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妇女地位低下,春秋韬略,退让权利联合国

妇女地位低下,春秋韬略,退让权利联合国

【摘要】:尤其是在一个妇女地位已十分低下的男权社会里,对于一个妇女来说,能做到此更是难能可贵。定姜从全盘考虑,抛弃个人好恶,劝定公接纳孙林父,避免卫、晋之间的纠纷,从而使卫国避免了一场由此有可能引起的覆顶之灾。任何社会契约,任何公共道德,都是以人能退让、交出一部分权利和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只有各自退出一块共同的禁地,才有“三八线”,才有联合国公约。

我们对于男性英雄们的诸如尧舜禅位、太伯让贤、介子推逃赏之类的典故,可以如数家珍。然而对于女人们诸如此类的谦让故事,又能记住多少?在义利之间、在进退关口,女人们的判断和抉择,女人们的果敢和勇气,事实上一点也不比男人们逊色。

晋文公之妻、公子雍之母杜祁,始在夫人排名第二,但她从大局着眼,先后两次礼让尊位。第一次让位晋襄公之母逼姑,此从君尊亦母贵出发;第二次让位季隗,因为季隗出于狄,狄为晋之强邻,所以此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杜氏两让尊位,虽然致使自己的名位退居第四,但是这些举措对于晋国内部的稳定和边境的安宁,其意义则是显明的。

春秋之时,北狄一直是威胁着中原诸侯安全的强大政治势力,因此晋国与狄国的关系是否能处理好,是它走向中原霸坛至为重要的一步。重耳居狄时,狄君曾将他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分别嫁给了赵衰和重耳。赵衰随文公返晋后,文公又以其女赵姬妻赵衰,赵姬要赵衰迎回狄女叔隗,然而赵衰不愿意,赵姬指责道:“得宠忘旧,你凭什么再去指使他人?”在赵姬的再三督促下,赵衰请回了叔隗。赵姬便以赵衰与叔隗之子赵盾为嫡子,让自己的三个儿子赵同、赵括、赵婴退居卑位,自己也主动尊叔隗为上。赵姬的请迎狄女和杜祁的两让尊位,对晋国来说,其政治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

我们说晋国霸业的兴起是因为有晋文公这样的明君和一大批辅佐他的贤大夫们,却常常忘记了站在他们身后的这些贤内助们,是她们深明大义、礼让谦恭,为安定晋国的内政和北部边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从而使晋国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专心开拓、致力霸业。

于个人得失不锱铢必较,这在讲求名义、看重尊卑的古代,并非易事。尤其是在一个妇女地位已十分低下的男权社会里,对于一个妇女来说,能做到此更是难能可贵。她们不像男性英雄们那样,有着更多的别的方面的补偿,太伯三让天下,可以在南吴自成一君;介子推逃赏,可以得“介山”之追封。而女人们的谦让,似乎被视作理所当然,史书所载甚少,有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实际上,她们付出得往往比男人们更多。社会为她们提供的舞台本来十分有限,她们让出去的,也许意味着永久的失去。尽管如此,女人们并不计较这个世俗的社会,她们默默无闻地做着她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世界似乎是为男人缔造的,朝廷由他们出入,疆场任他们驰骋,他们将一把扫帚交给女人说:“这便是你们的整个世界。”(中国象形文字“妇”,是一个女人手持一把扫帚)然而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这些不可一世、手持斧钺的男人们却常常败北在他们瞧不起的妇女们手中。

鲁成公十四年(前577)春天,卫定公携夫人朝见霸主晋国,这时从卫国逃亡的孙林父正在晋国,晋侯想帮助孙林父归国,便强迫卫定公与孙林父见面,卫定公坚决不干。到了夏天,卫定公要启程回国时,晋侯又让晋大夫郤犫把孙林父送去见卫定公,卫定公仍拒不接见。这时定公夫人定姜在一旁劝说道:“不能这样,孙林父是先君大臣的后嗣,况且又有大国为之请情,再不相见,卫国危亡就无日了。孙林父虽然可恶,但较之卫国的灭亡不是好些吗?君主还是忍耐一下吧,安定百姓而赦免宗卿之罪不是也可以吗?”

卫定公见夫人言之有理,便接见了孙林父,并恢复了他的职务和采邑。

卫为小国,晋为强霸,在公理无存、霸权横行的春秋一代,卫定公竟一再拒绝强晋之请,实在是一种不明智之举。定姜从全盘考虑,抛弃个人好恶,劝定公接纳孙林父,避免卫、晋之间的纠纷,从而使卫国避免了一场由此有可能引起的覆顶之灾。

如果说谦让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道德的修养、一种主动的退让,那么忍耐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被迫的防守。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道出了退让中所蕴含的人生真谛。确实,许多生机和活路,是只有在退让中才能找到的。谦让与忍耐尽管在表现形式上都是一种智慧的退却,但忍耐除了智慧之外,它还需要一种顽强执着的意志。

忍,不是逃避,它是深藏于坚冰下的种子,是蛰伏于地壳里的岩浆,它是能量的收缩,是时运不济时的自我防护。忍,不是沉睡,它是等待,是寻找,是等待来年春天的第一声春雷,是寻找那喷薄而出的突破口。

鲁昭公元年(前541),鲁国大夫叔孙豹出席以楚国为盟主的盟会,鲁国的季武子却破坏正在进行的和谈,出兵侵莒。楚人大怒,要杀掉鲁使叔孙豹。这时晋国大夫赵文子的臣属乐桓子要叔孙豹贿赂赵文子,请赵文子出面去楚人那里为之说情。叔孙豹知道这样虽然可以幸免,但鲁国仍将受诸侯之师,故坚辞不肯。赵文子听说后,为叔孙豹临患忧国的行为所感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伟丈夫。于是主动为之说情,终使叔孙豹免受戮身之刑,鲁国也免了兵燹之灾。

叔孙豹回国后,曾夭御季武子亲往叔孙豹家犒劳;叔孙豹恨季武子伐莒,使己险遭不测,故久久不出来会见。曾夭对叔孙豹的家臣曾阜说:

“我们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表明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鲁国向来以相互忍让来治理国家,叔孙氏在国外能忍让,怎么在国内就不能忍让一点呢?”

曾阜亦寸步不让地说:“他既然在国外已忍受了数月之久,你们在此只等一个上午,这又何妨呢?”曾阜转身回到房中对叔孙豹说:“可以出去了!”叔孙豹满腹无奈,指着厅前的大柱子对曾阜说:“虽恶是,其可去乎?”(《左传·昭公元年》)于是只得出来会见了季武子。

“虽恶是,其可去乎?”道出了忍者心中的苦衷,也道出了忍者所需要的耐心和毅力。

人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人,就是人能忍让的结果。任何社会契约,任何公共道德,都是以人能退让、交出一部分权利和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共同设置一个雷池,谁也不许超越,没有忍让与妥协,也就没有公约与律令。只有各自退出一块共同的禁地,才有“三八线”,才有联合国公约。因此,“忍”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品德。夏日炎炎,任何加诸身体的布条都成为多余,但是你能赤条条地立于门户之外,享受着无遮无拦的畅快吗?不能。

虽恶是,其可去乎?

人类智慧的制高点,往往是在逆境的忍耐中显现出来的: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