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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韬略:两封信揭秘郑国与晋国的艰难困境

【摘要】:子家于是写了封长信给当时晋国掌权的赵宣子,说明郑国身不由己而服楚的苦衷。四十年后,即襄公二十四年,子产亦有一封信给晋国的当权者范宣子,当时盟主晋国对诸侯的责求太多,使诸侯们难以承受,苦不堪言。

春秋中期的霸业舞台上,上演的是晋楚两国的戏,郑国夹在晋楚之间,成了晋楚交兵争霸的一个焦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郑国的倾向是晋楚两国势力消长的晴雨表。

鲁襄公八年(前565),楚人伐郑。郑国的卿大夫们对从楚还是附晋争吵不已,子驷说:“敬共(供)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指与晋楚两国相接的边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左传·襄公八年》)

子驷数言,道出了郑国在晋楚争霸中惯用的外交原则,生存是至上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讲信用,甚至不要国格。这种谁来从谁,谁强附谁的做法,实际上集中反映了春秋时代中小国家的尴尬和无奈。

郑国是运用这一“小国之道”为数不多的成功者,它之所以能在兵车相会的中心地带,在晋楚两强的夹缝之中万劫而不灭,完全是凭借着像子家、子产这样一大批杰出外交人才的韬略和智慧。

文公十七年(前610),晋侯为伐宋,合诸侯于扈(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北),因郑国新附楚,故晋侯不见郑伯。子家(公子归生)于是写了封长信给当时晋国掌权的赵宣子,说明郑国身不由己而服楚的苦衷。子家先历数郑国各代君主忠心朝晋的历史,表白郑国事晋战战兢兢、“畏首畏尾”、如履薄冰的心态。认为小国奉大国常处于非人即鹿的地位,若大国德,则小国乃人;若大国不德,则小国乃鹿也。为鹿知其将亡,故有急不择路、赴险犯难之举。信的最后叙述了郑为何朝齐服楚,实乃迫不得已的应急之策,并非己之意愿。申明了郑国“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的理由。赵宣子见信后,同意与郑握手言和。

四十年后,即襄公二十四年,子产亦有一封信给晋国的当权者范宣子,当时盟主晋国对诸侯的责求太多,使诸侯们难以承受,苦不堪言。于是子产在信中对范宣子说:

“您治理国家,四邻诸侯不闻令德,却只闻沉重的贡品,为此我深感困惑。我听说,君子治国不患于无财货,而患于无善名。如果诸侯之财货都聚敛在晋国公室,则会使诸侯内部分裂;如果您以这些财贸为利,则会使晋国内部分裂。诸侯内部分裂.则晋为盟主必受害;晋国内部分裂,则当道之臣亦受祸。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聚敛财货?

“令名,是载德远行的车子;德行,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有基础才能不毁坏,您不也应该致力于此吗?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经》上说:君子快乐,是国家的基础。如果晋国能推己及人,不把自己尚且不愿纳币进贡的事强加在诸侯身上,这样晋国的令名就会远播,从而使远方的诸侯来朝,邻近的诸侯安心。您是想让人对您说您真正地养活了我们,还是想让人对您说您榨取了我们的财货来养活自己呢?大象有牙而遭身毙,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呀!”

范宣子读罢子产的这封信,顿开茅塞,于是减少了诸侯的贡品。

子家的信,以情动人,道出个中原委,掏出淤积的苦衷,如温火炖汤,只要火候到了,只要情到深处,功效自见。

子产的信,以理服人,申明大义,讲清道理,为对方着想,也为自己考虑,不媚不怨、不亢不卑,似晚风拂铃,清澈警人。使范宣子不能不听,听后又不能不服。

两封书信,可以说是郑国伐交斗争中的一个缩影,或动之以情,或晓之以理,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手段。论理说义,却长于变通;咬定青山,却巧于周旋