下不若鱼，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岂得中绳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趋。

确实，要成就大功业，不能循规蹈矩，其理古今一也。纵观历史上那些大有作为的政治家们，几乎无一不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破坏了祖宗立下的规矩：如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号、禹有贪位之意、汤武有放弑之谋、五伯有侵夺之事……不一而足。

正是因为孔子本身具有这种不为小节所囿，着眼大功大业的精神，所以他对管仲的评价也是从大处着眼：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小信）也，自经（缢）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篇》）

不为小节小信困扰，不学妇人自经于沟渎而无人知，担起历史的使命，救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这才是孔子所要的仁人本色，这才是孔子所追求的君子大信：“君子贞（大信）而不谅（小信）。”（《论语·卫灵公篇》）

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孔子的那句人生所要企及的最高境界的话“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便又有了一种新的理解。这个“矩”已不是某种具体的条文规定，而是自始至终萦绕在仁者心际的那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就是他的学生子夏所云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篇》）的“大德”。只有弄懂了这个“矩”，体会到了它是“大德”，才能不至于在那些繁缛的小矩小德中左右不得亦步亦趋，才能放开手脚“从心所欲”地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的一段话，对自己的通达权变思想给予了一次概括和总结：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用我们今天的通俗话来讲，就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干，也没有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样干。在这里，一切规定消失了，在你面前呈现出的是一片宽阔的人生舞台，只有远方的“义”在向你招手，没有了“适（规则）”“莫（戒律）”之羁绊，你只需向着那个“义”勉力前行即可。

孔子还将这种思想进一步提炼成四个字：毋必毋固。这种“毋必毋固”的观点显然已含有对任何外在权威的否定，这与孔子一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如“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是一脉相承的，而这正是孔子思想的精华所在。

在芝麻与西瓜之间，人人都能分出大小而选择西瓜，然而在大德与小德之间，在大节与小节之间，许多人就迷惑了。就连孔子的高足子路也未能分清，最终孔子只得送给他一句“由（子路名）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论语·先进篇》），而作为对他一生学识的盖棺论定。后代不少腐儒恐怕连子路的项背都难以望见，离孔门那就更远了，他们津津乐道的那些“义士”“烈女”，则无非是些早已为孔子所耻的自经于沟渎之间的“匹夫匹妇”而已。

二、子行三军，则谁与

孔子平生非常瞧不起匹夫之勇，它如妇人之仁一样，表面上堂而皇之，其实往往坏大事。

勇，本也是孔子所倡导的，他以为一个完备的君子应是仁、智、勇三者的结合：“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篇》）

但是，勇落入匹夫之手，就有可能成为逞己能之私器。即便是像子路这样具有很好修养的孔门弟子，因过于尚勇，也常为孔子所不齿。一次孔子说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篇》）

子路听到老师说只有他才能跟随老师去“浮于海”，十分高兴。孰料孔子叹道：“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同上）

连子路这样的人好勇过了头，都无所可取，那么一般匹夫就更不足论道了。勇只有与“义”与“学”相结合，才能引导勇走入正途：“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篇》）

匹夫之勇往往是有勇无谋，只知一往无前，不顾及后果，常常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不知道变通，不善于保护自己。故孔子曾十分坚定地表白自己不屑于与这类人为伍：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篇》）

子路曰：“子行（统帅）三军，则谁与（与谁共事）？”

子曰：“暴虎（徒手与虎格斗）冯河（不用船过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不与其共事）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善于谋划而能完功的人）。”（《论语·述而篇》）

摒弃“暴虎冯河”之徒，欣赏“好谋而成者”，说明孔子把谋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事实上，孔子不仅认为统兵打仗谋略重要，就是在推行他的理想大道时，谋略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孔子身遭乱世，他所主张的那一套常常并不为时人理解，因此随时都有不测之祸在前面隐伏，如果仅凭热情和勇气，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性命难全。故孔子为自己立了一个进退出入的行为准则：“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言语谦顺）。”（《论语·宪问篇》）

这一准则，实际上就是孔子在乱世之中用世行道的谋略方针，正是凭借着这一谋略方针，孔子能在多次危境之中化险为夷，让桓魅不能如之何，让陈蔡不能如之何，让赵简子不能如之何……

孔子的智谋在与阳货的一次斗法上显出了一二。阳货本是季氏的家臣，季氏几代都把持着鲁国的朝政，而阳货此时正把持着季氏的家政。故对这样一个僭越的家臣，孔子是羞于与之相见的。但是阳货慕孔子之名，却想见他，并且想要孔子亲自去拜会他，怎么办呢？阳货想出了个点子，他趁孔子不在家时，送一个蒸熟了的小猪给孔子。他知道根据当时的礼节，孔子一定得回拜。

回拜阳货之门，对孔子来说已无法避免，但孔子没有傻乎乎地中阳货之计，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孔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便去拜访阳货之家，这样既尽了礼节，又可以不见讨厌的阳货。

孔子的谋略另外还体现在他的应变之才上，一次，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知不知礼，孔子马上回答：知礼。陈司败对孔子的学生巫马期说，我听说君子无所偏袒，孔子怎么有偏袒的行为呢？鲁昭公违背“同姓不婚”的礼法，竟然从同姓国吴国娶回一位夫人，鲁君若是懂礼，谁不懂礼呢？

巫马期很快将陈司败的这番议论转告了孔子，孔子慨叹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篇》）

其实，孔子并不是对鲁昭公不讲礼的行为不知。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这一事的解释是，“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这就是说，当时陈司败给孔子出了一道难题：说鲁昭公不知礼这是实话，但说了实话自己就是不知礼。于是孔子干脆来个避重（避免不知礼）就轻（说错了只是一种过错）的说法。他知道鲁昭公娶同姓的吴国夫人是世人皆知的不礼行为，陈司败一定会批评他的说法，于是他可以马上承认自己的过错，这样既可以表现自己有错就改的君子风范，又表明了自己已首肯了鲁君不知礼的行为（但这不是从自己口中说出来的）。在这里，孔子玩了个“金蝉脱壳”的伎俩，即把那臣子言君亲之恶的非礼之举推给了别人。

人生在世，不可能不遇到难题，要由难而易，则只有通过谋略才能实现。

经与权，在孔子那里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经是原则是方向，权是为践履这些提供的多种可能选择。没有经，选择便成盲目；没有权，原则就会僵硬。在一条路上走到黑，其结果不言而喻。

孔子《春秋韬略》：通达权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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