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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韬略》:古人诗言志,揭示谋略之道

【摘要】:诗以言志,古人们赋予诗的这种功能和使命,正为那时的谋略家们提供了一扇窥视对手心底隐秘的窗口。赵文子对郑伯说:“这七位大夫皆尚武力,请他们赋诗来表达国君对他们的恩赐之情,我也可以从中观察这七位大夫的志向。”子西赋《诗经·小雅·黍苗》之四章:“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诗以言志,古人们赋予诗的这种功能和使命,正为那时的谋略家们提供了一扇窥视对手心底隐秘的窗口。

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郑伯在郑地垂陇(今河南省荥泽县东北)设享礼招待赵文子,当时陪同的有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印段、公孙段等七位郑国大夫。赵文子对郑伯说:“这七位大夫皆尚武力,请他们赋诗来表达国君对他们的恩赐之情,我也可以从中观察这七位大夫的志向。”于是子展赋《诗经·召南·草虫》,诗句中有:

“未见君子,    (长久不见君,)

忧心忡忡。     (忧愁心头搅。)

亦既见止,    (我们已相见,)

亦既觏止,    (我们已相聚,)

我心则降。”(心儿不再焦。)

子展借此诗颂扬赵文子是“君子”。赵文子听后叹道:“好啊,这(指子展)才是百姓的主人。不过,‘君子’之称我尚不足以匹配。”

伯有赋《诗经·鄘风·鹑之贲贲》,此诗本是为讽刺卫宣姜淫乱而作的,诗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两句。伯有赋诗之意,显有刺郑君之嫌,这必然会引来郑伯的不满,故赵文子说:“床笫之言不出门,而何况在野外呢?这不是其他人应该听到的啊!”

子西赋《诗经·小雅·黍苗》之四章:

“肃肃谢功,   (快快修建谢邑城,)

召伯营之;    (召伯苦心来经营;)

烈烈征师,    (筑城民工真火热,)

召伯成之。”(召伯用心来组成。)

子西赋诗之意,是把赵文子比作召伯。赵文子谦逊道:“有寡君在上,我又有什么能耐呢?”

子产赋《诗经·小雅·隰桑》,赵文子听后说:“我请接受其卒章吧!”卒章,即是最后一章,其云:

“心乎爱矣,   (我爱你啊在心里,)

遐不谓矣。    (为啥总不告诉你?)

中心藏之,    (思念之情藏心底,)

何日忘之?    (哪有一天能忘记?)

赵文子欲借此诗卒章之意表达要用子产之见解教诲自己,并且永记心底的意图。

子大叔赋《诗经·郑风·野有蔓草》,诗中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之义,故赵文子说:“这是您的恩惠。”

印段赋《诗经·唐风·蟋蟀》,其诗中“好乐无荒”(不荒正业又娱乐)句反复咏唱三次,赵文子听后赞道:“善哉!这(指印段)是保家之主哟,我看到了希望!”

公孙段赋《诗经·小雅·桑扈》,诗句中有:

“君子乐胥,    (恭贺诸君常欢乐,)

受天之祜。”    (上天赐福运气好。)

赵文子说:“不骄不傲,福禄还会跑到哪里去?如能保持是言,想推辞福禄也是推辞不掉的呀。”

享礼过后,赵文子私下对叔向说:“伯有将有杀戮之祸了!诗以言志,志诬其上,其能久乎?因此,他必定先亡。”

叔向首肯道:“是这样的,他确实太骄奢了!所谓‘寿不及五稔(年)’者,说的就是这个人吧。”

赵文子接着说:“其余几位都是可以传位数世的大夫,子展一族大概能坚持得更久一些,因为他位居尊位而不忘抑己。印氏一定是最后才亡的,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过分使用百姓,灭亡在后,不也是应该的吗?”

诗以言志,明白人可以从言者那里洞晓其志,并以此预见其前途和命运。不明白的人则有可能不知所云,甚至对他人给自己的讥刺和警示都茫然无知,如此昏弱之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其前程之可悲,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就在赵文子出使郑国的这一年,齐国大夫庆封也出使了鲁国。由于其车子装饰华美,引起了鲁国大夫们的纷纷议论和谴责。孟孝伯对叔孙豹说:“你看庆封的车子是不是太华丽奢侈了?”

叔孙豹答道:“的确如此,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作‘服美不称,必以恶终。’”

叔孙豹在宴请庆封时,庆封显得傲慢无礼,叔孙豹于是赋《诗经·鄘风·相鼠》一诗赠予庆封,其诗云:

“相鼠有皮,  (看那老鼠都有皮,)

人而无仪。   (却见有人没威仪。)

人而无仪,   (却见有人没威仪,)

不死何为?”(为何还活不倒毙?)

此诗意旨应是很明确的,然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载,庆封“亦不知也,”其智之昏暗可见一斑。这样的人对自己将要面临的困难和险境,以及针对这些不利的情况,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自然是“亦不知也。”

崔杼弑君不得人心,其地位已如累卵岌岌可危,庆封却贪眼前之利,去与崔氏分享齐国的左、右相,旋即便遭鲍氏、高氏、陈氏、栾氏的联合攻击,不得不出奔他国。他先逃至鲁,把光彩鉴人的车子献给了鲁国当权者季武子。鲁国另一大夫展庄叔见到车子后不由地感叹道:“拥有如此漂亮车子的主人必定会被毁坏,他庆封陷灭顶之灾确实是理所当然的啊!”

叔孙穆子设宴款待庆封,庆封不懂礼节,却在此遍祀诸神来。这使穆子极为不快,但又不好直说,于是让乐师给庆封奏诵《茅鸱》一诗,此诗与《相鼠》大抵相同,旨在讥讽不敬(据杜预注:“《茅鸱》,逸《诗》,刺不敬”)。可悲的是,庆封对此“亦不知”(据《左传·襄公年二十八年》)。

鲁国于是决定,对于庆封这样的人不值得以得罪齐国为代价而给予保护,这样庆封不得已又逃奔至吴,吴子句余将朱方(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南)赐封给他,庆封聚其族定居于此。到这时庆封应该有所醒悟了,倘若他能修身理民,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或许在异国他乡还能安顿立足下来。然而庆封旧恶不改,为了继续过着其铺张挥霍、穷奢极欲的生活,他殚力搜刮,使其财产很快“富于其旧”。当子服惠伯告诉叔孙穆子“庆封又富起来了”时,叔孙穆子便直摇头,他预言道:“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大概是上天要彻底地惩除他,好让他将其全族聚在一起然后再一举歼灭之吧?”

果然正如叔孙穆子所料,庆封不久为楚灵王所擒,其族亦被全部剿灭。

由此可知,言志之诗并非仅仅是窥视他人奥妙的窗口,同时也成了反映窥视者自己的一面镜子。于是这里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成了一种互为窥视的关系,即被窥视的言志者亦可从窥视者的所获之中反观其能力的大小、品味的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