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言志,古人们赋予诗的这种功能和使命,正为那时的谋略家们提供了一扇窥视对手心底隐秘的窗口。赵文子对郑伯说:“这七位大夫皆尚武力,请他们赋诗来表达国君对他们的恩赐之情,我也可以从中观察这七位大夫的志向。”子西赋《诗经·小雅·黍苗》之四章:“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2023-08-30
“兵不顿而利可全”,是古人们在“伐谋”时追求的至上境界。
《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两军交兵、推锋争死、冒白刃、蒙矢石、犯晨夜、驰阬谷、陷阵却敌、斩将搴旗,以致血流漂杵、沟壑盈尸,此实乃万不得已之举,不是办法的办法。春秋时代虽然讲求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上策,但纵观春秋一代,仍是弱肉强食、战争频繁。不失一兵一卒而又能实现目标,就益发显得难能可贵了。
春秋中叶,晋楚两大国谁也无法制服谁,它们争夺霸权实际上是争夺对中小国家的控制权,谁都清楚谁也不可能将对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它们之间的所谓霸业兴衰,实质上是它们手中所控的诸侯国的数量的增减而已。因此,中小国家的去与从,往往成了它们兴师动众、大动干戈的主要原因。
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楚国令尹子上率师进攻陈、蔡,陈、蔡随即附楚。晋国马上派大夫阳处父领兵出击蔡国,楚国子上驰兵来援,两军在泜(水名)相遇,夹水而阵。阳处父担心与楚交战失利,就派使者去对令尹子上说:“我听说,有文德的人不犯理顺之事,有武德的人不避寇犯之敌。您如果想战,我就退后三十里,让您过河布阵。是早打还是晚打,我都听您的安排。要不然就放我过河去,像这样屯兵不战,劳师费资,于双方都无益。”
阳处父令士兵驾好战车,做出一副等待子上回复、随时进退的样子。子上欲先渡河,大孙伯阻止说:“不能这样,晋人不讲信用,如果乘我半渡而逼击,到时我们连后悔都来不及,不如放他们渡河。”
子上同意了大孙伯的意见,命令部队向后撤三十里。阳处父见状,就四处宣言:楚军逃跑了!楚军逃跑了!于是率军返回晋国,子上也率军回到了楚国。楚国的太子商臣因令尹子上曾阻止过楚成王立自己为太子,一直怀恨在心,此时便趁机诬陷子上说:“令尹是受了晋军的贿赂才逃避晋军的,这是楚国的耻辱,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
楚成王听信了商臣的谗言,杀了子上。
阳子诈胜,倘若没有商臣的诈败,那么阳子之胜顶多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名义上而已。商臣借机除掉了自己的政敌,从而使阳子的胜利也名副其实起来:他不损一兵一卒却夺了楚军的主帅,也沮丧了楚人之心,因为连楚王都相信了这次楚军的“逃跑”,实乃国耻大辱。这样,一个在外一个在内,里应外合,完成了一部“无中生有”的大杰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太子商臣,他不仅能行诈,而且能识诈,从而使他在楚国内部险恶的权力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成为楚穆王。
楚成王虽然当初没有听从令尹子上的劝阻立了商臣为太子,但对商臣并不是十分合意,或许后来楚成王对商臣的奸诈已察觉出一二,便又想废商臣而立其庶弟王子职,精明的商臣已隐约地感到了这点,但苦于不能得到证实,于是就此问题去请教自己的师傅潘崇。潘崇让商臣设享礼招待楚成王的宠妹江芈,然后要他在享礼上对江芈不礼貌而故意激怒她。果然,江芈在享礼上大发雷霆道:“你果真是个贱东西,无怪乎君王要杀掉你而改立王子职!”
商臣赶紧向潘崇讨问应急之策,潘崇问:“你能在将来侍奉王子职为君吗?”
“不能!”商臣如实答。
“能出亡他国吗?”
“不能!”
“能举大事自立吗?”
“能!”
鲁文公元年(前626),商臣率宫中警卫包围了楚成王,楚成王想拖延时间以待外援,请求食熊掌之后再死。熊掌为难熟之物,烹制需要时间,而时间对于只拥有少量兵力的商臣来说,是举大事的关键,商臣一眼识破了楚成王的缓兵之计,坚决不同意。楚成王无计可施,只得上吊自杀了。
诈是一种欺骗,所以它的寿命往往是有限的,所谓能骗人一时,难蒙人一世是也。因此聪明者,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偶尔为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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